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給脫口秀帶來了什麼？

曾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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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沒人經意一個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獨特視角向觀眾展示這一面。人們將驚奇地發現：原來生活裡有另一半的意蘊、另一種情懷，它將使世界完整。”——著名女性導演黃蜀芹

雖然《脫口秀大會5》創下了該節目五季以來的最差口碑，但幾個女性脫口秀表演者依然備受好評。事實上，“女性的發現”一直是《脫口秀大會》的最大成就之一。

廣義上的脫口秀，即Talk Show，指涉那些以談話為主的節目或表演；狹義上的脫口秀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它又叫“立式喜劇”，即stand-up comedy。“一個人，一個麥”，一個人在臺上講述自己的故事或點評各種社會事件、社會現象。文字往往有結構、有故事、有諷刺、有包袱。在笑聲的掩護下，脫口秀具備著獨特功能——讓弱者對強者的“冒犯”得以可能，讓挑戰權威、揭露醜陋得以可能。哈哈大笑中，脫口秀成為弱者諷刺與批判的安身之地，就像一把鋒利的寶劍藏在劍鞘。

從《脫口秀大會3》到《脫口秀大會5》（前兩季女性表演者依然屬於少數），女性脫口秀表演者更廣泛地“浮出歷史地表”，從最早的思文，到後來的趙曉卉、楊笠、李雪琴，再到如今的鳥鳥……女性表演者、女性聲音、女性立場、女性價值逐漸成為節目鮮明的特徵。女性給脫口秀帶來了什麼，《脫口秀大會》成為鮮活的觀察樣本。

▌誰在說

如今，在《脫口秀大會》看到女性選手，是習以為常的事。以《脫口秀大會5》的首發陣容為例，54組選手中女性選手的人數是16。5組（顏怡顏悅為一組，有一組漫才組合由一男一女組成，算0。5組），比例為30。5%，每10組選手中有3組女性。然而《脫口秀大會1》時，14位脫口秀演員中僅有思文一位女性。

有人或許會問：由誰來說，這重要嗎？

當然重要了，因為語言就是一種權力。語言與權力分享著一個關鍵的共同點：掌握它們的人，都具備了定義他人、支配他人的能力。

在過往的男權社會里，語言的權力掌握在男性手中。這並不是說，女性沒有語言能力，而是說她們幾乎沒有面向公共空間言說的權力，她們的言說亦很難影響社會生活。女性被迫患上“失語症”，她們的經歷、體驗、感受與訴求都被遮蔽了，只能以“他者”的形象存在於男性的描述中。直到後來女性主義思潮崛起，女性寫作、女性影視劇不斷湧現，女性才逐漸改變被言說、被定義、被塑造的命運。

脫口秀領域，也經歷了這麼一個過程：從幾乎只有男的在說、女性只能在男性的言說中被定義，慢慢變成了有女孩在說、有更多的女孩在說。

回想《脫口秀大會1》，女性聲音勢單力薄。雖然節目不時請來女嘉賓，但她們幾乎無一例外成了男性表演者的戲謔物件。

譬如節目第一季有一個主題——“這個標籤我不背”，嘉賓裡有柳巖和倪萍。幾乎所有男性表演者在文字中談到柳巖時，格調都很低，一直拿柳巖的身材說事，給出帶顏色的暗示。

一個男性表演者說：“柳巖就特別了不起，不管人家整多少次容，你都能認出她，柳巖被稱為中國娛樂圈唯一一個看剪影就知道是誰的女人”；另一男性表演者說：“一提起倪萍阿姨，都說那可是一個億啊；一說起柳巖姐，那可是兩個億啊（注：兩個E，代表女性的罩杯）”；還有男性表演者說：“你不看我們柳巖姐，她就沒這種煩惱，因為別人瞅她的時候，她永遠都知道，別人瞅的是啥”……

