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薩與他的七位導師：你必須尊重文學

80多歲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依然野心勃勃，激情四溢，喜歡縱情大笑。他在各種思想中穿行，在現實與虛構中探究。他的新作《部落的呼喊》（La llamada de la tribu）是一部為自由主義辯護的作品，向對他有深刻影響的七位思想家致敬，他們分別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 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和讓-弗朗索瓦·雷沃爾（Jean-Franois Revel）。

由西班牙豐泉出版社於3月1日出版的《部落的呼喊》，不僅探究了略薩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的看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他的一部思想自傳。

略薩可能是在世最受爭議的作家之一，但他好像還是那個懷著作家夢初闖巴黎的小男孩，那時他就被告知，薩特的時代已經過去，想要成為最受歡迎的人，同時也會成為被攻擊最多的人。有段時間，略薩非常在意嘲諷與挖苦。當時有一篇文章讓他遭受了無數諷刺與批評，這讓他很不開心，並向聶魯達傾訴——這些人說的都是一派胡言。聶魯達說，“你快要出名啦。讓我告訴你吧，你越有名，就會受到越多攻擊。每個點贊背後，都伴隨著兩三句侮辱。我的一個抽屜裡裝滿了任何男人都不能承受的侮辱。罵我小偷，變態，說我戴綠帽子……但你要想成名，這可是必須經歷的一步。”

幾十年過去，馬里奧·略薩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了自由主義者。上世紀七十年代，詩人帕迪亞入獄，使這位秘魯作家與左派決裂，如果說之前的寫作帶有強烈的批判性，上世紀七十年代後卻只剩下性。這種改變不能稱為墮落，說是“自由派”也許更妥當些。

新作《部落的呼喊》可以看作是他與七位先行智者的晚餐，看馬里奧·略薩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一個信仰自由的人。書名中的“部落”（tribu）一詞說的是他是如何與七位大師“結交”，又是如何走進“自由主義”的思想部落。

略薩在書的開頭這樣說道：“似乎看起來不像，但這其實是一本自傳。”因為這不是簡單地敘述七位先哲的思想和理論，更可以從中窺視他們的思想如何影響了略薩的人生，如何改變了他的政治觀點。

西班牙《國家報》 旗下的週刊 （El Pais Semanal）日前就這部新作對他進行了專訪。以下是部分內容。

略薩在馬德里的書房

問：

七位作者中有一些危險的共性，比如他們都曾與時代對抗，哈耶克與奧特嘉的書都曾被列為禁書。這麼看來，自由主義者都是否可被稱為是孤獨的長跑運動員呢？

答：

認識到一個社會是由許多非常不同的人組成，保持思想上的多樣性對一個社會很重要。 “自由主義”可以接受錯誤， 這是我對它執著的原因，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捍衛一些基本思想：自由、個人主義，拒絕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

問：

既然說到民族主義，我們不得不再提一次西班牙哲學家何塞·奧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他很早就對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地區的民族主義提出過警告。 為什麼“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對立的？

答：

因為它與自由不相容。 稍深入挖掘，你就會發現“民族主義”其實是種族主義的一種形態。 “民族主義”就是你認為屬於某個國家或民族，或者種族，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或認為宗教是一種特權。 這些都是一種自認比別人優越的感覺。種族主義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暴力，壓制自由。

問：

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復興，英國脫歐……

答：

我認為這些都是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的。之前歐洲正在淡化邊界，並使之融合成一種有相同語言，習俗和信仰的大家庭。但民族主義的復興和英國脫歐，導致了很多不安全感和很多不確定性。

它們渴望從一個大家庭退回部落。說它是部落，因為它就是一個小的、單一的社會，每個人都有相同的信仰。這個部落從未出現在現實中，這是一個神話。這解釋了英國為何會脫歐。至於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或正在被民族主義困擾的民主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和荷蘭，民族主義的力量一直在那裡。但我的印象是，就像加泰羅尼亞獨立事件那樣，它只是少數派。民主制度的力量會逐漸摧毀它，直到它被完全打敗。這一點上我很樂觀。

問：

人們該如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對民族主義的思潮？

答：

你必須狠狠打擊他們，別有自卑感 （此處說的是加泰羅尼亞獨立，因為支援統一的人在加泰羅尼亞反而不敢說話。），並且指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時代的逆向，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民族主義是一個大謊言，這種現象只能出現在歷史小說裡。 加泰羅尼亞的情況就是如此。

