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交帶給我們的不安和焦慮，應該如何安撫？

如今人類面臨著一個問題：當技術變得無孔不入，我們還有什麼隱私是別人看不到的？一個人在網路上展示自我時，那個自我又是真實的嗎？

中國人民大學的青年教師董晨宇，打過一個比方：今天每個人都在使用社交媒體，就好像在一條資訊的高速公路上開車，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上過駕校，發出的資訊都是憑直覺判斷。

網際網路在中國發展了二十年，中國人是有一些社交經驗的，但是既不一定能總結出道理，也有可能出現差錯還不知道，以致於經常有人在網上翻車。

對於網際網路的認識，董晨宇認為大多數人只知道一個皮毛，就借用了學術研究的說法去套，是個問題。

誰錯了？

這兩年關於短影片的興起和危害，出現了兩個詞：“資訊繭房”和“回聲室效應”，這兩個詞的意思很接近。

“資訊繭房”指的是人們在互聯網裡只選擇接收自己感興趣的資訊，久而久之，就好像把自己封閉在一個蠶繭裡；“回聲室效應”是說在一個區域性空間裡，人們傳播著相同的資訊，被不斷重複，外部資訊傳不進來，這樣無論資訊真偽，大家都覺得這就是真理。

不過，董晨宇認為這兩個詞的說法存在著漏洞。比如，都在說抖音和快手讓我們陷入資訊繭房。但這個說法有個假設就是我們只用抖音這一個媒介，不用其他。但實際上，每個人都不會只用一個社交產品，最少都會用三個以上，接收的資訊源不同，“回聲室效應”就會下降。

調查資料顯示，年輕人都會使用多種渠道接收資訊，包括微信、抖音、知乎、虎撲、B站等平臺，這個時候的“回聲室效應”是很弱的。

那為什麼這兩個詞還會被公眾和媒體所強調呢？董晨宇認為，用這類詞彙來強調網路媒體的負面影響，揭示了一個人與技術之間的現象，就是任何一種新媒介誕生時，都會在社會造成恐慌，讓人們害怕新技術會毀掉自己的生活。

今天人們害怕短影片和演算法的危害，跟20世紀初人們害怕電視機一樣，甚至18世紀腳踏車剛發明時，英國教會認為腳踏車會毀掉年輕人，因為年輕人週末騎車出去郊遊，都不來教堂了。

新技術帶來的恐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為社會帶來的不確定性，在這種不確定性面前，責備技術是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說當下媒介和網際網路出現之前有什麼不同，就是在之前的時代，媒介只是作為人類獲取資訊的一種工具。現在媒介已經變成了一種生活世界，我們就活在媒介裡。

這種本質的變化，需要我們進行使用策略的調整。在上個時代，我們談論一個人的媒介素養，評判標準是能不能理性判斷一條資訊的真假。今天我們必須去研究如何跟媒介共存，去適應它的快速迭代。

碎片化使我們在這個媒介時代中生存的權宜之計，我們需要的不是拒絕碎片化，而是如何適應碎片化。

尋找問題根源

董晨宇喜歡尋找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問題，他認為一個好的問題並不需要在道德和情感上處於兩難和掙扎，可以很好地做出選擇。

比如戀人分手後會怎麼刪除朋友圈？分手以後刪除朋友圈，就跟扔掉過往互送的物品一樣，進行自我更新。

可見在傳播學裡的新現象，和過去的學術是有連續性的。對此，董晨宇把今天前沿傳播學現象分成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人和技術的關係，媒介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如何顛覆了我們的生活？

第二個是在人和技術的帶動下，人和人的關係產生了哪些改變？

第三個是宏觀層面上，人與社會的關係時怎麼樣的？

比如，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我們發朋友圈不僅是自我滿足，還在建立一種人設。有不少人因為發錯朋友圈而吃虧，實際上就是搞錯了人設。類似的還有如何透過遊戲建立親密關係，這些在社交場景也是常見的問題。

傳播學對於問題的解釋是基於科學事實，而現實又是無比複雜的，絕大部分答案都要視情況而定。傳播學也不會告訴你要怎麼做才是對的，因為立場和觀念不同，沒有對錯之分。

當我們與技術、他人和社會發生關係時，可以試圖透過傳播學知識弄清楚這些交往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一個人會有這樣的舉動？我們的喜悅感和焦慮從哪而來？能夠了解這些，我們的內心就會帶來更多的平靜。

即便是那些我們不能改變的事情，當我們知道它是從哪兒來，為什麼不能改變，我們的內心也會獲得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