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逃避半生只為找一張安靜書桌，其兄魯迅對他只有一字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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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臘月初一，寒風凜冽，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東昌坊口新臺門周家喜添一丁。大明正德年間，周家始祖周逸齋遷居紹興，大清道光年間，周家分為致、中、和三房，致房隨後分為智、仁、勇三支，智房又分為興、立、誠三支，周作人便出自興房。

周作人​出生當晚，一個堂叔夜遊回家，忽然看到家裡有個白鬚和尚，轉瞬不見了。此事傳出，家人都說周作人是高僧轉世。出家人自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核心要義便是逃避現實，脫離世俗繁華，躲在深山老林，誦經唸佛。不能出家而信佛的，自稱居士，在家修行，核心要義也是逃避現實，每天喝喝茶，談談禪，念念經，燒燒香。

周​作人​的一生，便是居士的一生。他剃光頭，吃素食，每天躲在書齋裡寫字，不問人間俗事。除了寫字看書，沒有任何愛好，寫的文章也是清心寡慾，誠如其《浣溪沙·春日遣懷》所言：小醉微吟過一春。杏花雨細欲生塵，閉門高臥養天真。只有梅花是知己。重與江山作主人，好書堆案轉甘貧。

周​作人​從小奶水不足，便請了一個奶孃，沒想到奶孃攬了兩筆生意，喂周作人之前先喂另一家孩子。周作人吃不飽，餓得直哭，家裡只好給他吃糕點，不想把腸胃吃壞了，見什麼吃什麼，總是吃不飽，醫生說，這叫“奶癆”，得慢慢調養，忌吃葷腥，忌吃零食，每餐只吃半飽。這樣一來，周作人更餓了，也更瘦了。

1888年，周​作人​出了天花，差點死掉，幸虧祖母照顧天花病人有經驗，方才躲過一劫。1893年，周作人開蒙讀書，家裡請了一個家教。其父挑老師只有兩條，第一學問好，為人正直；第二不打罵孩子。都說不打不罵不成才，但是周作人父母卻喜歡講道理，認為從小捱打捱罵的孩子，長大都不會好。

本年十月，周家出了大事，便是周作人祖父周介孚科場舞弊案。周介孚是個京官，年初回家奔母喪，初冬赴京，走到蘇州地界，族中一幫人湊了一萬兩銀子找到他，讓他行賄考官殷如璋。周介孚派一個跟班上船送銀票，銀票裝在信封裡。恰遇殷如璋和副考官周錫恩談事，殷如璋便沒有當即拆信。沒想到送信者是個二貨，久等不見回信，急了，站在門外大喊，“銀信為啥不給回條”。於是事發，周介孚投案自首。

大清江山此時雖然搖搖欲墜，科考也已千瘡百孔，但是科場舞弊案依然是重罪，輕者殺頭，重則滅族。審案的蘇州知府王仁堪不想把事情搞大，想要含糊了事，於是跟同僚說，周介孚“素患怔忡”。怔忡是心悸的一種，日常表現為剔剔不安，不能自控。《紅樓夢》裡賈寶玉丟了佩玉，便“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簡言之，怔忡就是腦子不清楚，行為不受控制，處於神經不正常狀態。根據大清律例，精神病人沒有完全行為能力，犯事可以免責。

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雖然跟班腦子進了水，但是周介孚腦袋清楚得很。他不僅不承認自己是個精神病，反而振振有詞，說什麼科場舞弊在大清早已常態化，某某就行賄了某某，我不過照貓畫虎罷了。結果事情搞大，被判了“斬監候”，在蘇州監獄整整關了八年，方以“投案自首從輕發落”為由放了出來，周家從此一下子“從小康墜入了困頓”。

周​作人​父親周鳳儀本來要考舉人，也被取消了考試資格，12歲的魯迅和9歲的周作人被送往舅舅家避難。“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老二就在後邊跟著就是了”。誰都沒想到，這個從小溫馴隨和，一直被哥哥罩著，相依為命的二弟，最後會跟哥哥反目，老死不相往來。

