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鵬論：柏拉圖的著作原本只是為了普及哲學？

放眼世界，我們不難發現，大凡早期的關於思想的典籍都以對話形式出現，比如：希臘和中國，印度的很多佛教經典也如此。

——坤鵬論

一、對話

坤鵬論之前曾講過，哲學家如果加持了文學天賦，那簡直是不想出名，不想留芳百世，都難。

柏拉圖就是典範中的典範。

他不僅聰穎智慧，而且還有極高的文學藝術天分，在哲學和詩歌領域都頗有建樹。

更厲害的是，曾經是劇作家的他開創了一種兼具真和美的表達媒介——對話。

或者我們也可以認為，柏拉圖是用寫劇本的方式寫哲學，他的對話錄其實就是一個個哲學劇本。

這種融合了詩歌和哲學、藝術和科學的高超手法，在哲學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而且，這種文體哪怕是被翻譯成其他語言，魅力也依然不減。

雪萊就曾滿懷崇拜地寫道：

“柏拉圖把深刻嚴謹的邏輯推理和激情澎湃的詩歌巧妙融合，用華美的詞句與和諧的韻律生動地展現他那雄辯的觀點，讓讀者在一氣呵成的完美樂章中暢享哲學的意趣。”

而且對話這種文體與蘇格拉底的提問法簡直就是形神俱配，絕配中的絕配。

前面講過，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要探討真理，獲得真正的知識，就應該由兩個有各自立場的人進行對話。

他們一個代表正方，一個代表反方，談到最後變成“合”。

“合”表示各自吸取了對方的優點，再往上提升。

接著，再以其為“正”，尋找另一個“反”，繼續談下去。

這種對話正如辯證的方式，正反兩面綜合起來不斷螺旋式向上提升。

如果再形象些，我們可以認為這種對話就是兩人互為臺階，看似辯論，實際達到的效果卻是拾階而上，共同進步。

自柏拉圖之後，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後來的其他歐洲人，都常常用對話的形式表達哲學思想。

不過，能夠達到柏拉圖那般語言極其優美，人物性格突出且觀點鮮明，又飽含頂級哲學思想的，幾乎沒有。

所以，柏拉圖的著作堪稱世界哲學與文學雙料的不朽之作。

二、對話形式有什麼優點？

和系統地闡述思想相比，對話形式具有它自己的優點。

首先，它更加形象、生動。

柏拉圖的對話錄非常類似戲劇劇本，看它的感覺如同真正有兩個人在進行辯論，具有很強的帶入感，讀者很容易被拉入其中，先是旁觀者，漸入佳境後還會成為參與者。

因為是對話，讓讀者有了較大的思考自由，不一定要認同某一角色，不像論文體那樣總是作者高高在上般牽著讀者向一個特定的方向走，所以，更容易被讀者接受。

另外，人們看文學作品時，往往會將自己同化為主人公，與其同命運共呼吸，所以都希望主人公天下第一，無往不勝，這種勝利最好是主人公利用智慧或是武功完成，不少網路小說的成功就是這種讀者意願的體現。

而蘇格拉底是絕大多數對話錄中的絕對BOSS、主人公，他的提問（很多時候應該叫詰問更合適）就像連珠炮一般，常常將對手問得手忙腳亂，暈頭轉向，讀者非常喜歡並享受這種智慧帶來的勝利感。

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柏拉圖的對話錄中對於權威的挑戰與嘲諷。

比如：與當時最紅、最牛的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羅泰戈拉與高爾吉爾的對話錄。

而這兩人收取高昂的學費、擁有大把的財富以及高貴的身份地位，深深地被普通人的羨慕嫉妒恨著，柏拉圖的著作給了嫉妒恨的宣洩之口。

其次，在對話中，不同的人物可以各抒己見，既可以表示贊同，也可以進行反對，關鍵是，這樣可以從不同的側面考察同一個問題，這恰恰是哲學最重要的部分——論證的重中之重——論辯。