每一次鏡頭切到柳巖，她都是滿滿的尷尬和不知所措。雖然有人說，脫口秀是冒犯啊。但那應該是弱者對強者的冒犯，而不是反過來，一群男性在段子裡“凝視”一個女性，進行言語的“霸凌”。

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裡，脫口秀被視為一個“男性”行業，所以女演員常常在表演中遭到男性表演者或男性觀眾的語言挑釁。比如一些男性同行在表演中拿女演員開涮，比如講一些黃色段子。

所以，脫口秀“誰在說”，很重要。女性表演者很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語言真是一個人能擁有的最重要的權力”（楊笠）。當脫口秀舞臺上主要都是男性的聲音時，它很容易就是男性中心、男性視角、男性規則。當越來越多女性參與言說，讓女性自己的感覺、經驗、思想進入語言，就能對抗失語。

事實也是如此。隨著節目中女性選手的增加，像第一季那樣客體化、物化女性的視角變少了。這不僅僅是稽核愈發嚴苛的原因，更在於更多女性在說、在回擊偏見，男性表演者學會“收斂”、學會尊重。

▌說什麼

女性在說，她們說些什麼？

應該承認，雖然男女平等的程序在不斷推進，但男權社會的許多陰影並未完全散去，針對女性的一些壓抑機制仍然存在。所以，女性遭遇的身材焦慮、婚戀焦慮、母職焦慮、職場焦慮等都尤為強烈。

這也成為女性脫口秀演員的共同話題。透過充滿譏誚、趣味、想象力的語言技巧，女性的脫口秀表演衝擊我們的定式思維，讓我們以“陌生化”的視角看待女性遭遇的老問題，在發笑的同時共情女性的遭遇，並觸發改變的可能。

所以她們要說，要一直說。

她們說身材焦慮。身材的焦慮來自於外界的長期凝視。凝視也是一種能夠支配他人的權力，讓女性活在他人目光裡，透過“鏡中我”審視自己、要求自己。從“三寸金蓮”到“白幼瘦”，女性的容貌不斷迎合他們的審美標尺；很多女性不知不覺間也透過男性凝視，做出自我認同與主體構建。

女性表演者嘲笑這種凝視的生硬與刻板。楊笠就很不瞭解為什麼超級英雄裡，黑寡婦的超能力是“她的衰老能力比別人慢很多。”她尖銳吐槽道：“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超能力是要怎麼拯救世界呢？是把壞人活活熬死嗎？沒有啦，他們還是做了一些別的努力的，他們除了延緩了她的衰老以外，他們還順便給她做了絕育手術。我真的忍不住要懷疑了，大哥，你改造她真的是為了讓她戰鬥嗎？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對女性身材凝視，對女性永遠年輕漂亮、永遠有曼妙身材、不能老、不能醜的陳腐想象，經由黑寡婦這樣一個獨特的視角切入，讓我們重新“發現”並深深反思。

她們說婚戀焦慮和母職焦慮。女性“到了”年紀還未出嫁，就會被無孔不入地催婚。《脫口秀大會》中，那些還未進入婚姻的女性表演者，從她們的視角描述了逼婚的荒誕與令人反感，妙趣橫生。比如顏怡顏悅在表演中說：“我媽最近還開始催婚了。聽她催婚的感覺就像經歷一場精神上的腹瀉，就是我以為她終於要結束了，我一站起來她又來了”，“我們身邊總有些人特別煩人，自己結婚了就開始催別人結婚。搞得我覺得婚姻這組織特別神秘，你進去了就得發展下線”。

當女性真正進入婚姻，她們又面臨新的壓力——成為“賢妻”和“良母”，做好“賢內助”。作為有過婚姻經歷的表演者，思文對婚姻生活的觀察就更為細膩。她精準吐槽道：“我覺得這個社會對已婚婦女的要求特別高，就是要求你上得廳堂下得廚房，你在外面要工作，回到家裡還要操持家務。結果你忙裡忙外，別人見到你都要豎起大拇指：哇，你老公真是家裡的頂樑柱呢！確實是頂樑柱，就杵在那裡啥也不幹，我要這鐵柱有何用？”