​​1894年，周鳳儀突然吐血不止，請來名醫看了，然並卵。卻把魯迅折騰的夠嗆，每天先把家裡值錢玩意兒拿到當鋪當了，然後拿錢去藥鋪抓藥，如此反覆，家境每下愈況。幾位名醫治病有個特點，便是找各種各樣非常罕見的藥引子，其中便有“一雄一雌同居一穴的一對蟋蟀”，不是同居一穴的不算。魯迅對此很不理解，在《父親的病》中寫道，“似乎昆蟲也要貞節，續絃或再醮，連做藥資格也喪失了。但這差使在我並不為難，走進百草園，十對也容易得，將它們用線一縛，活活擲入沸湯中完事”。

跟魯迅一起捉蟋蟀的，便有周作人。

1896年，周鳳儀病逝。1897年，周作人前往蘇州陪侍祖父。祖父尚在監牢，需要有人每隔幾天進去陪侍一天，說話解悶。周作人不陪侍的時間，便把自己關在屋裡，讀書寫字。隔壁一個名叫阿三的姑娘經常抱著一隻名叫三花的大貓，過來看他寫字。“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每逢她抱著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寫，感著一種無所希求迷濛的喜樂”。

可惜半年以後，阿三姑娘便得霍亂死了。從周作人對阿三的感情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羞澀的，被動的，不敢表達的，逃避退讓的少年，“並不問她是否愛我，總之對於她的存在感到親近喜悅，並且願為她有所盡力”。周作人在回憶中稱為自己的《初戀》，其實確切的說，是暗戀。

周福清在獄中教周作人讀詩：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游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蘇（東坡）詩，筆力雄健，詞足達意。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艱深，韓（愈）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

1899年初冬，寒風蕭蕭，寂寞清冷，周作人獨居陋室，作《冬夜有感》：空庭寂寞伴青燈，倍覺悽悽感不勝。 猶憶當年丹桂下，憑欄聽唱一顆星。

周家衰落後，魯迅走投無路，只好去南京水師學堂讀書。弟弟周作人依然想“走正途”，先考縣試，再考府試。讀書間歇，望著牆上懸掛的山水人物畫，孤獨寂寞猛然襲來，不可抑止，作詩以記。

孤舟冒煙雨，危坐把釣竿。霜葉紅於花，寂寞無人看。

松下彈古琴，莫惜無人聽。小僮倚石眠，一覺未曾醒。

魯迅和周作人都是孤獨的人。魯迅的孤獨浸入骨髓，讀之令人渾身發冷，所以魯迅說，我的文字年輕人最好不要看，冷氣太重。周作人的孤獨卻是內斂的，剋制的，自我消化的，讀了令人感同身受，非常有代入感，雖無冷氣，卻很壓抑，總覺得胸中有口氣憋著，欲吐而不能。

只可惜正途走不通。周作人連續考了三年，連個秀才都沒考上。魯迅寫孔乙己，一輩子沒考上秀才，至死都是個童生。從周作人的遭遇可以看出，秀才並不是那麼好考的，孔乙己並不丟人。沒考上秀才，周作人百無聊賴，還混過一段時間流氓，紹興當地叫“破腳骨”，差點走上邪路。幸虧他並沒有混江湖的潛質，混著混著覺得沒意思，便撤了。

儒俠兼不通，便只剩下遁入空門一條道。有一天他出外郊遊，“一路鳥語花香，山環水繞，楓葉凌霜，杉枝帶雨”，不禁欣然嚮往，“倘得築茅屋三椽，環以籮牆一帶，古書千卷，同志數人，以為隱居之意，而吾將終老乎”。

現實中略微碰壁，便想著逃避退讓，這是他和魯迅最大的區別。魯迅愈挫愈勇，是典型的“鬥士”；他卻遇挫即退，是標準的“隱士”。

​1901年，周作人步了其兄後塵，也進入南京水師學堂讀書。兄弟二人之所以先後進入這所學校，皆因該校國文教習兼管輪堂監督周椒生是他們本家叔祖。入校前，周椒生給他改名“作人”，取“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的典故。作人意即培育人才，跟其兄樹人意思一樣。