就算本來只是自己和自己論辯，如果用對話體寫出來，會逼著作者更慎重地考慮“對手”的觀點，來回往復，反覆推進，令自己的觀點更深入可靠。

這應該也和柏拉圖的長達12年的在外遊歷密切相關。

因為他發現真理常常在極端中片面展現，只有融匯問題的各個方面才能獲得全方位的真理詮釋。

再次，作者本人在對話結束時也不必總是調解不同意見之間的分歧，他也不需要表明自己的最終立場。

這既可以表示作者猶豫不決和模稜兩可的態度，也可以表示作者清楚地知道並深信著，人的思想永遠都不可能達到完全的統一，意見分歧和思想對立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顯然，柏拉圖屬於後一種情況。

同時，這樣的寫作可以隨時開始，隨時結束，不必非要有個黑白分明的結論，使得作者的寫作也自由了很多。

還有什麼比自由更能激發人的創造力的呢！

最後，對話式的思想著作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話裡有一個主要人物，他作為導師出現，目的在於透過他來闡述某種真理。

之所以需要這麼一個導師，用意在於樹立權威，增加作者作品的可信度和接受度。

柏拉圖之所以以蘇格拉底為主角，因為他早期在哲學界還不具備廣泛的威信，只有抬出蘇格拉底才能保證其作品被廣泛接受。

到了後期，他的著作中蘇格拉底確實在漸漸隱退。

我國的《論語》差不多也是這樣。

它透過“子曰”，讓後人知道這句話出自孔子之口，讓人信服。

印度的佛經也與之類似，它主要透過“如是我聞”說明這段話是聽佛說法而來，不是自己編的。

不過，相比之下，它們都不像柏拉圖的著作是那麼純粹的對話形式。

另外，放眼世界，我們不難發現，大凡早期的關於思想的典籍都以對話形式出現，比如：希臘和中國，印度的很多佛教經典也如此。

所以，我們也可以將對話形式視為人類哲學發展和著述的早期階段。

越到後期越注重系統的論證，越來越接近現代的學術方式。

比如：柏拉圖之後的亞里士多德，寫作形式與其老師完全不同。

中國也是，《論語》之後，《荀子》、《韓非子》、《莊子》、《列子》等典籍，幾乎很少出現對話式的寫作方式，對話越來越轉向論證。

講到這裡，坤鵬論再說說孔子和蘇格拉底。

其實，如果將這兩位人類的大先賢進行對比，就會發現他們有著很多相似之處。

比如：出生的時代接近；都是偉大教師的典型；都熱衷於政治，一生都在談論哲學、道德和政治問題中度過……

他們最大的相似之處在於，都極為關注人的問題，在人的道德、人的知上下功夫。

當然，他們的最大不同也造就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蘇格拉底在自我意識對普遍概念的確證中，從“思”、從“大”開始陶鑄自己。

孔子則在強調群體意識中，在“齊之以禮”的躬行中，從“始於足下”的行起表現出自己。

蘇格拉底側重於啟示人怎樣思，孔子側重於告誡人如何行。

三、寫出來的只是為了普及哲學？

柏拉圖曾親自表示，口頭傳授比書面表達更為重要，他從來都不相信能夠用書面文字來表達他的思想內涵，而且文字的東西可能會遭受猜忌或不被理解。

“我沒有著作，而且以後也不會有，因為這不像別的事情，只要學會了就可以說出來。它是突然之間產生的，就像被一個跳躍著的火花點燃了，這是心靈的閃光，從此以後它就會自我儲存。”

所以，一些哲學史家認為，柏拉圖寫作對話只是為了“消遣”，是為了指導人們從事哲學研究的入門性著作，而柏拉圖思想的核心部分都是由他口頭傳授的。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看待柏拉圖的對話錄，我們會發現不管是對話的方式，還是關於支援與反對的爭論，以及論點的鋪陳展開與強調說明等都被柏拉圖調整為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裡面充滿了普通人喜愛的戲謔、嘲諷、比喻、神話。

