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職河北農科院後，他靠做分子育種獲投數千萬，客戶含先正達、隆平高科等

數萬年來，農作物經歷了長時間的自然選擇和無意識的人為選擇，一直到19世紀末孟德爾理論的提出，才使雜交育種逐漸發展起來。過去的幾十年雜交育種取得了顯著成果，養活了日益增長的人口。

但是近年來傳統育種模式遭遇瓶頸，遺傳進展速度不斷降低，亟需更高效的育種技術加速遺傳進展，分子育種技術應運而生。

相對於傳統育種，分子育種可以利用分子標記與決定目標性狀基因緊密連鎖的特點，透過檢測分子標記，即可檢測到目的基因的存在，達到選擇目標性狀的目的。利用分子育種，育種選擇週期可以從原有的8-10年縮短至2-5年，透過對種子切片進行檢測，能夠篩選出需要淘汰的種子，從而減少90%的田間種植工作。

目前跨國種業公司已幾乎全部使用分子育種，但我國頭部種業公司分子育種使用比例僅有10%，中型公司該比例只有1%。

科研端，我國在畜牧和作物分子育種的基礎研究領域取得了重大進展，突破了一系列重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技術端，高通量測序技術高速發展，測序成本以超摩爾定律的速度下降，使得分子育種技術具備了走向育種產業化應用的基礎。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做科研的就是做科研，做育種的就是做育種，這兩個並沒有被很好地結合起來，分子育種一直都停留在實驗室，即便是現在傳統育種方式依舊是主流的育種方式。”據博瑞迪創始人張嘉楠介紹，育種是個“number game”，只有有足夠規模的基礎群體才能選出理想的個體，

所以基因型分型的成本和通量問題一直是制約國內分子育種落地的關鍵。

博瑞迪成立於2017年，是一家專注於動植物分子檢測和育種相關技術研發與應用的企業，主要提供高通量、低成本的精準基因型鑑定和分子檢測技術服務。目前其透過自主研發與進口替代打通了現場取樣、樣本提取、基因型檢測、資料分析、資料管理的全流程，並將基因型分型的成本降低了90%，成立以來其累計為國內350多個育種團隊提供分子育種技術服務，包含隆平高科、先正達、海大集團等。

融資方面，2021年9月，博瑞迪獲數千萬人民幣A輪投資，投資方為中信農業、允治資本。

- 博瑞迪團隊-

從基因型分型的問題切入

張嘉楠是學習生物技術出身，創業之前曾在河北農科院有過近7年的育種科研經驗。

在這個過程中張嘉楠發現，育種與科研其實並沒有很深的融合，

“育種科研就是兩層皮，科研就是發文章，而育種就是在田間地頭‘用眼瞪、用牙咬’選品種。”

但在國外，分子育種早已是種業公司必備，多年前，拜耳、科迪華農業、先正達等就均已佈局研發。為什麼國內外會有如此大的差距？核心是在育種模式上的差異。

國外有較多大的跨國種企，所佔市場份額很高，市場較為集中，這些公司在育種上投入了大量的研發經費，

以拜耳為例，其每年在育種研發上的投入都在20億美元左右，而育種非常強調規模效應，這也就意味著公司規模越大，其投入邊際效益作用越顯著，在這種情況下，種業公司有非常多新的技術可以應用，其對於投入的成本便不再敏感。

但在國內育種單元則較為分散，資金本就不充裕，還被切分成了多份。

國內的育種大都以科研單位為主，種業公司頭部集中度也較低，這就導致每一家的經費都十分有限，但育種又強調規模，所以很少有公司願意投入做研發。目前國內育種經費大多由國家支援，據張嘉楠核算，

如果不算人工成本，正常育成非玉米類的自交系品種，成本在200-500萬元之間，時間需要8-10年，但這樣一個品種的經銷權轉讓費用只有20-30萬元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種子公司而言完全沒必要投入大量時間與費用，而且也使得行業內滋生了很多小種業公司，整個中國種業市場中有5000-6000家公司，其中95%的企業沒有自己的研發能力，

這本質上就是一個經銷市場。

”然而分子育種對於種業的發展又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比如分子育種在幫助奶牛育種的過程中，可將其育種週期縮短4。5年，成本下降92%。在國內種業發展較為落後的大背景下，張嘉楠發現

