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唐宣宗這麼痛恨唐武宗，唐武宗對佛教的破壞，簡直難以置信

唐宣宗李怡在晚唐皇帝裡一向有著比較高的聲譽，因此被史學家們稱為

“小太宗”，但他卻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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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時才被唐武宗李炎立為皇太叔。

而後當他即位時便認為唐武宗曾經施行的佛教政策不得當，並下旨復興佛教。

唐宣宗

且在修建佛寺，製造佛像等一系列措施中，國庫幾乎都被花光，可即便唐宣宗花光了唐朝國庫，

那些被唐武宗焚燒的佛教八宗的典籍也回不來了。

一、唐武宗會昌毀佛的起因

中國古代一共有三次大規模的毀佛運動，史稱為

“三武一宗”滅佛，這其中破壞性最大，對佛教打擊最重，

在歷史上影響最深的一次便是發生在唐武宗時期的會昌毀佛。

由於毀佛的成功，從根本上擴大了唐朝的稅源，從而鞏固了中央集權，

所以在這段時期唐朝的經濟和社會都相對比較平穩，因此也被稱為會昌中興。

有關於唐武宗為什麼要大範圍毀佛的研究一直都有不少，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種：

1、維護統治的需要

武宗在位時期崇尚道教，認為排除佛教有利於鞏固君主的地位，以及可以維護政權的穩定。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武宗之所以要滅佛教，還跟與宣宗之間的皇權鬥爭有關。

有學者在《唐武宗滅佛原因新探》中提到，宣宗曾遁入佛門出家為僧，而武宗為了永除後患所以直接開展大規模毀佛行動。

會昌毀佛

但此種說法有失偏頗，因為武宗在位時宣宗不過是諸多憲宗庶子中的一個，且母親還是憲宗朝時一位不得寵地位不高的妃嬪，

所以武宗怎會忌憚這樣一位威脅不到他皇權地位的人呢？

所以除了以上兩種說法外，還有學者認為武宗之所以會毀佛，究其根本原因是在於唐朝中後期時，佛教發展過於迅速從而導致佛教勢力強大，最終一定會危及到唐王朝的統治。

佛像眾多

顯然對比起上述兩種說法，這個觀點比較經得起推敲，因為任何事物發展壯大到了畸形，就是社會的毒瘤，如果不加以控制最後只會適得其反。

2、穩定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需要

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不斷加重，朝廷經濟也陷入困境，社會便因此停滯不前。而武宗時期佛教的不斷髮展壯大，導致佛門寺廟眾多，從而使得僧尼數量不斷增加，而納稅人口不斷減少。

並且佛門寺廟還把大量的銅用於建造佛寺、鑄造佛像，以至於晚唐時期朝廷曾一度無銅鑄錢。

銅錢

此外武宗在位期間曾經進行了兩次大規模戰役，期間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家財政上發生了嚴重的資金困難。而在軍隊死亡人數甚多的情況下，百姓還得供養那些待農而食的僧侶，無疑會給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所以武宗毀佛其實從根本上來說是朝廷在跟寺廟主爭奪土地和勞動力等資源，所而後在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一日，武宗便下了毀佛計劃的第一道旨意。

命“年四十歲以下僧尼盡勒還俗，遞迴本貫。十六日，令年五十歲以下僧尼還俗。………至八月，天下凡還俗僧尼總計二十六萬零五百人，皆收充為國家納稅之編戶齊民。”

旨意下達還不足兩月，兩稅戶的人口便大增，而還俗的僧侶中有一部分成為兩稅戶，而有一部分成為了士卒，從而增加了社會上的流動人員。

到會昌五年，全國稅戶比元和中興時期增加了足足兩倍之多，這也是自安史之亂後國家最鼎盛的時期。

3、武宗幻想長生而偏通道教的需要

唐初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時，曾經得到了當時著名道士王遠知等人的幫助，所以道教在唐朝時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並在中唐時逐步站穩腳跟。

武宗在位時一直都信奉煉丹術士，會煉製出長生不死丹，所以武宗便偏通道教，再加上他身旁趙歸真、劉玄靜兩位道士一直攻擊佛教，所以導致武宗在個人意識上就很厭惡佛教。

術士煉丹

《太平廣記鈔》中載：“唐會昌中……時有郭天師，暨幷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監軍使攜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號”。《酉陽雜俎》中載：“會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為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歸真于禁中修法籙”。會昌四年八月，“以道士趙歸真為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由此可見武宗對於道士的寵信以及對道教的偏信，而對道教的狂熱喜愛使得武宗喪失了理智，