1906年，周​作人​前往日本學習海軍技術。在日本期間，由於有大哥魯迅罩著，“差不多所有對外交涉都由魯迅替我代辦，更是平穩無事”，所以“過得頗為愉快”，“對日本印象挺好”。他既沒有親身面對魯迅被日本人排擠為“下等民族”的屈辱，也沒有郁達夫被日本人戳指痛罵“支那人”的憤懣，他只是躲在書齋裡，看希臘文，寫小詩詞。宛若溫室裡的花，被保護的太好，根本不知道窗外的風雨有多麼猛烈。

1908年，魯迅幾人合租了一間房子。幾個大男人當然沒人做家務，於是僱了一個日本女工，名叫羽太信子。別人都在外面跑，家裡只有周作人埋頭讀書，還有羽太信子忙前忙後，一來二去，兩人便談了戀愛。其實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他的“初戀”阿三姑娘。同樣的環境，同樣的氛圍，同樣的感受。中國的知識分子個個憧憬“紅袖添香夜讀書”，因為現實生活除了富貴之家，寒門士子往往要多苦逼有多苦逼，所以蒲松齡寫的聊齋，動不動就有一個美貌妖豔的狐狸精半夜三更跑進門詢問，帥哥，約嗎？

純屬意淫。

平心而論，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結合，魯迅是不贊同的，因為二人性格差異太大。但是魯迅自己的婚姻也是一團糟，所以也沒辦法強求弟弟娶個啥媳婦。此事彙報周母，周母也是一聲嘆息，她說，看到大先生和朱安這樣，我也很苦惱，所以二先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1919 年，兄弟倆將紹興老家祖宅賣掉，在北京八道灣衚衕 11 號買了一所四合院，魯迅朱安周母住前院，周作人一家住後院。魯迅一個月掙350塊，周作人掙300塊。魯迅除了留點買菸買糖（魯迅喜歡吃糖，為此把牙都掉光了。他說，生活太苦，糖果很甜）的零花錢，兄弟倆所有收入全部上繳家庭財政，歸羽太信子統一支配。

羽太信子也是窮苦出身，現在大錢在握，馬上闊氣起來，僱傭人（好幾個），吃大餐（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廚房重做），打出租（黃包車），各種買買買。“日常用品都買日本貨。市場上日貨充斥，想要什麼有什麼”。還搞代購，“常常託親戚朋友在日本買了捎來”。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

周氏兄弟雖然掙錢多點，但畢竟是工薪階層，靠教書寫字掙點辛苦錢，根本撐不住這麼造。所以周家動不動就是月光族，甚至還得魯迅出去借。因為周作人從來沒有“對外交涉”的習慣和能力，“他要的只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還有苦雨齋（周作人書房）裡書桌的平靜，別的一概不問不聞”。當然了，他對老婆的所作所為不敢牙崩半個“不”字。

時間一長，矛盾凸顯。魯迅忍無可忍，不免嘮叨幾句，讓羽太信子手小點，“想想將來”。但是羽太信子根本不聽，我男人都不管我，你個當大哥的，有啥資格管我。而周作人“惟整日捧著書本，其餘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費精力之內，不聞不問”。

一來二去，羽太信子和魯迅關係日趨緊張，到了1923年，終於不可調和。

7月14日，烈日炎炎，魯迅回家，誰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當晚，魯迅第一次沒有與家人同桌進餐，“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

7月17日，羽太信子生病，請來日本醫生池上診治。羽太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病，每當身體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昏厥。

7月19日，周​作人​遞給魯迅一封信，內容如下。

魯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的，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事情是14號發生的，信是18號寫的，“昨日才知道”，即17號才知道。就是說，從14號到17號，三天時間是空白的。誰都不知道14號發生了什麼事，據羽太信子給魯迅潑汙水，說是魯迅偷看她洗澡。此事已經被證偽了，因為羽太信子洗澡肯定在屋子裡，不在院子裡。而屋子“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魯迅又是小個子，想看洗澡非常困難。關鍵是，魯迅也不是那種人。

