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蹲的26年，他結束了不起眼的一生

從那以後，大閃似乎養成了一個習慣，遇到挫折後就回到家裡蹲上一段時間。

不溝通，不傾訴，整個人像一截木頭一樣躺在床上，思緒漫無目的地飄蕩。

童 年

大閃第一次“家裡蹲”，是十一歲的時候。

大閃的腦袋很圓，卻從小頭髮稀少。一層細軟的黃髮伏貼在頭頂，露出幾塊白色的頭皮。人們送了他一個不太善意的綽號：光頭。

這個綽號起先在同學之間傳播，後來連班主任也知道了。每當大閃犯了錯，班主任就會怒目圓瞪，大喝道：“光頭，你給我站起來！”同學們捂著嘴發出竊竊笑聲。

大閃慢慢起身，弓著背，縮著肩，頭垂得很低很低，雙手在寬大的校服袖子裡發抖。從背後望去，彷彿一團暗沉的濃雲，隨時會擠出雨來。

他試過用帽子遮掩頭部的缺陷，但學校規定在校期間必須保持免冠。有一次自習課時，他的帽子被代班老師一把扯下，又激起班裡的一陣鬨笑。

十歲以後，大閃的身體開始進入到快速發育的階段。他的身高像竹子一樣節節生長，後背厚實得像一堵牆。許多同學開始抱怨他擋住了看黑板的視線。於是老師將他的座位挪到了教室最後一排。

大閃背靠著牆壁，涼爽的觸感沿著脊柱緩緩爬升。他突然感到很安全，很自由。他知道，身後再也不會有譏嘲的視線在他的頭頂遊走，也不有揉成一團的草稿紙突然被丟到他的頭上。

大概也是在那時，大閃開發出了一個新的興趣——畫畫。他天賦極好，畫什麼像什麼。起先只是在課本上發揮，給插圖裡的小人畫上防彈衣和衝鋒槍。後來開始醉心於人像。

TVB版《天龍八部》紅得發紫時，他回憶著劇中人的樣子，用自動鉛筆一下一下地勾畫。先起稿，再畫五官，最後精修頭髮。一幅畫大概需要三節課的時間完成，眉梢眼角，一顰一笑，無一處不相似。

這套人像在整個年級得到了大規模傳閱，大閃的地位也驟然提升。他開始“接單”了。有人用一包零食換一幅喬丹的肖像，有人用一個鉛筆盒求一張暗戀物件的素描。家境好點的孩子直接付現金，定製一幅媽媽的人像當作討父母歡心的禮物。

大閃有求必應，無論報酬多少。他似乎並不在乎什麼酬勞，畫畫於他而言本身就是賞賜。每一張畫紙都像一張飛毯，帶領他抵達一個新的世界。在那裡，他忘記煩惱，忘記自己，只剩下與紙上人物融為一體的純粹靈魂。並且，“光頭”這個綽號開始漸漸被人淡忘了，同學們提起大閃，使用的稱呼都是“那個畫家”。

大閃以為他會一直這樣下去，度過僅剩一年的小學時光，卻沒想到這平靜的白日夢再度被撕碎。那是一節自習課，老師佈置了作業讓大家自行完成。大閃把頭埋在一摞書的後面，畫紙藏在作業本下，又開始了創作。

畫得忘我時，畫紙突然連同作業本飛了起來。他抬起頭，班主任肥大的肚子對上了他的視線。畫了一半的作品被撕成兩截，丟在了兩排課桌之間。一雙大手鉗住他的肩膀，像抓一隻雞一樣將他提了起來。

教室裡的燈白花花的，大閃的耳朵嗡嗡作響。他聽不見班主任的辱罵聲，只能看到對方的嘴唇一張一合，唾沫星子飛濺出來，其中一滴落在他光亮的腦門上。他感到噁心，想伸手去擦，卻不敢動，只能任由那滴唾沫留在頭上，像一條蠕動的爬蟲……

