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渴望中，南斯拉夫聯邦制逐漸拉開序幕

南斯拉夫時間現在幾點

引言

在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體的南部斯拉夫人中，至少到1900年，民族渴望的政治活動只集中於世俗克羅埃西亞和軍事克羅埃西亞，但是後來在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達爾馬提亞和斯洛維尼亞，也出現了民族渴望的政治活動。在這樣的大背景環境下，南斯拉夫聯邦制逐漸拉開序幕……

第一次提到一個聯邦制的南斯拉夫，起因於約瑟普尤拉伊斯特羅斯邁爾的19世紀60年代的計劃。自1849年賈科沃主教，這個具有迷惑性德國人名字的唯心論的克羅埃西亞教士花費了下一個10年去尋找一條道路，

創立一種依據伊利里亞模式尋求南部斯拉夫人的文化融合

，

真正宗教融合的新運動。

斯特羅斯邁爾在另一個天主教神父弗朗西斯拉茨基的“意識形態體系”中發現了這條道路，“意識形態體系”出自米里亞格羅斯的命名。拉茨基相信對有學識的克羅埃西亞精英而言，赫德爾的政治預言即“自由透過文化”能夠被實現，即只有一個包括塞爾維亞人和斯洛維尼亞人的單一南部斯拉夫人的身份能夠被創造。1866年，斯特羅斯邁爾和拉茨基在薩格勒布共同創立南斯拉夫科學和藝術學會，從而透過共同的學術成就和語言上的統一來追求這一目標。實際上，學會的幹事優先考慮的事是為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的語言出版一本單獨的字典。

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如何能夠被帶入他們的南斯拉夫國家？斯特羅斯邁爾和拉茨基提出了兩個前途無望的解決辦法。他們精心策劃了東儀天主教會的宣傳，即要求塞爾維亞人接受忠於羅馬作為回報，把他們的禮拜儀式與克羅埃西亞教會復活的格拉哥里字母結合起來。格拉哥里字母是中世紀斯拉夫人的語言。斯特羅斯邁爾和拉茨基也支援這種徒然的希望，即日益專制的教皇將放鬆中世紀晚期對格拉哥里禮拜儀式的鎮壓。到1870年時，日益專制的教皇發展為絕無謬誤主義。

在19世紀60年代期間，斯特羅斯邁爾利用其作為民族黨領導人的地位去追求政治目標而不是宗教目標。

他寧可從維也納尋求克羅埃西亞自治，也不尋求作為一個南部斯拉夫人國家的獨立。

1861年的2月，特許令容許克羅埃西亞議會再次集會，並且提供世俗克羅埃西亞這一機會，即派遣其代表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的新帝國議會，斯特羅斯邁爾領導其政黨的大多數成員反對參加新帝國議會。他寧願指望匈牙利人給予世俗克羅埃西亞和斯拉沃尼亞自治，從而使其成為一個聯邦的中心，這個聯邦包括軍事邊界區、達爾馬提亞和斯洛維尼亞。假定克羅埃西亞將繼續領導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體的這個自治部分，該自治部分僅僅在這樣的細節中出現，如斯洛維尼亞人放棄其語言來支援斯托卡瓦斯基方言的義務。

直到1866年，斯特羅斯邁爾才提議與塞爾維亞的明確聯合。1866年哈布斯堡王朝被俾斯麥的普魯士羞辱性地擊敗了，這讓匈牙利的領導層贏得其自治的理由。布達佩斯解釋了其對克羅埃西亞的限6制性意圖，佔優勢的自由黨領導人費倫茨迪克稱克羅埃西亞人是一個“非政治性的民族”，擁有獨立的但是低階的文化。他的態度準確地預示了匈牙利在1868年《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協定》中僅僅授予世俗克羅埃西亞和斯拉沃尼亞以有限自治。

斯特羅斯邁爾的利益與加拉沙寧的努力是一致的，如上所述，加拉沙寧努力去締結一個將支援塞爾維亞同奧斯曼帝國軍事對抗的聯盟。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塞爾維亞的外交部長加拉沙寧已經締結了與希臘和黑山的協定。此時他與克羅埃西亞的代表也在探究一個協定。一個助手起草了一份對波斯尼亞起義的建議，這個建議許諾“地方行政自治”，並且許諾貝爾格萊德和薩格勒布這“兩個對立的雙方”在將來的聯盟國家中具有同等的中央權威。但是，當這個助手完成了該草案的原始草稿時，加拉沙寧修改了這個文字。加拉沙寧刪除提及地方自治和兩個對立的雙方，改為