是啊，還有什麼比這些更容易讓初學者理解和接受呢！

而且，坤鵬論越是對柏拉圖瞭解得多，越能感受到他那永不熄滅的、比恩師蘇格拉底更強烈的政治抱負。

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柏拉圖研究哲學的最終目的是政治。

比如：他在外遊歷的12載中，特別關注了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政治體系；

還比如：他所寫的《理想國》，基本就是一本施政大全，其中將蘇格拉底與自己的思想融會貫通，大成之作；

再比如：他建立柏拉圖學園的初心就是教育興邦、智慧治國，為此不收分文學費，其目的就是儘可能地吸引優秀的青年才俊，優中培優，培養出未來擔當國家脊樑的智慧精英，實現他所規劃的政治藍圖，振興雅典。

有了上面這樣宏大的初心和抱負，我們對於他會耗費五十多年時間和精力寫哲學普及著作，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智慧啟蒙更值得去做、更有價值的事嗎？

有人會說，瞎掰！如果是普及類圖書，為什麼我看起來如此的費勁，常常一頭霧水！

坤鵬論認為，這主要就在於內容是有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的，越是像柏拉圖的著作那樣有大量玩笑和隱喻，越與時代、地域、民族息息相關。

就像我們說：“耗子尾汁”、“年輕人，不講武德”……這些流行語，不用解釋，大家都能會心一笑，可是，你把它放到2000多年前智慧無比的蘇格拉底、柏拉圖面前，他們也會暈菜。

所以，不瞭解柏拉圖的時代背景和文壇風尚的現代人，肯定有難度。

但是，對於那個時候的普通讀者來說，卻讓深刻晦澀的哲學思想變得淺顯易懂了。

四、比喻大師柏拉圖

柏拉圖著作所表現出的一大特點是，他特別熱衷於用比喻來陳述道理，豐富的明喻暗喻總是交錯呈現。

對於比喻，坤鵬論曾在《比喻是學習的捷徑 會打比方代表學習的層次》專門討論過，著名文學理論家喬納森·卡勒曾這樣說道：“比喻是認知的一種基本方式，透過把一種事物看成另一種事物而認識了它。”

能不能找到恰當的比喻，和能不能用一句話給出定義一樣，是快速檢驗基礎知識夠不夠紮實的最佳方法。

比喻，也可稱為類比，說明問題時，一張圖可以勝過千言萬語，同樣，一個比喻可以打敗千百個論證。

比如：將大腦比喻為電腦，大腦是硬體，意識是軟體，其執行原理和電腦硬體執行程式一樣。

這個比喻本身無法證明什麼，因為大腦是不是真的像電腦般運作還沒有定論，但是，至少可以讓我們對原本難懂的大腦運作過程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

比喻的最大好處不僅是幫助理解，用比喻法（類比法）說明事物時，我們雖然拿兩個不同事物或過程來互相比較，但它們卻擁有某種共同結構、形式或其他特徵。

用比喻將兩者加以聯結後，我們會先從第一個事物引申出某種特徵，再經由兩個事物所共同的其他特點推斷出第二個事物也同樣擁有此特性。

大家是否還記得坤鵬論在《哲學的最大魅力在於——沒有標準答案（上）》中提到的智慧設計有神論？

英國神職人員、基督教辨惑學者、哲學家、功利主義者威廉·佩利就曾採取類比的手法證明：自然界如此繁複，一切應該出自一位設計者之手。

1802年，他出版了《自然神學：從自然現象中收集的關於神性存在和其屬性的證據》，該書是智慧設計有神論的著名範例——運用了鐘錶和鐘錶匠進行類比。

《自然神學》以下面這段著名的段落開頭：

“我走在荒野上，不小心給石頭絆了一跤，要是有人問我那塊石頭怎麼會在那裡，我也許可以回答：‘它一直都在那裡！’即使我知道它不是，這個答案也不容易被證明是荒謬的。但是，要是我在地上發現了一個鐘錶，此時有人問我那個鐘錶怎麼會在那裡，我就不能回答：‘據我所知，它一直都在那裡。’”

