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筆下的小人物:小人物形象的發展演變

切爾維亞科夫是小人物嗎

18 世紀以來俄國文學史上先後出現過古典主義、感傷主義、浪漫主義等文學思潮。在諷刺劇作家馮維辛的《紈絝子弟》裡，阻礙俄國社會前進的主要社會根源——農奴制的罪惡早早就被彰顯了出來。感傷主義作家卡拉姆津的《苦命的麗莎》更是主張從日常生活中汲取題材，不用帝王將相等大人物而用農奴、小貴族等底層民眾作為主人公，強調他們的內心感受和不幸遭遇，為其啼飢號寒，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與抨擊。而俄國曆史上第一位貴族革命家、啟蒙思想家拉季舍夫更是在深受歐洲啟蒙主義影響之後在其代表作《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對封建專制和農奴制度進行了無情的鞭撻，揭示了農奴悲慘的生活處境的政治根源，主張以君主立憲推翻封建專制制度。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顯露了人本主義情懷和人文主義精神的端倪，促進了非等級價值觀和平等意識的逐步建立，為後期小人物形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 世紀的俄羅斯文學與俄國社會革命運動密不可分，19 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兩大歷史事件對俄羅斯社會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1812 年的衛國戰爭在喚醒俄羅斯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之餘，更是激發了民族的自我意識。他們發現，與他們一起保衛家園的勞苦大眾在戰鬥中卻仍受欺壓，戰後也並未改變原本貧苦的生活狀況。因此，他們試圖透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開明的君主制，改變農奴制的現狀。“然而國家權力機構、皇帝周圍的官僚不打算為改革活動放棄自己的專權。這種互不理解的結果導致十二月黨人主張的出現。”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響的十二月黨人透過起義的方式希望以君主立憲或者共和制取代沙皇專制和殘酷的農奴制度，雖然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此舉影響了一代人的心靈，提高了民族覺醒意識。文學是歷史和現實的反映，透過這兩大歷史事件的發展，引發了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俄國文學家對歷史與現實以及個人的生存問題作出了嚴峻的思考和探索。從此，俄國文學逐漸邁向對現實的揭露與批判之路。

俄國現實主義作家們深受西歐人文主義文學的影響，從而使 19 世紀俄國文壇充滿了人道主義關懷。“小人物”主題的產生便是最好的見證。但由於作家自身的階級和所處時代的侷限性，使他們的人道主義世界觀戴上了貴族階級的有色眼鏡。他們在對“小人物”表示同情的同時，“又不免帶有某種程度的朦朧、抽象和悲觀因素”。

19 世紀俄羅斯民族文學自普希金開始，便有了本民族的特色。縱觀全域性，可知 19 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中心題材是圍繞人民解放運動而展開的，從最初的貴族階級的“多餘人”逐漸向生活在社會底層邊緣的“小人物”轉移，最終將目光聚焦於廣大農奴和城市下層人民，揭示其悲劇的生活和悲慘的命運。19 世紀 30 年代是俄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交融碰撞，最終以現實主義的勝利而開啟的新時代。已經而立之年的普希金，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使其文學視野發生了自上而下的變化。從《葉甫蓋尼·奧涅金》，到他的《驛站長》、《強盜兄弟》、《上尉的女兒》、《青銅騎士》等，都無不描寫這樣的題材。普希金之後的作家繼承了他的衣缽，皆以描寫此類題材為主要任務。“小人物的人生經歷在這些作家的生命體驗中也感同身受”。因此，大多數置身於統治階級之外的現實主義作家們能真正體察民苦，並具備著改變小人物境遇的美好願望。

小人物形象與多餘人形象一樣，作為 19 世紀俄羅斯社會轉型時期的一類特殊的人物形象而存在，在歷史程序中具有某種特殊的過渡性。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從小人物柔弱的身軀上和短暫的生命裡緩緩駛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過程中產生的文化鉅變，導致其丟失了許多屬於自己的東西，生命價值被遺忘和忽略，只剩下歲月的痕跡。在歷史面前，在社會當中，個體的命運是十分渺小的，尤其是對社會和歷史發展沒有任何影響的小人物，在這場角逐中扮演者毫不起眼的配角，其作用微乎其微。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往往令人不以為悲。而 19 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們深受西方自由和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個體意識和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將目光從貴族身上逐漸擴散並轉移到社會下層，將其放置特定的社會環境和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予以觀照，透過文學的藝術手法對這一人物典型進行了深刻的剖析與人性化的揭示。是作者之人本主義情懷和人文主義精神的有力印證。