什麼年齡該做什麼事的“社會時鐘”，讓成年女性活得像闖關。一關過了還有一關，單身的被催結婚，結婚了被催生育。思文吐槽道：“所有人見到你都會問，‘下蛋了嗎？’就是女人結婚之後，工作不重要了，沒有人關心你飛得高不高，也沒有人關心你飛得累不累，所有人見到你只會問你，‘蛋都不下，你飛什麼飛？’”

生育了就解脫了嗎？並不，育兒的責任也主要落在身為媽媽的女性身上，喪偶式育兒見怪不怪。鳥鳥認為應該給媽媽一個晉升機制：“如果我拿了全國奧賽金獎，那麼我的媽媽，可以跳槽成為易烊千璽的媽媽。易烊千璽拿了表演類的獎項，那麼易烊千璽的媽媽可以得到晉升，成為易烊千璽的爸爸，獲得真正的自由。”在這個晉升機制中，什麼都不用做的爸爸反而處於頂端，擁有真正“自由”，而媽媽卻不得不在育兒大戰中“卷生卷死”……

不少人傲慢地認為，男性的事業能力比女性卓越，他們就應該在職場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晉升更容易、大面積佔據領導崗位。楊笠對女性職場焦慮的剖析，視角依然獨特，她惟妙惟肖地寫出社會的一種普遍偏見：女性在職場中的晉升，不靠能力，靠“色相”。她說：“但是我也可以選擇不寫，然後我就直接不寫，等有空的時候去敲李誕的門，說，嗯，我寫不出來，喜劇，太難了。李誕要不開門，我就去敲程璐的；程璐要不開，我就去敲建國的。我一路敲到底，敲進總決賽——脫口秀敲門人。”

總之，女性遭遇的種種不公平成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以至於很多時候人們對於類似的表達“無感”。可屢禁不絕的歧視現象，又一再昭示著女性言說的重要性。只不過我們的確需更新表達方式，讓每一次言說都有新視角。別緻的觀察視點、反諷的手法、幽默的效果，讓脫口秀成為一個有效的媒介。

▌怎麼說

女性脫口秀表演者常常遭遇這樣的貶低：她們不過是利用了女性身份的優勢，又在說女性話題，又在販賣女性焦慮云云。

真是如此嗎？並不。這麼幾季下來冠軍都是男性，女性選手的淘汰率一直遠高於男性。何況，楊笠、顏怡顏悅、李雪琴、鳥鳥等女性脫口秀表演者各有特色，在技巧上並不遜色於男性。

比如楊笠文字中的“溫柔一刀”。恰恰因為一開始是溫柔的，那猝不及防的一刀才如此致命，令那麼多人破防。楊笠很多文字中“我”最初的思考邏輯，往往遵循並符合社會對女性的要求與期待。她不是一上來就鼓吹自己不婚不育保平安，她一直說自己想談戀愛——“我竟然沒有講過談戀愛，我明明最擅長講談戀愛。而且我就真的喜歡談戀愛。我根本不喜歡脫口秀，我就喜歡談戀愛”。在這個邏輯裡，談戀愛比說脫口秀重要、比事業重要，這不正是很多人對女人的期待嗎？她也不反對男性，說自己很喜歡男的，“我會想說，像男人這麼美好的東西，竟然還要選？”

表面上，“溫柔”地順從男權社會的邏輯，繼而透過“一刀”揭示這個邏輯的破綻，消解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男性權威。所以“男人很美好”的下一句，她接的是“男人不光美好，還特別神秘，你永遠也猜不透他那小腦瓜裡到底在想一些什麼。就是他明明看起來那麼普通，但是為什麼他卻可以那麼自信？”

