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天主柱石楊廷筠：休妾入天主教，計劃翻譯7000餘部西方著作

金尼閣翻譯了什麼

魏源和林則徐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愛國士大夫，但這樣的說法無疑是將明末和傳教士利瑪竇等人相交甚篤的明朝士大夫無視。在這其中，徐光啟成功翻譯了諸多西方著作，更是譯出了“幾何學”這一個現在看來玄之又玄又覺得十分妙的譯稱，而同時代的另外一位士大夫則有一個巨大的計劃：

翻譯7000本的西方著作。歷史總是勾引人們做假設：假如這7000部西方著作成功的被翻譯成中文，那麼結果會如何呢？

明嘉靖三十六年楊廷筠出生於杭州的一個信佛的官宦之家。他的祖父和弟弟都是進士出身，而和他一起並稱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李之藻和徐光啟也都是進士，然而他們的仕途卻大有不同——

楊廷筠的仕途大部分是在基層度過的。

在加入天主教之前，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士大夫，讀書、科舉、做官。23歲成為舉人，26歲考中進士，進士及第後歷任地方官，政績都很好。而楊廷筠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楊府一家人都篤信佛教，其父楊兆坊用來訓誡楊氏子弟的《楊氏塾訓》其中就有一篇“戒殺生”的篇目。

而他自己也深受明末高僧雲棲寺的袾宏法師的影響，深受袾宏法師“放生功德”的感化，參加過許多次放生會。他自己也是一位儒學大家，儒學經典《易顯》《小學禮輯》等都出自他手。

那麼這樣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怎麼會變成一位天主教的教徒呢？

萬曆十三年，楊廷筠在北京結識了當時在中國傳教的天主教徒利瑪竇，談論“名理”問題聊得十分投契，大有稱兄道弟的趨勢。但是當他們談論到西方科學和數學方面的內容時，楊廷筠則一竅不通，也對此沒有展示出多濃厚的興趣。利瑪竇也認為楊廷筠沒有徐光啟、李之藻那樣“聰明瞭達”。

雖然二人相談甚歡，但是楊廷筠並沒有想要加入天主教的念頭，真正改變他的，還要從他的同鄉——李之藻說起。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楊廷筠的同鄉好友李之藻因父喪回鄉，並邀請郭居靜神父和金妮閣神父同行，一起在杭州傳教。當楊廷筠前往李之藻家裡弔唁時，眼前的景象令他頗為詫異——

他看到李之藻毀壞佛像，而且不曾請僧人超度，這在當時可是有違禮法的。

李之藻向他解釋並宣講了天主教的教義，同時居住在李之藻家裡的郭居靜等傳教士也與他討論有關天主教的各種問題，引發了他對天主教真正的興趣。

為了學的更多，他把郭居靜等傳教士請到家中繼續深談，他拋開了一切雜事，潛心探索“天學”的奧義。郭居靜神父和金尼閣神父向他講解教義，他承認天主是天上和地球萬物的主宰，但是天主教所遵循的教義與他從小接受的的傳統教育產生了偏差，他甚至對一些天主教傳統教義表示懷疑，這令他痛苦萬分。

有一天金尼閣神父和一位來自廣東的中國教徒向他解釋天主教的儀式時，他有些焦慮的提問：“這些都是怎麼想出來的？上帝降臨人間是為了贖回世人的罪孽，我怎麼竟然還對此表示懷疑呢？”

金尼閣神父沒有回答他，只是高深莫測的笑了笑。楊廷筠開始慌了，其實他已經準備好去相信這一切了，為了表達他的誠意，

他提出了要加入天主教

，而金尼閣神父卻拒絕了他。不僅因為他的提問，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一個侍妾，他的兩個兒子都為妾室所生，而阪依天主教必須休妾。

被拒絕的楊廷筠十分痛苦，於是他就找了好友李之藻訴苦。他想不通，作為一位朝廷官員，現在心甘情願的為他們服務，而他們竟然以有侍妾而拒絕了他，佛教肯定不會如此對他。

李之藻解釋說，這恰恰是佛教僧侶不能與來自西方的傳教士相比的原因，

傳教士希望拯救別人，但不願為了你破壞教規；他們希望改造這個墮落的世界，但不敢不尊重教規。（讀者讀到此處，心地應該存疑）

這一番話點醒了楊廷筠，隨後他決定接受天主教的戒規，將小妾休掉，誠心受洗入教，教名彌格爾。

一旦成為天主教徒，他就義無反顧地宣揚天主教教義，在成為天主教教徒之後他撰寫了《代疑編》、《代疑續編》、《聖水記言》、《鸞不併鳴說》、《天釋明辨》、《廣放生說》等著作。

在《代疑編》中，他主張，儒者不必把天主教看作異端，在“畏天命”、“事上帝”上，天主教徒與儒者是一致的。在為耶穌會士龐迪我的著作《七克》所寫的序言中，他認為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學說是“脈脈相符”的。在為耶穌會士艾儒略的著作《西學凡》所寫的序言中，他說中國傳統的“天學”幾近晦暗，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能使“天學”重放光芒。

萬曆四十四年，南京禮部侍郎沈（què）發起了一場反教運動，逮捕審訊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徒，朝廷亦下令驅逐內地的西方傳教士，是為“南京教案”。當時楊廷筠和李之藻、徐光啟等或寫信或上疏，為天主教和傳教士辯護。楊廷筠更是請各地的傳教士到自己家中避難，為其傳教活動提供經費。

天啟三年《西學凡》在杭州刊印，楊廷筠為它作序。他在序言中說：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考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

清楚地表明瞭他的觀點：

一千六百年來，中國傳統的“天學”幾近晦暗，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帶來的西學使得“天學”重放光明。

這些所謂的“西學”，包括有七千多部書籍，這在當時可以用海量來形容，他甚至說這是以往傳入的佛經無法比擬的：

“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可譯。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近採印度諸國寂寂數簡所可當之者乎？”

因此他決心與艾儒略等人把它們翻譯出來

：“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手，眾其成之。”

可惜的是，他的抱負並沒有實現，僅僅過了四年，他就去世了。而他也如願以償的舉行了天主教儀式的葬禮，他的家人也都加入了天主教。

楊廷筠作為天主教在華規訓的第一批高階士大夫，所蘊含的能量和潛力是相當驚人的。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楊廷筠並未能完成他的歷史使命，顯得十分遺憾。但我們還是要實事求是的說：即便楊廷筠將這7000多部順利翻譯成功，也會被“天朝”傲慢的體制稀釋，最終成為放在紫禁城中的玩物，不太可能被絕大多數人知曉。

歷史的殘酷就是如此，即便發現了微弱的星火，但我們很難肯定在那個時代中就能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