金庸去世，從此世上無大俠，只留經典在人間！

導讀☞

還沒有從李詠老師離開的悲傷中緩過神，金庸前輩離世的訊息無疑又是一個噩耗。

金庸，不只是一個筆名，是我們共同的時代記憶。“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實在不敢相信，陪我們長大的他，真的離開了。

這篇文章，是我之前喜歡的一篇舊文，沒想到是在這個時候分享給大家……

看過金庸小說的人都會好奇，金庸到底跟他筆下的哪個人物比較像。是機靈圓滑的韋小寶？老實憨厚的郭靖？還是優柔寡斷的張無忌？

雖然因創作出許多豪氣萬丈的大俠形象而被稱為“查大俠”，但是金庸卻覺得這個稱謂實在過譽：“如果在我的小說中選一個角色讓我做，我願做天龍八部中的段譽，他身上沒有以勢壓人的霸道，總給人留有餘地。”

電視劇版段譽和王語嫣

倪匡曾經評價“段譽有絕頂武功，朱蛤神功好象沒有怎麼用過，六脈神劍要緊時用不出，斗酒時卻大派用場，凌波微步要來作逃命之用，倒十分實在。”在性格上，段譽博學多才、善良固執，被爹孃取小名為“痴兒”。由此看來，段譽的這些特徵倒是與金庸有些相似。

生為“痴兒”

金庸本名查良鏞，出生在浙江海寧，祖上是名門望族，不但善於經商，而且出了很多學識淵博的後人。

雖然在查良鏞出生時家道已經有些衰落，但依然有良田三千畝。男孩子都淘氣，但他不同。家裡藏書多，他便整天泡在藏書堆裡，讀得廢寢忘食。父親怕他讀出毛病，便想方設法讓他出去玩。

有一次，父親拖他出去放風箏，放著放著，一回頭，查良鏞不見了。

父親急得不行：“怕被別人拐走了。”找了半天沒找著，回家一看：“這小子正泡在書房看書呢。”

在讀書這方面，查良鏞也可算是個“痴兒”。但他雖愛書成痴卻並不呆板，相反，他還頗有做生意的天賦。其實要論他真正的處女作，並不是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而是一本叫做《給初中投考者》的試題精編，由查良鏞和其他兩位同學根據所考的內容自己出題編寫。這本試題精編類書籍暢銷幾省，賺到的第一桶金就足夠把他供到大學。那時他只有十五歲。

俠氣外露

雖然成績優異，但查良鏞卻不是那種“乖乖仔”。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天生自由散漫、不守規矩”。

1940年，查良鏞考入浙江聯合高中。當時學校常辦壁報，文筆極佳又愛好寫作的查良鏞成為了壁報的常客。有一天，壁報前面擠滿了人，大家都在爭相看著一篇名為《阿麗絲漫遊記》的文章：

“阿麗絲小姐來到校園，忽見一條色彩斑斕的眼鏡蛇東遊西竄，伸毒舌，噴毒汁，還口出狂言，威嚇學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學生們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因為誰都知道眼鏡蛇指的就是他們的訓導主任，訓導主任的名言就是——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這篇大作的作者就是查良鏞。因為看不慣訓導主任的種種行徑，“瞧不得他有事沒事就辱罵學生”，便仗義執言，用筆來討伐他。

訓導主任看到文章，氣得全身發抖，立馬跑到校長那裡哭訴：“請立即開除他。”幾天後，查良鏞被勒令退學了。他便轉到衢州中學，唸完了高中。

一個人一生中被開除過一次，已經可以稱得上是個“傳奇人物”，但難就難在還被開除過兩次。

查良鏞在四川重慶讀大學時代，唸的是外交系，希望成為一名外交官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由於看不慣學校裡不良的校風，他再次因大膽直言，於是遭遇了平生第二次開除。外交官理想因此幻滅。

