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治上，國民是國家的主體，國民對國家享有相應的政治權利

引言

啟蒙主義者運用了近代政治學、法律學理論，較清晰地界定了“國民”概念：國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為其團體之單位，故日曰國家之構成分子。即國民是國家的有機構成分子，國家是國民的有機表現。

國民在人格上是獨立的，而從法律的角度說，作為國家的構成分子，擁有相應的權利和義務。具體地說，國民是國家的有機構成分子，但這種構成是法律主體“單位”的有機構成。也就是說，作為構成國家分子的國民，必須是從各種宗法性關係中分離出來的非身份性的、人格獨立的個體，否則便不是國民，而是“奴隸”、或曰“臣民”、“部民”。當時的許多啟蒙主義者都指出了國民與“奴隸”、“臣民”、“部民”的區別。

例如1901年《國民報》上《說國民》一文便列舉了國民與奴隸的5個區別，說明了只有擺脫奴隸地位、成為在政治上有權利、負責任，在人格上自由、平等、獨立的人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民。啟蒙主義者之所以揭示出國民與奴隸的對立，既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矇昧主義文化的批判，也是為了強調：國民的地位並不是自然享有的，國民地位的取得除了其外在的資格（構成國家的分子）外，還有其更為重要的內在條件、或曰根本特徵。用梁啟超的話說是一種國民“人格”，是“國民之資格”。

而要達到國民“人格”，擺脫奴隸“人格”，成為真正的國民，就必須透過自己的主觀努力。這個努力包括：要有“立國心”，即民族成員能聯合起來創立新型的“民族的國家”；要有“權利”觀念，包括“身體自由之權利”、“參預國政之利”；要有“責任”觀念，擔負起國家之責任；要有“自由”觀念，擺脫“外權”（外國）、“君權”、及傳統的“風俗、思想、教化、學術”之壓制；要有“平等”觀念，沖決一切“尊卑上下”之“網羅”；要有“獨立”觀念，在身份上、人格上都不屈從於、依附於君相或外國勢力等。

如果歸納起來看，這裡所謂的國民“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即國家觀念。這是由中國近代文化運動的特點所決定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近代的“國民”觀念明顯區別於西方：其一，西方國家的國民觀念是市民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中國的國民觀念，主要的是外國侵略形成的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孕育的產物；其二，與此相關聯，西方國家的國民觀念具有較深厚的人文主義觀念的基礎，而中國的國民觀念中，其內裡雖然也表現出人文主義的傾向，諸如：“夫天之生人也，皆賦與獨立之性”。

“（人）生天地之間者，自非犬馬奴隸，皆有自主之權”，是對人權的嚮往，對個體價值的肯定。但總的來看，中國啟蒙主義者所說的“人”－“國民”，並非人文主義的抽象的自然人，而是現實功利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觀照下的“民”－“國民”。由此發為政治主張，則是以國家利益為導向、更強調政治參與的“民權”，而不是以個人主義為導向、更強調個人“自然權利”的“人權”。所以，20世紀初年幾乎倡行於中國各階層、各地區的“民權”論，基本上是政治的色彩、政治的內容。

多數人（至少是知識階層）已基本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國民應當是國家的主體，這種主體地位主要表現為“國家完全之主權屬於國民”。所謂“國民為國家之主體”，是指國民是國家的“最高機關”，而君主或總統只是國民委任的辦事者而已。所以，當時較普遍的主張是，國民是國家的主人，而君主、或總統，政府官員只是僕役、或辦事者。由此而得出的合乎邏輯的推論便是：“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為權利、義務之主體”。

作為國家的主人，“人人皆有國家主權之一分”；同樣，作為國家的主人，“人人對國有應盡之義務”。而國民“權利”與“義務”的內涵，主要是上文所說的國民的國家觀念。具體而言，即國民人人都能自覺地“以國為己國，以國事為已事，以國權為己權，以國恥為己恥，以國榮為己榮。”這既是國民權利、也是國民義務的思想內涵。可以說，這正是國民主義的理論基礎。

所謂國民為權利之主體，其理論之表現即民權論－民權主義。它與戊戌時期的民權論不同，戊戌時期民權論的致力所向是在君權總框架下提升民權的政治地位；而這一時期的民權論－民權主義，則是在國民主義、國民是國家主體這一理論框架下，致力於將國民還原為國家的主人，進而對“公產業”－國家行使完全的主權，即：“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一切平民皆有參與國權行使之權焉，蓋一切平民之意思即為統治權之源泉”。

所謂國民為義務之主體說，也同樣是以國民主義、國民是國家主體為理論框架的。因為，國家既為國民“人人共有之物”，那麼，國民人人對國家“即有應盡之義務，以維持其間”。而且，義務與權利是互相依存的，國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義務，若“舉國相率而棄其義務，欲其國之隆昌也，何異緣木而求魚；四萬萬人分為四萬萬之國而不暇，而望其統一也，不其難乎？”按照這種國家本位的思想路徑，啟蒙主義者們最為強調的國民之義務，不是納稅、服兵役，而是“對於國家、社會之義務”。

其中主張最力的是國民要有權利思想和向“民賊”、“國賊”爭“民權”和“國權”，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等，以盡國民“政治上之責任”。權利與義務的結合，構成為國民的基本特質，也構成為“國民為國家之主體”理論的根本內容。而“國民為國家之主體”理論的實踐形式，或者說，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結合的集中體現，則是“國民政治”，它包括“國民立憲”、“國民革命”。從“國民為國家之主體”論出發，立憲派認為，立憲運動之“原動力不可不還求諸國民之自身”。這裡所說的“國民之自身”，所指的當然是國民的權利與義務觀念的自覺。

所以，“餘所主張之立憲，非政府的立憲，而國民的立憲也”。於是政治改革運動也從過去的自上而下變為自下而上；從“國民為國家之主體”論出發，革命派認為：“凡受君權之壓制而不能為法國人之所為者，非國民也；凡受外國之壓制而不能為美國人之所為者，非國民也”。所以，“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今者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公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無論是革命的過程、還是革命的成果，都是落實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的體現。因而，權利與義務論的完整闡述，說明近代文化啟蒙的觸角開始深人到了個體領域，標誌著20世紀初年的中國開始從以人格依附為特徵的“臣民”社會向以人格獨立為特徵的公民社會轉型。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的結合，也構築了“國權”的基礎。正如當時許多人已認識到的，國家及國家利益的集中體現即“國權”。

結語

按照進化論的國家乃“積民而成”的觀點，國家主權是由各單個的民權建構成的。即“民權之集，是為國權；民而無權，國權何有？”所以梁啟超說：“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這裡實際上就指出了這樣一個道理：國民主義是以民權主義為核心，其最終指向則是“國權”，其政治形式則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即：以國民主義為宗旨，以民族主義凝聚“民族的國民”，並推動“國民的運動”－“國民的立憲”、或“國民革命”，建立全新的以國民為“主人翁”的國家。這也正是民族主義－祖國主義－國民主義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