他不僅要毀佛滅佛，而且還大肆驅趕異教教徒。

會昌五年（845）七月，武宗敕令“大秦穆護、襖僧皆勒還俗，遞還本地充納稅百姓。如系外國人，即送回國。至八月，大秦穆護、襖僧共計還俗二千餘人。”

二、唐武宗會昌毀佛為何影響巨大

會昌毀佛雖然帶來了會昌中興，但在宣宗即位後便立即廢除了有關毀佛的諸多旨意，並同時頒佈了多道旨意用於重新興建佛教。而關於會昌毀佛的影響為何會如此巨大，許多學者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毀佛運動對佛教的影響尤為顯著

有不少學者認為，

會昌毀佛不僅是中國佛教也是世界佛教由盛轉衰的一個轉折點，因為一方面不僅對佛教傳播和發展造成了重大破壞，

比如此次毀佛事件中焚燒了大量佛教八宗的典籍，從而讓佛教失去了繼續傳播下去的條件以至於漸漸衰落，影響了唐代佛教思想的繼續發展和創新融和。

焚燒書籍

此外還有許多佛教神像、寺院財產等重要文物也遭到了大量破壞。

會昌五年八月頒佈《拆寺制》：“先毀山野招提、蘭若，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

而另一方面，雖然在後來由於宣宗的復佛令，許多人又得以再度出家，但此前在精神和肉體上都蒙受打擊的僧侶群眾，經常都會心有餘悸地懷著勒令還俗時的不安想法。

總之，會昌毀佛對唐代建築、佛教哲學思想和唐代造像藝術等方面都有著不可估量的損失。

2、對晚唐時期的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朝自開國時期就一直推行以儒為主、崇尚道教、籠絡佛教，一定程度接受外來宗教傳播的理念。在唐朝早中期，對待社會上的各類宗教也都是實行相容幷包、多數並行的寬容宗教政策。

但武宗滅佛一事後便改變了晚唐時期的宗教政策，而對佛教以及其他外來宗教的徹底打擊和壓制，從根本上來說是佛教與唐王朝利益矛盾不斷激化的表現。

矛盾激化

宗教政策的改變表明國家對宗教的支援是在不損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進行，而武宗時期當兩者的矛盾到達頂峰時，統治者必定要維護自身的統治，從而將原本寬鬆包容的宗教政策轉變為打擊和壓制。

但這種轉變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唐王朝的統治基礎。

會昌四年（公元844年），“諸寺作花蠟花餅、假花果樹等，各竟奇妙。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勝於常年。敕令諸寺佛殿供養花葯等，盡搬到興唐觀祭天尊。（七月）十五日，天子駕幸觀裡，召百姓令看。百姓罵雲：奪佛供養祭鬼神，誰肯觀看！而天子怪百姓不來”。

從以上可以看出，武宗強制性的崇尚道滅佛的措施並沒有得到百姓的擁護，反而換來百姓的牴觸。

當毀佛事件繼續進行時，丞相李德裕還上書稱勒令僧侶還俗後，江西一帶經常有旅客被劫殺，以至於過往商鋪皆關門避客，引來當地百姓唉聲連連。

3、經濟復甦下也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費

會昌年間，回鶻侵擾大唐邊境、澤潞叛亂等兩件事皆需朝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但安史之亂後朝政一直都動盪不安，所以國庫年年都告急。

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昌滅佛時所得的佛像，若是金銀和銅像身則可以用來鑄錢，若是鐵像則用來鑄農具，由此極大地緩解了唐朝廷的財政困難。

此外勒令還俗的僧侶一方面成為了兩稅戶，解決了給官員發放俸祿的問題，另一方面還俗的僧侶也參軍從武，從而彌補了軍力上的不足。

所以會昌毀佛一事對於振興經濟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同時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巨大浪費。

會昌毀佛

因為會昌毀佛是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對寺院進行毀滅性打擊，所以在宣宗即位後大興復佛教時，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財力重振佛教，

而這一毀一興間，便使得好不容易復興的經濟又捉襟見肘起來。

但浪費的並不只是這件事，還有武宗因為崇尚道教而在滅佛教後又大肆修建各類道館、仙台，這也動用了大量的社會財富。

所以雖然會昌毀佛事件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沉重的打擊了寺院經濟，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卻是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巨大浪費。

三、宣宗重振佛教是因為痛恨武宗？

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唐武宗會昌五年載：“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襖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直至武宗逝世，毀佛才告一段落。