保證貝爾格萊德是“自然的中心……對所有南斯拉夫的民族統一為一個單一的聯邦制國家而言

”。另一方面，斯特羅斯邁爾打算在其克羅埃西亞領導的聯邦和塞爾維亞之間簽訂一個類似奧匈帝國的二元協議。但斯特羅斯邁爾當時和以後直率的欣然應允不足以戰勝加拉沙寧。斯特羅斯邁爾應允將所有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劃給塞爾維亞，作為保留所有的軍事邊界、斯拉沃尼亞和伏伊伏丁那，以及世俗克羅埃西亞和某種斯洛維尼亞人的實體的報答。作為一個積極的政治家，斯特羅斯邁爾主教葩最後方案沒有任何結果；但是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關於某種聯合國家的措辭之間的這種最初衝突使其意義重大。

1868年的《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協定》經過1873年的適度修改和1881年軍事邊界區併入匈牙利，這些在19世紀的剩餘時間固定了克羅埃西亞政治文化所成長的框架。到19世紀70年代時，兩顆獨立的種子已經在克羅埃西亞的政治中生根發芽。它們是自由主義。當20世紀早期的農民和社會主義的潮流已經不存在時，它們在克羅埃西亞繼續存在到當代。

1868年以前自由主義已經在克羅埃西亞出現，但是區別於19世紀的南斯拉夫主義

，它們經受住了《奧地利-匈牙利協定》和塞爾維亞關於聯合國家的措辭的衝擊。一個獨立的克羅埃西亞的主要倡導者是安特斯塔爾切維奇和尤金克瓦泰爾尼克他們在1861年建立了權利黨，以對抗在維也納的中央集權的奧地利政權。奧地利政權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妨礙了整個君主制的發展。在軍事邊界區反抗奧地利當局的一次失敗的1871年起義期間，克瓦泰爾尼克英年早逝。而斯塔爾切維奇作為一個隱居的賢人繼續生活到1896年。

斯塔爾切維奇利用其博學與忠貞，第一次把一個不可磨滅的反塞爾維亞人的印記放在克羅埃西亞的民族主張上。斯塔爾切維奇出生在軍事邊界區，其父親是克羅埃西亞人，母親是塞爾維亞人。在19世紀40年代，作為一個學生，他是伊利里亞人主張的熱情擁護者。即使在那時，隨法國人而來的伊利里亞省的中央集權政治吸引著他。到19世紀60年代吋，他把拿破崙三世當成他的政治英雄，因為這個法國皇帝支援北部的義大利脫離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而獨立。他的權利黨將比斯特羅斯邁爾更加依賴布達佩斯作為維也納的對手。斯塔爾切維奇對1868年協定的隨後失望沒有導致他退出適合於斯特羅斯邁爾的政治，反而加深了他對二元君主政體的奧地利統治的反對。

這種失望也鼓勵了他的這一主張，即一個純粹克羅埃西亞人的民族特徵高於包括塞爾維亞人定居點的最廣闊的可能領地。

他的反塞爾維亞人情緒的主要推動力仍然是值得商榷的，如同其對以後幾代的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人民的強大影響是不值得商榷一樣。他的反塞爾維亞人情緒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他的最初意識形態效忠的幻滅，也就是源自失敗的伊利里亞運動嗎？或者源自他的這種判斷？他的這種判斷就是同塞爾維亞的假定盟國俄羅斯相比，

對克羅埃西亞而言，法國是一個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政體的更強大和更現代化的盟國。

他的反塞爾維亞人情緒的主要推動力應當包括他是一個探求單一身份超過其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混合身份的個人嗎？對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肯定回答表明，斯塔爾切維奇將不會簡單地對1849年出版的一篇隨筆作出反應。這篇隨筆是最重要的塞爾維亞語言學家武克卡拉季奇於1836年撰寫的。武克的“所有和各處的塞爾維亞人”論聲稱，不論宗教，所有說斯托卡瓦斯基語的人都是塞爾維亞人，從而大多數克羅埃西亞人是塞爾維亞人。

無論斯塔爾切維奇主張的起源是什麼，他雄辯而詳盡地陳述了這些主張。他對宗教分歧輕描淡寫，但是論證了波斯尼亞和軍事邊界區的塞爾維亞人是真正東正教的克羅埃西亞人，類似波斯尼亞穆斯林，他們將自願承認他們同歷史上的克羅埃西亞國家的聯絡。與二戰期間克羅埃西亞的法西斯主義政府的其他任何一個專制特徵一樣，強制轉變為克羅埃西亞人或天主教徒身份誠然遠非斯塔爾切維奇的意願。然而正是他創造了帶貶義的術語“斯拉夫塞爾維亞人”。這個術語被克羅埃西亞的法西斯主義者復活，並且以後在1991-1992年戰爭期間再次被一些薩格勒布的媒體復活用來指一個劣等民族，這個劣等民族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斯拉夫人的種族，最令人討厭的畜牲”。連斯塔爾切維奇的同事克瓦泰爾尼克都反對這個術語，如同克瓦泰爾尼克反對斯塔爾切維奇的這個斷言，即斯洛維尼亞人是“山嶽克羅埃西亞人”一樣。”總之，斯塔爾切維奇關於克羅埃西亞民族的有機統一的著述是19世紀撰寫得最有說服力的著作，然而，