第一次把“小人物”引進俄羅斯文學的是敘事詩《強盜兄弟》，它是從普希金生活中親耳目睹的事件中汲取的靈感而創作的，與此後的《驛站長》中的小人物一脈相承。但俄羅斯文學中確立的“小人物”形象始於 1830 年普希金在《別爾金小說集》中的《驛站長》中塑造的“維林”。1833 年普希金在長篇敘事詩《青銅騎士》裡又塑造了葉甫蓋尼這個小人物形象。隨後果戈理在《外套》、《狂人日記》中塑造的巴什馬奇金和普里希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窮人》中塑造的傑弗什金、《罪與罰》中的拉思科里尼可夫、《卡拉瑪佐夫兄弟》裡的德米特里和伊凡，契訶夫在《套中人》中塑造的別里科夫、《小公務員之死》裡的切爾維亞科夫、《苦惱》中的姚納和《萬卡》中的萬卡等等藝術形象是對這一人物形象的豐富和發展。這幾位作家筆下的小人物形象就是典型意義上的小人物形象。

《驛站長》主要描寫了發生在一個生活在俄國社會最底層的“十四品文官”老驛站長維林及其女兒杜尼婭和一個貴族軍官明斯基之間的故事。關於“驛站長”，作者是這樣描述的：“什麼是驛站長呢？一個真正的，十四等的受苦受難者”；“旅客把枯燥乏味的旅行中積累起來的怨氣全都發洩在驛站長身上”。作者飽含同情的筆墨，對驛站長卑微的生存狀態和悲慘的境遇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和憐憫。作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時更多地表達了對這種微如塵埃的“小人物”命運的反思。正如魯迅先生棄醫從文，試圖在精神上喚醒麻木的中國人一樣，俄羅斯民族之魂——普希金同樣試圖透過“小人物”形象的刻畫，揭露這類典型人物的劣根性，以喚醒其沉睡的靈魂和卑賤的奴性意識。

如果說普希金塑造的維林這一“小人物”形象確切地說是小官吏階層的典型形象，那麼同在《別爾金小說集》裡的《棺材匠》又何嘗不是 19 世紀 30 年代社會平民階層的“小人物”典型呢。“棺材匠”阿德里安·普羅霍羅夫這類小人物作為封建時代小農經濟的產物，在面臨資本主義的出現和商品經濟的發展物慾橫流的轉型時代，不能順應時代的發展，不能適應新的價值觀念和標準，而是主觀臆想地沉浸於落後的價值尺度和倫理觀念。他並不具備審時度勢的眼光和心態，看不清生活的本質在發生變化，而是仍以因循守舊、安於現狀的心態自處；他並不具有直面現實的勇氣，社會的競爭是十分殘酷和現實的，他卻整日碌碌無為消極待之。因而他根本經受不起尤爾科開的玩笑，只能自暴自棄，“氣哼哼地回到家裡”，悶悶不樂，與他人斷絕來往，竟“邀請死人來慶祝喬遷”，最後嚇得暈了過去。“棺材匠”的種種所為，反映了這類“小人物”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思想觀念。這種落後的思想觀念是落後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的結果。在這漫長而殘酷的高壓統治下形成的以因循守舊、因襲傳統、滿足現狀、惰性無為為特徵的小農經濟，必然導致生產力低下落後。而落後的經濟基礎和落後的上層建築，必然導致落後的民族心態和思維方式。它在某一層面上體現了俄羅斯民族固有的文化習性和民族性格中的劣根性。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