會昌六年三月，宣宗於靈柩前即位，五月便下詔恢復佛教，此後連續多次頒佈恢復佛教的詔令，並不惜動用大量的社會財富一舉振興佛教，以至於幾乎花光國庫。

比如在大中元年閏三月先後下詔恢復京師和州府的寺廟，以及增加僧侶的人數；大中五年允許郡縣建造寺廟和接納僧侶；大中六年在此前的基礎上建造佛像和重振寺廟。

雖然宣宗過度復興佛教的一些措施曾引起了人們的爭論，但在分析史實的情況下，卻又發現宣宗時不時地在復興佛教的政策中對佛教帶有“限制”的痕跡。

所以宣宗為何在武宗死後那麼積極又有限制的復興佛教呢？

1、利用佛教維護統治

宣宗是憲宗的第十三子，同時也是武宗的叔叔，當他即位大統時已年滿37歲，且前朝官員多半都是武宗時期的老官員。所以當他即位為帝時，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勢必要先穩定人心，而最初的一步便是復興佛教。

而關於為什麼要復興佛教，宣宗自己給出瞭解釋：會昌季年，並省寺宇。雖雲異方之教，無損致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為弘。

字面上的理解是他覺得佛教雖然不是本土文化，但對中國來說要達到“致理”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損害。換一個說法便是佛教是有助於治理國家的宗教，而且中國人已經信佛很久，有了一定的民眾基礎，

大範圍的限制佛教發展只會於民生不利。

唐宣宗

但武宗滅佛造成的損失不可估計，對佛教以及對整個朝廷造成的影響也都十分深遠，

所以即便宣宗復佛教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也不得不痛恨武宗對佛教的根本性打擊和壓制。

2、復興佛教有著自己的冷靜

宣宗在早期時雖有推行一些過度復興佛教的措施，以至於勞民傷財，但在政權穩固後他並沒有因為深陷佛教之中而難以自拔。

宣宗更多的認為敬佛是在於心誠，所以沒有必要花費大量的金銀去塑造各異的佛像。

大中六年祠部奏：“伏以陛下護持釋教，以濟蒼生，自出聖慈，孰不知感？非欲華飾寺宇，廣度僧尼，興作勞人，匱竭物力。”

宣宗對於佛教是冷靜的，較多地強調“精神”層面，而控制物質層面的投入。

其實說到底，宣宗是想用佛教來振興社會，以宣揚人心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又不想要浪費財力，所以在這一點上宣宗復興佛教還是比較理性的。

唐宣宗

此外，宣宗雖然也跟德宗、憲宗等皇帝們與僧侶有交往，但不同的是這種交往僅僅只侷限在宗教理論上的探討，

基本上不會讓佛教人事幹涉前朝，更沒有讓僧侶擔任朝中要職。

比如安國寺有一發號名叫從晦的僧人，因為“道行高法，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因此深得宣宗喜歡。所以他多次請求希望宣宗能給他一官半職，但宣宗皆沒有答應。

“上兩召至殿上，上謂曰：‘朕不惜一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

儘管宣宗於從晦的私交不錯，但宣宗不想賜予他紫袍，也就是不想給他一官半職，所以用不成理由的理由來搪塞，以至於得不到紫袈裟的從晦抑鬱而死。

而這也看得出宣宗即便對佛教的態度良好，但並不會因為此就讓僧人涉足前朝。

3、宣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佛教的發展

宣宗除了是以武宗的皇太叔身份登基，也是由宦官馬元贄所擁立即位，而即位之初馬元贄等宦官又支援恢復佛教。於是，宣宗為了穩定政局和鞏固地位，在即位的第二天就罷免了推行滅佛的丞相李德裕，

並且在不久後就下令恢復佛教，以取悅宦官。

宦官馬元贄

同時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深入中國社會的過程中與當時的社會密切相關。宣宗要想透過復興佛教的方式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平衡好各方面的關係，

做到即能靠振興佛教籠絡人心，又不能讓佛教人士凌駕於皇權之上。

所以隨著皇位的坐穩，宣宗開始對宦官有所提防，同時在對佛教的政策上也進行了一定的限制。而宣宗作為一個猜疑心比較重的人，其性格在潛移默化中也影響了他的管理國家的舉措，這其中就包含了他的宗教政策，

所以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宣宗在復興佛教的基礎上，也限制了佛教的過度發展。

總結：

唐武宗一朝曾對過度發展的佛教進行了令人髮指的打擊，而唐宣宗即位之後出於對自己地位的鞏固以及對社會整體的考慮，在復興佛教的同時又對其進行一定的限制。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對待萬事萬物要學會中庸之道，不可過度任其發展壯大，也不可隨意進行打壓，只有學會一張一弛才能將其發揮出最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