基因型分型的成本和通量是制約國內分子育種落地的關鍵瓶頸。

比如田間選配一個DH系除去科研人員的費用大約在40-50元，博瑞迪成立前，利用晶片檢測一份玉米材料需要400元，如此大的價格差異讓育種家對分子育種望而卻步。結合自己多年的經驗與市場的痛點，2017年張嘉楠從基因型分型分問題切入創立了博瑞迪。博瑞迪是一家專注於動植物分子檢測和育種相關技術研發與應用的企業，主要提供高通量、低成本的精準基因型鑑定和分子檢測技術服務。

核心是把成本打下來

在張嘉楠看來，現階段還處在AI育種的資料積累階段， “目前人類除了在牛上有大規模的資料積累以外，其他物種領域仍嚴重缺乏資料，包括基因型和表型資料，沒有基礎再好的演算法和技術也難有用武之地，所以現在對於育種行業來說最先需要解決的應該是資料積累問題。”

而之所以沒有資料積累，主要還是因為基因型與表型測定成本太高。

然而表型過於個性化，不同品種之間都會有一套專屬體系，不同物種的基因型檢測手段更為統一，而且博瑞迪團隊並非機械或影象識別背景，所以張嘉楠便選擇了從降低基因型測定的成本入手。

透過制定從樣本獲取到上機測序的一整套基因型獲取方案、自主研發技術體系以及國產替代實驗室裝置，博瑞迪將基因型檢測的成本已降低了90%。

- 全面國產化生物育種檢測平臺 -

具體來講，

在基因型獲取方案上，博瑞迪從如何標準化取樣、規範化送至實驗以及以最快速度處理樣品到在實驗室中如何規模化操作再到如何工程化做資料分析，完成了一整套方案的規劃。

在核心技術上，博瑞迪將捕獲測序技術應用至育種領域。

過去在基因測序上多使用固相晶片，這種技術本身並不靈活，而且進口價格較高，博瑞迪基於二代測序研發了更適合農業應用的捕獲測序技術，據張嘉楠介紹，這項技術在醫療中已經有了較為成熟的應用，比如腫瘤檢測、癌症早篩、遺傳病等領域。除了最開始1年進行技術研發外3年來博瑞迪始終堅持對技術體系進行深度最佳化，不斷提高參數、簡化流程，追求極致成本。

隨著成本的不斷降低，張嘉楠意識到，檢測通量就成為了分子育種的下一個瓶頸，

現有的實驗室裝置體系，多為醫學或者科研準備，沒有適應農業超大規模檢測的平臺。2019年起，博瑞迪就聯絡國內多家自動化裝置廠商共同針對農業樣本特點開發了一系列自動化檢測裝置，來滿足農業育種產業化的需求。同時博瑞迪還組建了一支具有豐富IT和生物經驗的資訊化團隊來應對日益增長的樣品和自動化處理需求。目前博瑞迪客戶主要有科研單位與產業客戶，其中國內一二線科研單位已基本實現覆蓋；產業客戶按植物方向與動物方向做區分，植物方向已經與隆平高科、先正達、大北農生物技術中心、瑞豐生物、隆平生物等頭部企業建立合作，動物方向從去年開始佈局，目前正與海大集團、大北農等建立合作。據張嘉楠介紹，動、植物領域對於公司的要求不同。

動物領域產業化程度較高，

“這些公司很多已經有習慣的運作體系，並不是技術好就能使其應用，而且要能滿足產業化對於週期、成本、資料分析多方面的需求。”，博瑞迪用了兩年時間測試、推廣，才逐步打入了動物領域。

在植物領域，真正考驗的則是技術的成本能否為育種家所接受。

與動物相比，植物是遺傳學上更為優質的研究材料，所以不同於動物育種由企業完成，植物育種都由全國大大小小的科研單位完成，因為本身就存在科研訴求，所以植物育種單位更願意嘗試新技術，然而又因為植物的單體價值更低，育種單位對成本極為在意。這就為整個行業建立了較高的進入門檻，張嘉楠預測，未來基因型分型將是一個集中度較高的市場，“無論在植物側還是動物側真正的產業化客戶其實並不多，植物側真正有育種研發能力的公司只有一兩百家；而在動物領域雖然有幾千家育種公司，但大部分小廠都是透過育種顧問的形式來育種，而全國的育種顧問也不過百人。

在客戶市場本身沒那麼分散的情況下，先發優勢極為重要，新公司進入市場將會面臨更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