是啊，如果我們在田野裡發現了這麼一個鐘錶，即使不知道它是怎麼出現的，它呈現的精確和複雜設計也會迫使我們得出以下結論：

“這個鐘錶必然有個製造者；在某時某地必然有個匠人或一群匠人，為了某個目的——我們發現那個目的的確達成了——把它做出來；製造者知道怎麼製造鐘錶，並設計了它的用途。”

正如你在海灘上發現一隻手錶，絕不會把它當成是被海水衝上岸的某種奇怪小圓石。

因為沒有一種手錶可以自然形成，你必然會推斷它是由一個鐘錶匠製造的。

後來，智慧設計有神論者繼續改進這個類比來反駁以偶然突變為核心的進化論——即使海浪衝擊海濱足夠長的時間，也無法重組元素並生產出一隻精密手錶。

因此，智慧設計有神論者認為，既然整個自然界的過程也展現出同樣的複雜和精確的特徵，那麼也一定隱含有設計者的存在。

佩利的比喻永遠不可能說完全正確，因為我們無法直接目睹其推測過程，但是，他的結論也沒有人能夠合理駁斥，即使是無神論者在思考自然作品時也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每一個巧思，每一個設計，不只存在於鐘錶裡，自然作品中都有，兩者的區別，只是自然作品表現出更大的巧思，更復雜的設計，超出人工製品的程度，難以數計。

總而言之，自然界所明顯展現的秩序與任何機械構造一樣令人印象深刻，讓人不相信它是純粹偶然而來。

佩利繼而對生物的解剖構造做了優美、莊重的描述，將智慧設計論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從人類的眼睛開始，與設計出來的儀器（比如：望遠鏡）類比，得出結論：“以同樣的證據可以證明，眼睛是為了視覺而造的，正如望遠鏡是為了協助視覺而造的。”眼睛必然有個設計者，就像望遠鏡一樣。

後來，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道金斯將佩利的鐘表、眼睛的比喻寫了一本名為《盲眼的鐘表匠》。

他在書中闡述道：“自然界唯一的鐘表匠是物理的盲目力量，不過那些力量以非常特殊的方式凝聚、執行。而真實的鐘表匠有先見：製造鐘錶前，他的心中就有了一個未來的目的，他據此設計齒輪與發條，規劃它們之間的聯絡。而達爾文發現了一個盲目的、無意識的、自動的過程。所有生物的存在與看似有目的的構造，我們現在知道都可以用這個過程解釋，這就是自然選擇（也譯為天擇）。天擇的心中沒有目的；天擇無心，也沒有心眼；天擇不為未來打算；天擇沒有視野，沒有先見，連視覺都沒有；要是天擇就是自然界的鐘表匠，它一定是個盲眼的鐘表匠。”

道金斯認為，自然界的一切其實如機率般隨意組合，但是，人們總是以後見之明（事後諸葛亮）對它們進行定義。

就像一幅極為抽象的畫被鄭重其事地懸掛於美術館最顯眼的位置，於是人們便會猜測它到底是哪位大師所畫，或者是某個不出世的天才所作，評論家更是興奮不已地發表著他們所能想到的溢美之詞……

結果，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幅畫的真正作者此時此刻正在籠子裡享用著一根美味的香蕉。

坤鵬論講這麼多比喻、類比的內容，主要就在於告訴大家，柏拉圖是一位比喻大師，他的著作的一大特點就是充滿了比喻，這使得其內容十分通暢、易懂。

而且，柏拉圖還將比喻、類比直接運用到了自己最著名的哲學觀點——理型論——我們這個印象世界不過是完美的理型世界的粗糙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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