從查良鏞到金庸

命運有時說來也奇怪，查良鏞雖然一生都未實現他的外交官理想，但他後來也說：“雖然沒有成為一名外交官，但我並不後悔。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確實不適合做這個職業。外交官的規矩太多，說不定做到一週我就被開除了。”

於是命運把他帶進了人生的另一個方向。1946年秋天，《大公報》刊登啟事：面向全國公開招聘三名國際電訊編輯。應聘者蜂擁而來，竟多達3000人。查良鏞憑藉自己的才華被千里挑一，進入上海《大公報》，正式步入了報人生涯。

1948年，《大公報》香港版復刊，查良鏞被派到香港工作，這也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那時在香港工作並不是一個好差事。跟現在的國際化大都市來比，那時的香港比上海要差得多。但香港在發展，查良鏞作為報人、作為金庸的人生也在一步步走上正軌。

1950年，《大公報》旗下《新晚報》創刊，查良鏞被調到《新晚報》，做了副刊編輯。

當時《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注意到，比武擂臺會受到很多人的關注。於是靈機一動，決定邀請編輯陳文統在報刊上連載武俠小說。小說連載後引起轟動，自此打開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大門。

這部小說叫做《龍虎鬥京華》，陳文統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梁羽生”。

1955年2月初，梁羽生的《草莽龍蛇傳》快連載完了，但他還沒有想好下一部寫什麼。

羅孚便只好找到另一個武俠迷查良鏞：“梁羽生顧不上了，只有你上了。”

於是查良鏞的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問世，反響甚至超過了梁羽生。他將名字最後一字一分為二，署名“金庸”。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香港的政治風氣比較複雜。走到哪裡，都是一片說謊聲。金庸忍不住了：“我必須發聲。”於是，他找到昔日同學沈寶新，兩人一起出資，創辦了《明報》。

辦《明報》要十萬塊，金庸自己就出了八萬。他將自己寫小說和稿子賺的錢全部投了進去。他每天一篇的社論，在眾多報紙中獨樹一幟。當時金庸一邊寫小說，一邊寫社評，小說要寫八九百字，社評要寫一千多字。還要隨時關注國際時訊，精力消耗很大。

每天一睜眼，就有兩千字的稿子等著他。晚飯都不吃，要寫好社評才能坐下來安心吃飯。社評寫完的時候，一般也就到了報紙要發的時候。時常看到金庸在邊上寫，報紙排字工就站在旁邊等著他。

金庸一直持續地為正義發聲，也將家國天下的主題融入進小說中，於是便有了《神鵰俠侶》《飛狐外傳》《倚天屠龍記》……身為持續發出聲音的公眾人物，金庸必然會被某些勢力視為眼中釘。有人放出話來：要消滅五個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金庸說：“我雖然成為暗殺目標，生命受到威脅，內心不免害怕，但我決不屈服於無理的壓力之下，以至被我書中的英雄瞧不起。”

金庸和倪匡

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金庸聽到風聲，還跑去歐洲躲藏了一個月。連載的《天龍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筆。一個月後，金庸回到香港。倪匡笑著對他說：“抱歉抱歉，我討厭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寫瞎了。”

但不屈服的金庸又撰寫了政治寓言小說《笑傲江湖》，以及社會問題小說《鹿鼎記》。“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可謂是金庸的真實寫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輿論風氣歸於平靜。1972年，金庸宣佈封筆：“如果沒有什麼意外，《鹿鼎記》是我最後的一部武俠小說了。”

八十歲的學生金庸

金庸寫了十四部武俠小說，部部經典。但金庸的名氣雖響徹中外，而且博古通今，歷史、政治等知識信手拈來，他依然覺得自己學問不夠。因此即使是在獲得劍橋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學位後，金庸堅持選擇作為普通學生申請就讀劍橋大學的博士學位，那時的他已經是81歲高齡。

在劍橋讀書時，金庸同普通學生一樣。揹著雙肩包，裡面放滿了課本。有一段時間金庸還會騎著車上課，但因為太太擔心會發生危險而就此作罷。

在劍橋上學，金庸又變成了那個別人不太關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環、不再是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他做的一切都“不為學位，只為學問”。

