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走近鄭州同性戀酒吧

鄭州dc酒吧進去多少錢

在中國同性戀已經實現去罪化和非病理化，但同性戀者依然飽嘗世人的歧視，無法享受與異性戀同等的權利。他們往往對家人和朋友隱瞞自己的性身份，懷著與生俱來的罪惡感，受盡慾望的折磨，戰戰兢兢地活在異性戀佔據絕對霸權的世界裡。

本期《豫見》，我們帶您走近鄭州同性戀酒吧。

探訪同志酒吧

鄭州的這家同志酒吧地處市中心，靠近火車站，但所在的街道並不熱鬧，給人靜謐之感。酒吧的木板門有些陳舊，上面掛一個霓虹招牌，閃閃發光。晚上九點鐘，酒吧座位上空空蕩蕩，鄭州同志的夜生活尚未開始。我在門口找個位置坐下，偶爾幾個男扮女裝的“易服同志”從身邊走過，濃妝豔抹，身材性感，胸前不乏一條顯眼的“事業線”。酒吧的員工各就各位，有人準備酒水，有人排練節目，有人在櫃檯前整理賬目。阿木和他的朋友阿領在一起生活十多年了，倆人一起經營這家同志酒吧。阿木身材魁梧，神色溫和，說起話來每個字都發音清晰，偶爾對員工指點一下。阿領則頗顯低調，微微駝著背，默默做著事。

阿木八十年代讀大學，在圖書館一本雜誌裡讀到一小段關於同性戀的描寫，那是他第一次接觸“同性戀”這個概念。至今，他回憶起來，還略顯興奮地說道：＂我很震驚，原來世界上有那麼多人都是同性戀。＂阿木從小到大都覺得和男生在一起很愉快，但一直都沒有明確自己的性身份，直到他的大學班主任對他表白。那時學校組織籃球比賽，阿木和班主任都入選了校男籃，兩人經常在一起訓練。

“那時候不叫輔導員，叫班主任，他年紀比我還小。有一次，我一個人在宿舍午睡，他來到宿舍，對我說，他喜歡我。我說老師喜歡學生很正常。他看我沒明白，又說他愛我。我說老師愛學生也很正常。”阿木回憶起他的“初戀”說。

“你這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吧？”我問。

“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也害怕呀……隨後他說他是同性戀，我若是接受他，就和他在一起，若不接受，就當什麼都沒發生。”阿木當時不置可否，但等到打完比賽的當天晚上，倆人便“住到了一起”。

兩年後阿木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北方的一座城市工作，班主任則去北京工作。倆人經常用BP機聯絡，一年總要見上幾次面。後來班主任迫於父母的壓力，和異性結婚了。倆人分手，再無來往。

“你怎麼來到鄭州的？”我問阿木。

“我跟單位請了個假，然後一去不返。我想看看會不會餓死。”阿木似乎對當年的“壯舉”很自豪。“我找到一家集團公司，做駐外經理，被派到鄭州工作。到鄭州後，我打聽到鄭州同志的露天聚會點在哪兒，就去那兒逛，有幾次還差點被佔了便宜。我和阿領就是在那兒認識的。他以前被騙過，警惕心很強。我不管，我繼續和他聯絡，請他吃飯，對他好。後來他接受我了，我們就一起搬到關虎屯住，一起做生意。時間久了，我們的關係更像親情，彼此惦記、關心，簡簡單單的過日子，就這樣。”

顧客漸漸多了，三五成群圍坐在桌子旁，聊天，喝啤酒，看錶演。

臺上妖嬈嫵媚的歌者，一律是二十左右的男生。對他們來說，從白天到黑夜，不僅是時間的轉變，還是從“男人”到“女人”的輪迴。

酒精的刺激使晚上的氣氛更加熱烈，空氣變得曖昧起來。人們似乎沒有華麗的語言來訴說內心的情感，唯有一飲而盡。

音樂總監介紹每個表演者時，都不忘在名字前加一個“美女”。美女成成帶著假髮，穿著低領旗袍，腿穿黑絲襪，邊唱邊跳。阿木對我說道：“他上大學那會就來這兒演出，現在畢業了。他家條件不好，靠他賺錢養家。”

“他們年紀都大多？”我問。

“都二十左右。”

成成看到攝影師在給他拍照，很配合地擺出各種嫵媚造型，拍完後奔到攝影師身邊看照片。“在給我拍寫真麼？哈哈，我很火的。”他笑著說。

成成家境貧寒，從上大三時起並來酒吧做反串表演，賺錢貼補家用。大學畢業後，他在酒吧做專職表演，月收入有三四千。

散場前，成成臉色凝重地對我說：“老家人不知道我做這份工作，我不想叫家人知道。”凌晨兩點鐘，客人都走了，成成和他的同事卸了妝，變回男兒身，成了一個個乾淨俊俏的小夥子。

我們一起走出酒吧，他們攔下兩輛計程車，叫我和攝影師坐前面一輛先走。

自我認同——同志也要有尊嚴的生活

2001年，阿奇創辦了河南第一家同志酒吧。

在動輒得咎的年代，同志之間只能偷偷摸摸幽會。久而久之，鄭州一些公園成了同志固定的聚會場所。大多同志都會選擇在廁所解決自己的性需求。阿奇談起創辦同志酒吧初衷，就是要變“廁所文化”為“酒吧文化”，在酒吧裡，同志們可以大大方方交友和戀愛。