斯塔爾切維奇也把塞爾維亞人是劣等的危險思想帶入了克羅埃西亞政治。

要強調的是，斯塔爾切維奇及其權利黨在克羅埃西亞政黨政治的最初20年中都起到無足輕重的作用。

民族黨的兩個分支在1863年已經分裂，一個支援同匈牙利人合作，而另一個則支援同奧地利當局合作

，

作為獲得更大自治的更好道路。

這兩個分支在議會選舉中都贏得了比權利黨更多的席位，與統一黨做的一樣。統一黨歡迎同現代化中的匈牙利完全融合。現代化的開端席捲1867年《奧匈條約》之後的新二元君主政體，支援現代化的開端使重組的民族黨到1871年時在議會中贏得多數。民族黨的領導人是伊凡波波維奇，1846年其描寫一個註定失敗的奧斯曼帝國官員的精彩的悲劇故事《斯邁爾阿加之死》在黑塞哥維那出版之後，波波維奇成為一位主要的文學人物。作為一個培訓律師，波波維奇從19世紀60年代以前就支援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合作。更早的效忠並且專心於國內改革的傾向而不是同新近佔優勢的布達佩斯對抗，這使得波波維奇在1873年被任命為總督。

波波維奇對於現代化的口號是“從內而外”，在許多城鎮特別是薩格勒布產生顯著效果。薩格勒布現在開始看起來像一個城市，在10年間其人口從1。9萬增長到2。8萬，並且成為一個哈布斯堡王朝風格的城鎮中心。新總督使薩格勒布成為南部斯拉夫人領地上第一所歐洲風格大學的所在地。雖然沒有弗朗西斯拉茨基和斯特羅斯邁爾主教曾給予新大學的對世俗教育的支援，但是教育改革使小學教育和中等教育更容易開展。這個人民的總督也利用匈牙利人不關心的短暫時期，透過議會去推行36項內政改革，

建立一套獨立的司法系統,使人民接受新聞和集會的某些自由，以及猶太人的解放

。另外，哈布斯堡王朝的塞爾維亞人在他的政權中佔據了三個最高的職位，而沒有遭到多少來自克羅埃西亞人主流階層的抱怨。實際上，關於波波維奇時代的大部分美國研究著作發現，“實質上沒有證據表明，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克羅埃西亞範圍內的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之間存在值得注意的緊張局勢”。1883年，布達佩斯任命了一個年輕而精力充沛的匈牙利人總督，並指示推進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同匈牙利王國的行政整合，擴大單一的馬扎爾人語言的使用。根據匈牙利人的觀點，他的訓令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被視為集中掌控現代化。當時克羅埃西亞人也因為使他們的政治從1860-1880年時期的“自由之路”轉移，而責備卡羅伊屈恩-海代爾瓦里伯爵的長久任期。這個新總督終止了司法獨立和陪審團制度，恢復了地方政府公然反抗議會的權力，並且允許東正教塞爾維亞人和天主教克羅埃西亞人的宗教學校重新開學。如果我們加上這些措施去證明城市精英面臨逐漸出現文化馬扎爾化的前景，這似乎是一個公平的指責。克羅埃西亞的精英現在認為伯爵委派塞爾維亞人任高階官職是一項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不同於波波維奇的委派。

然而，

波波維奇政權與其繼任者分擔了忽視農民利益的責任

，這一責任超出了擴大的家族財產的規定。在不能投票的98%人口中農民佔絕大多數，並且在1880年超過80%的農民仍然是文盲。1881年軍事邊界區併入克羅埃西亞-斯拉沃尼亞，1879年哈布斯堡王朝佔領鄰近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這為1883年的農民起義創造了條件。1883年的農民起義比同年塞爾維亞的蒂莫克起義更廣泛地展開，與哈布斯堡王朝官員的懷疑相反，這一起義的起源和過程與斯塔爾切維奇的小黨的克羅埃西亞主義幾乎沒有關係，並且與來自軍事邊界區的相當多的塞爾維亞族居民的反克羅埃西亞人的積極性無關。

結語：

歷史的構成總是離不開一些因素如：農民的起義，宗教的分歧，各政黨政治下的鬥爭等等……各民族，各人民都有不同的想法和主張，南斯拉夫聯邦制就是在這些複雜的環境下誕生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或是將來，民主的渴望永遠都會是最關鍵的因素，聯邦制就是在民族渴望中出現在了大眾的視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