有學生想找金庸拍照，簽名。金庸說：“我現在是學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學生的時候，我再和你坐下來一起吃飯、喝茶。”

在金庸眼裡，在任何時候學習都不算晚。永遠保持謙卑的態度去探索人生中的未知，自尊而不自負，驕傲而不自滿，這也是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必須修煉的一部武功秘籍。

有人曾經問金庸：“人生應如何度過？”老先生答：“大鬧一場，悄然離去。”人生在世，去若朝露。一個人的一生，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俠小說，前半生縱情恣意、灑脫妄為，後半生心懷敬畏，有不斷向學之心。就如查大俠的人生，可敬，可嘆。

金庸談佛法

金庸：圓教《法華經》是佛教的真髓

————皈依佛教與生死問題

池田：適才我們談過雅戈佈列夫先生與佛教的話題。金庸先生也信奉佛教，且對佛學甚有造詣，先生皈依佛教，是緣起於什麼事呢？

金庸：我之皈依佛教，並非由於接受了那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導，純粹是一種神秘經驗，而且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過程。

池田：請往下說。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歲的長子傳俠突然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自殺喪命。這對我真如晴天霹靂，我傷心得幾乎自己也想跟著自殺。當時有一個強烈的疑問：“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忽然厭棄了生命？”我想到陰世去和傳俠會面，要他向我解釋這個疑問。

池田：是嗎？我可是初次聽到。失去孩子的父母親的心情只有當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這樣，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師戶田先生也有過這樣痛苦的經歷。他還年輕的時候，他的僅有一歲的女兒夭折了，這是發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經感傷地緬懷道：“我抱著變得冰冷的女兒，哭了整個晚上。”過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這使得他認真地思考有關“死”的問題。

金庸：此後一年中，我閱讀了無數書籍，探究“生與死”的奧秘，詳詳細細地研究了一本英國出版的《對死亡的關懷》（Man’s Concern with Death）。其中有湯恩比博士一篇討論死亡的長文，這篇長文有不少精湛的見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對“人之生死”的大疑問。這個疑問，當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時期曾從頭至尾精讀過基督教的新舊約全書，這時回憶書中要義，反覆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義不合我的想法，後來我忽然領悟到（或者說是衷心希望）亡靈不滅的情況，於是去佛教書籍中尋求答案。

池田：戶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長女及妻子之後的一個時期信奉過基督教，但是，關於“生命”的問題，卻始終無法令他信服，也無法解答困惑和疑問。您之所以認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能解答“生死觀”的問題吧！

那次會晤，我們說起過的康丁霍夫·卡列盧基先生曾經說過：“在東方，生與死可說是一本書中的一頁。如果翻起這一頁，下一頁就會出現，換言之是重複新生與死的轉換。然而在歐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書，由始而終。”這也就是說，東方與西方的生死觀有著本質的不同，對於“生死觀”，您曾作過竭力的思考，當然也不會滿足於那種將人生視作“一本完整的書”的生死觀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氣學完，那種苦讀和鑽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國的佛經卷帙浩繁，有數萬卷之多，只讀了幾本簡單的入門書，就覺得其中迷信與虛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但還是勉強讀下去。後來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幾個月之中廢寢忘食、苦苦研讀，潛心思索，突然之間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裡了。一定是這樣。”不過中文佛經太過艱深，在古文的翻譯中，有時一兩個字有完全歧異的含義，實在無法瞭解。

於是我向倫敦的巴利文學會訂購了全套《原始佛經》的英文譯本。所謂“原始佛經”，是指佛學研究者認為是最早期、最接近釋迦牟尼所說佛法的紀錄，因為是從印度南部、錫蘭一帶傳出去的，所以也稱為“南傳佛經”。大乘佛學者和大乘宗派則貶稱之為“小乘”佛經。“原來如此，終於明白了”