起初，來同志酒吧的人甚少，來的人也多半忐忑不安，若有人喊一句“警察來了”，所有人都驚慌逃跑。

在中國，同志歷來是一個禁忌。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將“流氓罪”去除，同志們才鬆了一口氣。在此之前，同志極可能因為自己的同性戀身份或行為被判以“流氓罪”。

儘管法律上同性戀已經實現了去罪化，但在社會上，人們對同性戀的歧視依然盛行，絕大多數同志不敢公開承認自己的性身份。很多同志被迫與異性結婚，痛苦不堪。在歧視與壓抑的折磨下，時常有同志選擇自殺。

提起同性戀，許多人自然地把這個群體與濫交、艾滋病等詞彙劃上等號，這個邊緣化群體更加汙名化。而這背後折射出的，除了世俗觀念的偏見之外，也是同性戀群體內性安全、性保護意識的缺失。

同性戀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國際學術界一般認為在3-5%左右，也有學者稱可能高於這個比例。以此保守計算，中國有至少四千萬同性戀者。男同性戀是艾滋病感染易感人群之一，這一趨勢使得同性戀群體在本就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揹負了更多道德罵名。在創辦同志酒吧同時，阿奇還創辦了公益組織“河南公益先鋒”，倡導同志文化，在同志人群中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今年8月，河南公益先鋒邀請同志媽媽吳幼堅來鄭演講。在吳媽媽的支援下，兒子鄭遠濤選擇了“出櫃”——面向社會公開自己的同志身份。吳幼堅說，愛是最美麗的彩虹，愛能衝破思想上的偏見，化解心理上的歧視。兒子鄭遠濤和朋友定居北京，相親相愛，吳幼堅說她為擁有“兩個兒子”感到幸福。在同志圈裡，大家都尊稱吳女士為“吳媽媽”。吳媽媽組織並創立“同性戀親友會”，開通熱線為同志排憂解難，撰寫文章呼籲社會寬容。2012年1月1日起，吳媽媽不再擔任同性戀親友會會長，設立了吳幼堅公益工作室，除了在院校、社群、企業、疾控部門做同性戀主題講座，也面向同志群體做艾滋病檢測服務工作。在尋求理性認識，倡導更多社會包容之外，珍愛生命，自重自愛，遠離高危行為，或許，更是我們每一個社會人應該踐行的。

撐同志 反歧視2012年5月，鄭州一對同志戀人小陽和小海舉行了“婚禮”。在三禾工作坊的辦公室裡，兩人許下愛的諾言。儘管他們的婚禮並無法律意義，他們想以此告訴世人：同志之間也有真愛。

同志權利運動要求同志享有和異性戀者同等的公民權和人權，重要議題之一便是是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相對於香港和廣州的同志權利運動，鄭州幾乎是一片空白。鄭州的同志組織的作為限於艾滋病防治和干預，以及同志文化倡導。

女同性戀者Y說：“同志權利的最終實現，要靠同志自己來爭取，爭取成功的前提是，同志之間要達成共識，形成默契，一起行動。世人對同志有很多誤解和歧視，如果同志不聯合起來，相互取暖，很可能會自暴自棄，自甘墮落。我們只有變得強大起來，才能免受其傷害。”

直人（異性戀）失戀時身邊的朋友會關心他，當他追異性時身邊人會出謀劃策或起鬨，當他即將走入婚姻時又有親友的祝福和各種約定俗成的“指引”，這些土壤都有助於個人的成長，或生活、感情的穩定。同志從一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時，他只有自己一個人，他們會戒備心十分強，感情中有互相傷害，卻沒有保護的土壤。從“廁所文化”到“酒吧文化”再到“社群文化”都是這種土壤的不斷改善，這個過程中，同志群體的需求也不斷從最基本的性需求，一直到了希望得到社會大眾的尊重的需求。

誠如宗薩仁波切所言：“同性戀性行為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執著，我們不應該認為，喜歡吃披薩的人比喜歡吃檸檬飯的人糟糕。”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不侵害他人的前提下，都應該得到尊重。

同志常識問答（來源：同語）

同性戀（Homosexual）：情感上和生理上都被相同性別所吸引的人。包括女同性戀（Lesbian，中文諧音稱為“拉拉”）和男同性戀（Gay，英文也泛指男女同性戀者）。

同志（Tongzhi）：華文語境裡對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人群的總稱，由香港導演林奕華在1989年首次倡導使用，取“志同道合”之意，以對抗社會對“同性戀”的汙名化。

出櫃（Come Out）：對他人公開自己的性傾向或性別身份。由於歧視和汙名的存在，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常常隱瞞真實的自己，猶如藏身暗櫃之中。

同性戀是天生的，還是後天變成的？

性傾向的成因，不僅並不單一，而且因人而異。多數人的性傾向形成於早年。大量研究發現，先天的生物因素對於個人性傾向有重要影響。科學界公認，性傾向最有可能是生物因素、環境和認知共同作用的結果。

跟同性戀接觸多了會不會變成同性戀？

很多人接觸同志文化時，都會有這樣的疑慮。其實，感情和性傾向，都是自然而然的、勉強不來的。同性戀者從小就在異性戀文化的包圍中成長：被異性戀父母撫養、和異性戀朋友交往、絕大多數書籍和電影中的愛情也是異性戀的，但他們仍然沒有“變成異性戀”。瞭解性傾向與性別身份的相關知識並不會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而只會幫助一個人更加全面地瞭解自我和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