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階住宅區——“跑馬地”的前世今生

valley英文是什麼意思

香港高階住宅區——“跑馬地”，英文譯為“Happy Valley”，意為“快活谷”。但實際上，“快活”之名與賭馬之樂無涉，而是源自一場發生在港島上的死亡：

百餘年前，因這場死亡而開闢的“快活谷”墳場，埋葬的絕大部分是英人。墳場以一天三具屍體的速度被一點點堆高，“屍體不斷往更高的山坡上播種”，最終在1850年初告滿。而與覓得埋骨之所的英人不同，彼時的華人，卻面臨著“死無葬身之地”的尷尬境地，這種境地，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覓地而死的香港人：即使買不起房，也要“死有葬身之地”

在那些日子裡，從不缺死人

鴉片戰爭以前，港島的人口只有寥寥數百。原住民聚居在為數只有二十的村落裡。跑馬地的前身，黃泥涌就是其中之一。

英國外交大臣 Lord Palmerston 勳爵甚至把它描述為“一塊沒有房子的貧瘠之地”。他預測，“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貿易港。”

1841年1月25日，在登島的翌日，英軍便宣佈正式接管香港。

一行人打算覓地落腳。而三面環山的黃泥涌，被認為是“整個島上唯一一個有樹的地點、一個美麗的地方”，因此被“幸運地”選作軍事和商業的部署地。

然而，在英軍接管農田、修築軍營的過程中，黃泥涌的農田排水系統遭到破壞，低窪地區成了蚊蟲滋生的理想溫床。

大量外籍軍民很快被瘧疾、霍亂和傷寒感染。再加上，遠道而來參與鴉片戰爭的英軍無法適應炎熱潮溼的天氣，故當時的死亡率極高，大多英國士兵活不到31歲。

於是，英國當地開始用“why don‘t you go to Hong Kong”，來詛咒人“你怎麼不去死”。

開埠伊始，覓地安葬染病死去的英軍成了當務之急。

英國人決定另覓營地，同時將這片不詳的“發燒沼澤”闢為墳場，並取名“快活谷”。

軍醫愛德華 ·克里在1841年6月18日的日記中寫到：“可憐的老布羅迪，今天下午葬在香港的新墓地‘快活谷’裡。”

兩天後，克里醫生又記錄了第二場葬禮：“我的另一位朋友，第18團副官威爾遜，剛剛從廣州趕來，斃於莫名高熱，葬於布羅迪之旁。”

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為了慰藉在港英人的思鄉愁緒，決定在香港興建跑馬場。

1844年，殖民地政府強制購買了墳場對面的一片農田。很快，稻田被清理乾淨，溪流被抽乾，“水深廿呎的地方變成了道路”，賽馬開始了。

當地人失去了世代以來賴以為生的土地，只好流落到市區做苦力。Richard Collinson中尉在2月寫給父親的信中提到：“政府顯然不關心中國人。”

就這樣，墳場和馬場比鄰而建。墓碑前的泥地上，有時佈滿了馬的腳印。

而“跑馬地”的英文譯名“Happy Valley”，“快活”之名實際上與跑馬無涉，而是源自旁邊的“快活谷”墳場。

據一名駐港英軍的記錄，1850年代初，“在七、八月，每天有三具屍體運往這裡。很多同胞被葬在看臺對面，賽道旁邊的墓地裡。”

山坡的低位很快被填滿。“屍體不斷往更高的山坡上播種”，墳場在1850年代中葉便告爆滿。

華人與亂葬崗

與此相比，早期來港模造和建設的華人勞工，雖然同樣染病死亡，而境況卻大不相同。

除了駐港英軍外，早年葬於香港墳場的主要是政府官員和傳教士。而香港的“一般華人”，是不能下葬在香港墳場的。

據當時的立法局華人代表劉鑄伯所說，能安葬於此的，“大都是華人社會的上層人士，在香港出生、擁有英籍、與英人社會存在密切關聯”。

1850年代後期，殖民地政府陸續為外籍人士和少數族裔設立墓園，大都佈置得如花園般漂亮，看起來像是“大英帝國最美麗而憂鬱的一畝土地”。

而惟獨華人墳場的設定計劃始終未見蹤影。

彼時，殖民地政府實行華洋分治，對華人社會的管理大多不聞不問。社會界限森嚴，外國人主要聚居在太平山山頂。

而華人不允許住在山上，只能住在山腳。

集體墓葬的“墳場”和“墓園”，是西方工業革命後才出現的“舶來貨”，對於港島乃至全國來說，都是聞所未聞。

大多數華人依舊沿襲開埠前的傳統，死後在山坡找一處“風水地”落葬。

於是，當時大部分的亂葬崗，也都集中於華人聚居的上環山腳一帶。

然而，開埠數年間，翻天覆地的改變遽然而至。

1851年，港島人口升至三萬三千人，絕大多數是從珠三角地區來港謀生的貧苦勞工。另一方面，從1840年代末起，每年有數以萬計的華人經香港前往外地謀生。

華人勞工的人口不斷增長，殖民地政府又沒有認真關心他們的殉葬事宜，一時間，“島上舉目盡是山墳”。而解決問題的曙光，最後由一封報章投函而起。

1856年，《德臣西報》有讀者投訴：瘟疫流行，華人大量死亡，因草草下葬，深不及二呎，且大都沒有蓋上棺木。遇到大雨，屍體被衝到馬路，使路人不安，更汙染了水源。

各方壓力之下，殖民地政府在該年6月，以“防止一些令人討厭的事情”為由，提出開埠以來第一項針對華人的殮葬法，並在當時人煙杳少的山頭開闢了華人墳場，由英國人集中管理。

而在華人殮葬法推出前，不少自發組織的義莊、義冢，則為來港謀生的華人義務儲存遺體。

當局又規定，“政府可隨時收回土地或用作他途，指令撿拾骸骨遷葬他處”。即是說，所有已設定的華人墳場，只屬臨時性質，政府可以隨時收回。

對重視先人墳塋安寧的華人來說，這自然是“為難人”。

因此，直到十九世紀末，也沒有一位“有體面”的華人選擇死後在港下葬。葬於香港的華人，大都是無力又無奈的底層勞工。

踏入20世紀後，華人社會人口由十三、四萬，倍增至48萬。越來越多華人富商，希望在香港落地生根。對香港缺乏一處合意的葬地，他們當然清楚不過。

抱著“返鄉無望”的心態，中上階層要求一塊土地讓自己在百年歸老後永久安葬的呼聲越來越高。

華人領袖的請願聲此起彼伏。

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1909年，香港墳場闢出一處較偏僻的角落，容許非信奉基督教的華人下葬。

1913年，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也爭取到上述權利。自此，落地生根又沒有改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華人，大多安葬於此。

因此，又有人說，在香港墳場，連死亡都是一種跨文化的體驗。

在往後的日子裡，更多由華人自己管理的墳場陸續設立。

“港九各處是墳場，總有一間系左近”，形容的是香港居民與全港100多個長眠之所，比鄰而居的“親密感”。

從南來避亂的華人，到模造香港的平民百姓，一個個墓碑，無言盛載著一段難以言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