池田：能以漢譯的佛經與英譯的佛經相對照比較，才可以對之進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經容易閱讀得多。南傳佛經內容簡明平實，和真實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這種知識分子容易瞭解、接受，由此而產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語文中原文意義為“覺者”）的的確確是覺悟了人生的真實道理，他將這道理（也即是“佛法”）傳給世人。我經過長期的思索、查考、質疑、繼續研學等等過程之後，終於誠心誠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決了我心中的大疑問，我內心充滿喜悅，歡喜不盡——“原來如此，終於明白了！”從痛苦到歡喜，大約是一年半時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談談當時的心情。

金庸：隨後再研讀各種大乘佛經，例如《維摩詰經》、《楞嚴經》、《般若經》等等，疑問又產生了。這些佛經的內容與“南傳佛經”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誇張神奇、不可思議的敘述，我很難接受和信服。直至讀到《妙法蓮華經》，經過長期思考之後，終於了悟——原來大乘經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的方法來宣揚佛法，解釋佛法，使得智力較低、悟性較差的人能夠了解與接受。《法華經》中，佛陀用火宅、牛車、大雨等等多種淺近的比喻來向世人解釋佛法，為了令人相信，甚至說些謊話（例如佛陀假裝中毒將死）也無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揚佛法。

池田：《法華經》富於藝術性，有“永恆”，有廣闊的世界觀、宇宙觀，有包容森羅永珍一切生命空間的廣大。其中許多警句般的經文有影像般的美，簡直可以說是一本莊嚴的“生命的攝影集”，可以一頁一頁翻轉似的，那一瞬一瞬的畫面如在眼前浮現。

金庸：我也是瞭解了“妙法”兩字之旨，才對大乘經中充滿幻想的誇張不起反感。這個從大痛苦到大歡喜的過程大概是兩年。

池田：《法華經》是“圓教”，如果從作為大乘經典最高峰的《法華經》來看的話，其他的佛經，都可謂各執真理一端的說教，一切經全部都可收納於“圓教”的《法華經》中，宛如“百川歸海”。您先學小乘佛經，後再研讀大乘經典，得出的結論認為《法華經》是佛教的真髓，這確實反映出先生對於佛教的認真探索之精神。

金庸：對於我，雖然從小就聽祖母誦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後，才透過痛苦的探索和追尋，進入了佛法的境界。

金庸先生曾說過： “研讀這些佛經之後，我覺得看待許多事情都變得清朗，連死都不怕了，不再計較名利得失，心裡坦蕩蕩的，無所掛礙。”

先生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曾有人在報上對金庸的小說進行了刻薄的嘲諷，許多人都以為金庸會大動肝火。但恰恰相反，金庸只是向媒體發了一封特別溫和的公開信：“……上天待我已經太好了，享受了這麼多幸福，偶爾給人罵幾句，命中該有，也不會不開心的。”

輕描淡寫的泰然，當真如他小說中《九陽真經》中的幾句話：“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

他曾提到這樣一個例子，到北京來看到一個朋友生活雖不富裕，但一家人和睦相處，其樂融融；而一位香港的朋友雖是家財萬貫，卻煩惱纏身，不得安逸。他說，“還是北京那個朋友過得好一些。”

在四川走訪時，許多讀者捧著他的書請求籤名，但擺在金庸面前的，幾乎都是盜版書。金庸大筆一揮就簽了，說：“除了簽名，其他都是假的。”如不是對佛學有深入實修實證，怎麼說得出如此一般富有禪機的話語？

也許只有看到生死並且堪破了，心上才能真的安，活著才能真的穩。

如果說活著就是一種修行的話，晚年的金庸，真有了“天心月圓、華枝春滿”的朗然意韻。

是的，我們忘不了他，如同忘不了心底那個波詭雲譎、滄海長嘯的武俠世界。他從此離開了這個刀光劍影的娑婆世界，在極樂淨土的一端靜默微笑，但我們依然可以接通他，那就是跟他一樣去深入佛學。

從此世上無大俠，只留經典在人間！讓我們共同祈願老人家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