普希金在《黑桃皇后》中塑造的赫爾曼也可以說是“小人物”中的一類人。與前者不同的是，作為德裔工程師的赫爾曼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在資本主義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金錢是衡量人的重要標準。在赫爾曼身上，並未看到傳統的俄國人懶惰無為的劣根性，而是德國人的精明與算計。作為新興資產階級者，他沒有雄厚的資本積累，因此他對金錢有著極度的渴望，還希望透過賭博這一投機行為一夜暴富。而老伯爵夫人則代表逐漸沒落的舊貴族，赫爾曼為了一己私利殺死老伯爵夫人，說明新舊勢力較量之下，新勢力必然會打敗舊勢力，新時代也將會取代舊時代。然而，赫爾曼最後瘋了，說明像他這種對金錢、名利和地位極度渴望和不擇手段的“小人物”終將會被社會所拋棄。

繼普希金之後，果戈理繼承了普希金對“小人物”主題的書寫，並加入了一些宗教色彩。短篇小說《外套》描寫了九等文官巴什馬奇金省吃儉用買下的新外套遭人搶劫，告到官府卻被訓斥，最後抑鬱而終，化成鬼魂在原來被搶的街道上搶他人外套復仇的故事。《外套》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反映的是 19 世紀 40 年代俄國社會豺狼當道、橫行霸道、公然欺壓百姓的不公現象，作者對備受欺凌的“小人物”深感同情與憐憫。與普希金創作的不同之處在於，結局以一種冤魂復仇的荒誕形式告終，這也是果戈理創作的新奇之處。而鬼魂復仇體現了“小人物”開始關注自身的生存意識了，生前不敢說不敢做的事情，死後便透過這種形式獲得心理安慰。較普希金開創的小人物而言，果戈理的“小人物”已經有了個體意識和個人精神層面的突破，從這個意義上說，果戈理的小人物是對普希金小人物的一種超越。

到了 19 世紀 50 年代，屠格涅夫創作的“小人物”側重點有所不同。源於五十年代尼古拉二世的殘暴統治已經大大激化了貴族與農奴之間的矛盾。因此他的大多數作品以農奴為原型，深刻地展現了兩種階層之間的社會矛盾，揭示農奴主殘忍無道的罪惡的同時也表達了對小人物深切的同情。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刻畫的“小人物”多而複雜，其中也包含對普希金開創的傳統意義上的“小人物”的續寫，如《窮人》裡的傑弗什金、《罪與罰》中的馬爾美拉陀夫等均是生存於所在階層底層的小官吏和小職員，恪盡職守，墨守成規，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改變自身狀態，並最終屈服於命運的安排。另一種小人物則是時代的變革者。身處社會轉型時期和社會大變革時代，他們秉持著思變的精神計劃著自己的未來。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選擇了迎難而上、以惡制惡的方式鋌而走險，而不是一味地委曲求全，但在探索自我生命價值的過程中仍然擺脫不了命運的主宰。《罪與罰》中的拉思科里尼可夫、《卡拉瑪佐夫兄弟》裡的德米特里和伊凡、《雙重人格》以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中塑造的傑弗什金、高略德金和瓦爾科夫斯基就是這類特殊人物的典型。他們的抗爭手段似乎並不符合基督教以德報怨的理念，但在上帝面前懺悔過去、祈求內心平靜和精神的慰藉卻是他們最終的選擇。前半生一切不得已的苦衷和所做的錯事都可以透過皈依宗教來解決。這種宗教的懺悔和救贖思想體現了東正教的普世思想，寄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未來理想世界的美好暢想，為小人物的未來生活勾畫出了一幅美好的藍圖。

到了契訶夫時代，他又以中、短篇小說的形式將新的創作手法帶入小人物的創作當中，以短小、精悍的形式表現深刻的思想內涵。契訶夫筆下也創造出了各種豐富的人物典型：《套中人》中的別里科夫、《小公務員之死》裡的切爾維亞科夫、《變色龍》中的奧楚蔑洛夫、《胖子和瘦子》裡的“瘦子”、《醋栗》中的伊萬內奇等無不塑造了一個個恃強凌弱、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小科員、小官吏和小地主的形象，對該階層人的奴性意識進行了強烈的社會批判，揭示了奴性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心理；而《萬卡》裡的萬卡，《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安娜、《牡蠣》中的父親，《苦惱》裡的姚納等皆是 19 世紀俄國勞苦大眾的典型代表，作者透過對其悲慘生活的描寫，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與關懷，揭示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與無情，表現了人類的精神危機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