問：

您從馬克思主義者變成一個自由主義者，這種改變並不少見。事實上，這與許多作家一樣，比如卡爾·波普爾、雷蒙·阿隆、雷沃爾（Revel）。

答：

我這一代的拉丁美洲人被美國的軍事獨裁以及巨大的不平等喚醒了理智。在那時，對於一個有憂患意識的年輕的拉美人來說（除智利，烏拉圭和哥斯大黎加外），很難不拒絕這種民主畫面。我曾想成為共產主義者，在我看來，共產主義就是軍事專政、腐敗、不平等的對立面。後來，我進入聖馬可斯大學，這是一所全國性的大學，在那裡我得到的想法是， 必須有一種能與自己想法結合的共產主義思想。事實上，我找到了。我捍衛的是薩特主義和存在主義。我曾思考了一年。但那時的我仍是一個模糊的社會主義者，古巴革命確定了我的想法，儘管一開始看起來是一種不同的社會主義，但它還是激勵了我。上世紀六十年代，我曾五次前往古巴。我記得自己給卡斯特羅寫過一封私人信件，傾吐自己的困惑。卡斯特羅曾邀請我和十幾位知識分子與他交談。我們徹夜長談，從晚上8點到早上8點，整整12個小時，但基本上都是聽他講話。這令人印象深刻，但並不是很有說服力。從那時起，我開始產生了一種懷疑的態度，直到詩人帕迪亞入獄事件。我經歷了一個艱辛而漫長的過程，然後開始一點點接近自由主義學說。之後，我很幸運地生活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當政的英國。

問：

撒切爾夫人是一個智慧，果敢的女性，有深刻自由主義信念。

答：

我記得自己剛到英國的時候，英國正深陷經濟危機。瑪格麗特·撒切爾的改革喚醒了英國。那是艱難的時刻：結束工會運動，建立自由市場社會，競爭和捍衛民主，並堅定自己的信念。對我來說，那幾年我開始明確自己的想法，因為我開始讀哈耶克和波普爾，這兩人也是撒切爾思想的引領者。

自由主義者想要一個有效率的國家，保證自由平等的機會，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及對法治的尊重。但是，除了基本的共識之外，自由主義者們還是存在分歧的。比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說經濟自由不能不受限制。哈耶克則對市場擁有非凡的信心，甚至於認為以市場為主導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以賽亞則更現實，他認為市場實際上是帶來了經濟進步的東西，但如果進步意味著創造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民主的本質就受到了損害。

問：

關於薩特，我有一個問題。他年紀大了以後作品就走下坡路，而其他人如阿爾貝·加繆、安德烈·馬爾羅，則是用生命在抵抗。但為什麼您仍對薩特非常尊敬？

答：

因為薩特就是我整個的青春期啊。

問：

因為您將他定義為一個偉大的知識分子。但他其實也有平常人的一面，我們甚至可以說他的政治觀點一直都是錯誤的。

答：

我覺得這可能與他的個人經歷有關。往深處挖掘，這是一個心理上的原因，因為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堅持真理的人。他屬於一個抗拒的群體，但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的作為。儘管他似乎一輩子都在努力，但我認為他從來沒有從這個群體中解脫出來。 他所在的時代就是：知識分子盡一切所能想要證明自己的思想進步、革新。因為這正是他們被期待的。 而在第三世界，我們沒什麼機會說話。 如果你身處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拉美，不是左派知識分子，那你根本就不算知識分子， 所有的大門都會向你關上。那是一個非常教條化的時代，也嚴重扭曲了文化生活。 當然現在這一切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問：

其實歐洲也一樣。

答：

是的。儘管那時我生活在英國，但知識分子之間仍然會有各種衝突，爭鋒相對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這其實對我幫助很大，讓我更誠實地面對自己。

問：

如果一個作家在思想上不正確，他的作品還值得尊重嗎？

答：

不僅要被尊重，還應發表。當你開始用道德和倫理來評判文學，那麼文學的價值就會被大大削弱，直至消失。文學表達了現實因各種原因而隱藏起來的內容。除了文學，再沒什麼能激發批判的精神。因為優秀的文學，所帶給你的快樂是無法言喻的，但文學和道德是矛盾的。如果你相信自由，你必須尊重文學。文學裡有很多惡名昭著的作家，許多人不是模仿他們，而是向他們學習，比如薩德侯爵。曾有一百年的時間，他的作品不見天日，但仍被偷偷傳閱。他寫最殘酷的事情，同時代很少有作家如此深入人心，探索世界的慾望和本能的複雜性。還有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eline）支援納粹和種族主義，他認為人生旅程最終不過是死亡，整個世界是一出渾沌的滑稽劇。但他也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之一。我認為在普魯斯特之後的現代法國文學，沒有任何一個作家可以與塞利納相提並論。他的作品我讀過兩三次，都是大師級的傑作。它從細節，尋常之處，呈現出當時法國社會的現實。

問：

政治正確是否會威脅到自由？

答：

政治正確是自由的敵人，因為一味追求正確會忽略誠實，即真實性。 我們必須將其作為真相的變性來對抗。

技術革命正在歪曲民主。但不幸的是，我認為解決方法非常有限。 因為我們正被網路技術所淹沒。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一現象，那麼這種技術可能會對文明，進步和真正的民主造成極大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