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說不好“普通話”還怎麼當官？

芒光普通話怎麼說

自古以來，中國疆域遼闊，人口多，民族也多，各地之間語言不同，甚至千差萬別。

在當時，沒有全國範圍的“推廣普通話”，人們如何克服語言障礙，進行有效的溝通，是個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在很早的時候，

古代的統治者們就已經意識到了統一語言的重要性，也出現了類似於現在的“普通話”語言。

沒有普通話，溝通難於上青天

追根溯源，夏朝和商朝到底有沒有國家通用的普通話？答案是基本不可考的。但到了周朝，資料一下子就多了起來。比如，在《尚書大傳》中就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

周武王死後，周公執政。在他執政的第6年，當時的越南地區官員派人送來幾隻特產白雞，以示友好。

但是問題也來了：當時越南語言和周王室使用的語言不通，而且根本沒人懂越南語。

所以，越裳氏就找了野三象冶翻譯，也就是三種語言的翻譯各3人。這9個人先將越南話轉成諸越語，也就是現在浙江、福建、廣東地區古代使用的語言），再由諸越語轉為南方諸侯的方言，最後再轉成周朝王室的用語。

看看，就送幾隻雞，還要花費這麼大的力氣。在沒有統一可以使用的“普通話”時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簡直就是 “雞同鴨講”。

慢慢地，周朝的中央官員們發現：無論是進貢問題、戰爭問題，還是其他種種問題，他們的產生往往都只是因為語言不通導致了誤解。所以，他們創造出了一種全國通用的古代普通話——雅言。

“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確規範的語言，是國家倡導大家應該遵循的語言。

後來，周朝遷都至洛邑（也就是現在的洛陽），洛陽話也正式被規定為雅言的基礎語音。當時，幾乎所有的上層貴族們都會說這種雅言，目的就是為了跟老百姓區別開來。

就像英國，發音、措辭、腔調無不體現著人所處的階層，連語言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最高等的屬於英國上層貴族的口音，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口音一般被稱為“中產口音”，還有工人階級的口音。

孔子當時講學使用的也是這種雅言，以此標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論語》裡便有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正是因為有了“雅言”，不僅孔子的弟子聽課毫無障礙，當時的諸子百家在講學、遊說君主時也幾乎毫無語言上的障礙。

從周朝以來，歷代都延續了雅言這種語言。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一一秦朝。隨後，他統一度量衡，並頒佈法令：書同文，車同軌。為雅言在宮廷內的推廣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

到了西漢，有人寫了一本叫做《方言》的書，是我國第一部比較方言詞彙的重要著作。雖然它叫做《方言》，但是書中出現了很多“通語”的說法，正好與“方言”相對。

顧名思義，“通語”就是當時的普通話，來源便是承襲先秦時代的“雅言”。

這說明，從西漢開始，寫書的作者們都使用了相對標準、能讓更多人讀懂的語言進行創作編寫，所以這些古籍更能得到廣泛流傳。

隨著人們的南遷和經濟中心的轉移，洛陽讀書音也跟著南移。晉朝建立後，在語言上使用的仍然是兩漢時的洛陽雅音。

當時，中國還沒發明漢語拼音，朝廷為了推廣統一的官話，讓更多的人用上全國統一的官方語言，創造了3種雅言的讀法。

第一種：“直音”——直接告訴哪幾個字的讀音是一樣的。但這種方法有個缺點，就是對於只會說方言的人完全沒用，因為他們連基本的雅言字都不認識幾個。

第二種：“讀若”——用擬聲字注音，一般用於訓詁學術語。讀若字既有可能是通假字，與另外某一個字意義相通，也有可能讀音與某一個字的相近。比如“門戶疏窗也，讀若酥”，意思是“疏”讀起來和“酥”很像。