其子周海嬰說，且不說家父沒幹過這事，即使不小心看見了，也不是啥大事。因為羽太信子是日本女人，而“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

不管別人信不信，反正周作人信了。其實我覺得，周作人也不信，兄弟幾十年，大哥是啥人還不清楚嗎。周作人之所以五天之後才跟魯迅絕交，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說“昨日才知道”，我覺得不可信。因為羽太信子並不是心中能藏住事的人，白天發生的事，晚上週作人下班回家，她會不說嗎？之所以說“昨日才知道”，是為了掩飾這幾天的下決心過程。

​周​作人​的信其實已經把他跟魯迅絕交的原因寫的很清楚了。

第一，大家都是可憐人。不管此事誰對誰錯，都已經過去了。咱們都解決不了目前遇到的問題，過得都很可憐，唯一解決之道，便是分家另過。

第二，我以前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的，現在所見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薔者，牆也。薇者，微也。周作人從小到大，都是大哥這面堅韌高大的圍牆給他遮風擋雨，他譬如牆下小花，順牆生長。從此以後，他要離開大哥遮護，獨自面對風雨了。

第三，願你安心，自重。安心，即不要為了這點小事心生愧疚。自重，我覺得是自我保重，但是好多人理解成“好自為之”。

總而言之，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周​作人​後來說，“（我）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可見周作人下決心跟魯迅絕交，是經過好幾天“權其輕重”的謀定後動之舉，並非一時心血來潮的激情行為。之所以絕交，便是為了給自己找一張安靜的書桌。

魯迅讀信愕然，一臉懵懂，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想跟弟弟好好談一次，消除誤會，共同想出解決辦法，但是周作人拒不相見。這種不想如何解決問題只想極力逃避的行為是可恥的，可是“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啊”。

8月2號，魯迅搬出三道灣，住進磚塔衚衕，大病一場。

1924年6月，陽光明媚，萬里無雲，魯迅踏著輕盈的腳步，前往八道灣取自己留下的書籍和日常用品，正在收拾之間，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婦“突出罵詈毆打”，“用一本書遠遠地擲人”。魯迅從西廂隨手拿了一個陶瓷枕頭，向周作人砸去。周作人從牆角架子上拿了個香爐回砸魯迅。在場眾人完全驚呆了，想不到曾經兄友弟恭的模範兄弟竟然不講武德，幹起仗來。

從此之後，兩兄弟老死不相往來。

魯迅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啟明“昏”，“真昏”。昏者，幽暗不明也。

魯迅兄弟很小的時候，家裡為了他們長命百歲，便讓他們拜了一位和尚為師，尊稱“龍師父”。龍師父給魯迅起法名“長庚”，給周作人起法名“啟明”。長庚和啟明都是天上的星宿，“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兩星永不相見”。

不想一名成讖。

羽太信子對周作人一生兩件大事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一是與魯迅反目，一是日本侵華沒有南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實對羽太信子的定位也不用太複雜，她就是一個標準的“家庭婦女”。一方面，她辛勞持家，“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裡裡外外操勞不停”，一方面，她也有所有家庭婦女的侷限性，喜歡家長裡短，愛慕虛榮，沒有大局觀，愛佔小便宜，出語傷人，歇斯底里，撒潑打滾，為了一點小利，無所不用其極。這種女人我們身邊比比皆是。

周​作人​曾作《西遊記》詩，如是寫道：兒時讀西遊，最喜孫行者。此猴有本領，言動近儒雅。變化無窮盡，童心最歆訝。亦有豬八戒，妙處在疏野。偷懶說謊話，時被師兄罵。卻復近自然，讀過亦難捨。雖是上西天，一路盡作耍。

魯迅便是戰天鬥地的孫行者，周作人便是疏野偷懶的豬八戒。

魯迅後來作了一篇《阿金》，其中寫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里，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現在阿金卻以一個貌不出眾，才不驚人的孃姨，不用一個月，就在我眼前攪亂了四分之一里。

其中深意，自有好事者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