在“普信男”的冒犯招致一系列滑稽的抵制後，楊笠在表演中迴應了這個事件，她說：“這一年我學會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道理，那就是不要輕易地調侃男性。如果非要調侃的話，只調侃成功的那部分。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一個男的，如果生活過得不如意的時候，會變得多麼喪心病狂，多麼歇斯底里、無理取鬧、莫名其妙。簡單來說，就和女的一樣。”這仍然是“溫柔一刀”的技巧，把男性貶得再低，也會給予“溫柔”的慰藉：最不可理喻的男性，只不過是跟女的一樣。以虛晃一槍的“自我輕視”來規避敵意，實際上出手的是尖銳“一刀”，進一步戳破某些男性的脆弱敏感、自卑渺小、外強中乾。“溫柔一刀”本質上也是高超的喜劇技巧，在落差中製造笑點，也得以窺見荒謬。

節目中的女性表演者，並不囿於女性話題，比如鳥鳥。更多時候，鳥鳥是用脫口秀來講述個人的經歷與體驗，比如她的社恐、容貌焦慮與自卑、笨手笨腳的煩惱，等等。這是時下年輕人很容易產生共鳴的點。

鳥鳥的特色在於，她的脫口秀有很強烈的文學性色彩。鳥鳥是高材生，本科畢業於吉林大學工科，碩士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她的文字具備鮮明的知識分子趣味，信手拈來一些需要知識背景的梗。比如談到容貌焦慮：“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我國西部出土了兩具3800年前的人類遺體。人們把他們命名為樓蘭美女和乾屍二號”；她自嘲不會做飯，做的雞蛋餅“外焦裡生，外含致癌物質，內含沙門氏菌”；她調侃人們對健身房的狂熱：“我覺得健身房可能是一個物理老師發明的，我就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見過這麼多定滑輪，大家都練得汗流浹背，把一個啞鈴舉起放下幾十次，然後放回原處，連西西弗斯看了都會說：這做的是無用功吧這個”……觀眾需要了解一定的物理、生物、文學、歷史等方面的常識，才能get到鳥鳥埋下的每個梗。

強大的知識儲備、較高的文化素養，也幫助鳥鳥找到看問題的刁鑽角度。譬如她首次出場談自己的社恐，切入點頗為別緻：武松打虎。她說即便自己被老虎咬了，都很難立刻喊人求救——沒人來救，她只是可能會死，一旦有人來救，她還要和別人打招呼。如果武松從她面前路過，她都會糾結：我應該叫他武老師，還是松哥？叫武老師就太疏遠了，叫松哥又好像太過於親切。她說，武松此時也在想：她身邊有老虎，但沒叫我。我貿然過去，會不會顯得我不信任她的能力。老虎可能也會想：為什麼突然這麼尷尬？是不是我咬人的樣子太奇怪？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長得有問題。整個段子採用羅生門式的敘事結構，有豐富的喜劇層次，角度別出心裁。

著名的“樓蘭美女和乾屍二號”的段子背後還有一句：“這事兒其實是我編的，但你們是不是覺得特別合理”，編都編得相當有創意。

總而言之，我們對於女性脫口秀演員的期待，並不只是“女性像男性一樣可以說好脫口秀”，更在於身為女性的她們，是否可以給脫口秀帶來更多不一樣的東西。一直以為我們習慣於傾聽男人是怎麼說的，我們也習慣於透過男性的眼光去認識世界、瞭解世界，以至於我們甚少去傾聽一個女人對於世界的看法。

套用著名女性導演黃蜀芹的說法，“如果把南窗比作千年社會價值取向的男性視角的話，女性視角就是東窗。陽光首先從那裡射入，從東窗看出去的園子與道路是側面的，是另一角度。有它特定的敏感、嫵媚、陰柔及力度、韌性”，“平日沒人經意一個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麼樣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獨特視角向觀眾展示這一面。人們將驚奇地發現：原來生活裡有另一半的意蘊、另一種情懷，它將使世界完整”。

如果說女性給脫口秀帶來了什麼，那麼就是如此了——她們推開了“東窗”，讓我們看到了女性眼中世界的模樣。

題圖來自《脫口秀大會第五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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