第三種：“反切”——因為第一、二種方法太難掌握了，所以人們根據梵語的注音法又創造了一個新的方法。把兩個漢字連起來快讀，讀出來的音就是要學習的新字。

這種方法在古代的中國興盛了近2000年，但並不代表他就是最正確、最合適的注音方法。如果有人將某個字認錯了，那他將把新的讀音唸錯，更永遠得不到正確的讀音。

官話受到高度重視，當官的必須好好說“官話”

唐朝繼承了之前的語言體系，當時的官話又被稱為“漢音”或“秦音”。在唐玄宗時期，不是每一名官員都能上朝彙報，因為唐玄宗把雅言的地位提升到了一定高度。

為了防止大臣們信口開河或是詞不達意，唐玄宗下令讓全部大臣必須先進行禮儀學習，也被稱為“嘉禮”。當大臣們需要上朝彙報時，需要提前幾天到禮部學習。

無論是語言還是禮儀，達不到標準都是不允許上朝的。所以在當時，不學好說話也代表著不能好好當官啊。

到了元朝，從歷代一路承襲的語言體系遭受到一定的衝擊。因為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所以法定蒙古語為國語，但這僅限於蒙古族使用。元朝的大部分人都是漢人，所以，元朝的統治者將漢語稱為“天下通語”，標準仍然是唐宋以來的洛陽讀書音。

可儘管如此，蒙古語在民眾中還是被廣泛使用，因為年長的蒙古族人一般會把蒙古語傳授給年輕一輩，隨著民族的交流融合，蒙古語的影響力不斷擴大，削弱了民間雅言的流行。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每次上朝時，來自天南地北的官員，在朝堂上大都是操著自己家鄉的方言彙報工作。因為語言不通，又沒有翻譯，所以每次上朝，朱元璋都頭疼不己。

後來，朱元璋實在受不了了，下令編纂一套官方通用的語言——《洪武正韻》便出現了。朱元璋對官員上朝必須說官話這件事非常看重，還下令對《洪武正韻》進行了多翻修改，滿意後才大力推行。

這不僅是為了恢復漢族語音的正統性，而且還可以消除蒙古語音對漢民族正統語音的影響。

清朝時期，雅言的地位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受到重視。

雍正年間，雍正皇帝特別勤政，但是有些大臣們之間因為語言不通而影響工作效率的事情很普遍，更有甚者，有些大臣竟然用方言寫奏章，這讓雍正皇帝十分苦惱。

於是，他下令設立“正音館”，讓當時的官員和讀書人都來學習標準的官話，從此，北京官話便逐漸成為了全國的官方語言，我們今天所說的以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便是在清朝中後期逐漸奠定基礎的。

當時對官員說的官話要求有多高？據聞光緒皇帝第一次接見康有為時，兩個人聊了僅僅一刻鐘便不歡而散，康有為出來時還是一臉茫然的。

大家分析，康有為是廣東南海人，在京時間不長，最擅長的就是廣東話。而光緒皇帝從小在深宮長大，只會講一口純正的官話，所以兩個人實際上是存在著溝通障礙的，可見當時雞同鴨講的場景有多尷尬。

這件事的後果便是，光緒皇帝只給了康有為一個六品官做，後來的戊戌變法失敗，估計也和方言不同、溝通困難不無關係。

總結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統一各地的方言，國家以北京、河北承德為普通話標準音的採集地，制定標準後便在1955年向全國推廣，成為了我們今天所說普通話的前身。

在2000年，普通話和規範漢字更是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被載入法律，地位不可動搖。

語言是交流的工具，古代雅言、官話的出現的確方便了交流，提高了效率。

但是，這並不是說方言就一無是處了。方言的存在，不僅體現了當地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而且極大地證明了中華文化的多樣性，對於研究當地的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

方言中的一些特殊詞彙，在表達時也特別的精準、凝練，有些甚至被吸收到普通話當中，作為規範用語使用。

普通話，是走向遠方的路；方言，則是回家的路。

所以，普通話和方言，都有其不可替代性。

參考資料：《切韻》、《論語》、《尚書大傳》、《洪武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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