那天放學回家後，大閃再也沒有回到學校。他蜷縮排自己的臥室，像蝸牛縮回殼中，只有喝水和上廁所才會短暫地走出房間。大閃的父母和老師同學瞭解了下情況，便不再逼著他出門，只是隔著門問他冷不冷，餓不餓。

大閃默不作聲。母親便把飯菜做好放在門口，等著他自己出門來拿。他們似乎懷有一種樸素的相信，兒子只是暫時遇到了困難，他早晚可以走出來。

家裡蹲了十來天后，大閃的班主任登門拜訪，問大閃什麼時候能重回學校，學生不明不白曠課，他不知道怎麼和校長交代。母親用一隻胳膊把班主任攔在門口，指著他的鼻子罵了一通，說：“我的兒子我自己教”。班主任悻悻離開了。母親關上門，一轉身，看見大閃臥室的門敞開著，大閃站在門框裡，臉上掛著淚。

北 京

從那以後，大閃似乎養成了一個習慣，遇到挫折後就回到家裡蹲上一段時間。

不溝通，不傾訴，整個人像一截木頭一樣躺在床上，思緒漫無目的地飄蕩。

在這段任由自己無限下沉的時光裡，他靜靜等待著受傷的細胞復原，搭錯的神經歸位，然後某一天，好像聽到什麼召喚似的，“騰”地起身，出門，一切又如往常。

被暗戀的女孩拒絕後，大閃在家中蹲了一個禮拜；發現父親出軌後，他蹲了兩個星期；高考失利，與心儀的美術學院失之交臂後，他蹲了整整一個暑假，直到開學前夕，才走出家門，去理了發，購置了大學要用的物品，買了一張去北京報到的單程車票。

大閃的母親似乎已經習慣了兒子處理情緒的方法。她覺得，既然兒子可以運用自己的力量走出來，那就隨他去，不要進行干涉。強扭的瓜不甜，要是她強行把大閃拽出屋，搞不好還會適得其反。

她一直為自己是一個開明而包容的母親感到驕傲，直到很多年後，大閃離世，她跪在遺體前哭得直不起身，她不斷反問自己，是不是自己的包容害了他。

大學的生活自由而散漫，尤其在大城市，怪人很多，這讓大閃變得不那麼惹眼。他的性格漸漸開朗起來，開始願意參加一些集體活動，也交了一些朋友。

我先生就是大閃在大學的好友之一，他睡上鋪，大閃睡下鋪。兩人經常逃課出去閒逛，身上沒什麼錢，就一人一支菸，蹲在路邊看車來車往。

那是2008年夏，北京奧運會即將開幕，隨處能看見福娃和五環旗，大街小巷播放著《北京歡迎你》。首都像一個敞開懷抱的巨人，將全世界的白日夢納入懷中。

大閃問我先生：“畢業後你要留在北京嗎？”我先生說：“想留下來。你呢？”大閃點點頭，說：“那就一起留下來吧。”

一年後，他們畢業了，留在北京找工作。大部分同學去做了平面設計師和插畫師，幾年後又陸陸續續轉到其他行業。只有大閃還在堅持畫畫。

白天他在一家小廣告公司做設計，晚上就回到出租屋裡畫油畫。房子租在六環附近，半地下室，僅有的一扇窗子半截在地下，半截露出地面通風。大閃坐在窗子底下畫畫，各種各樣的鞋子就從他的頭頂經過。

他說那兩年他見過了成千上萬雙鞋子，新的，舊的，大的，小的。有舒適的涼拖，露出自信的腳趾。也有恨天高，把主人的腳磨出了血泡。他說那成千上萬雙鞋子，就是他心裡的北京。

那些年大閃的工作並不順利。學校知名度不高，行業內競爭激烈，再加上他總是不擅長處理和同事領導的關係，導致他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後來乾脆放棄了任何在職場上的努力，跑去景區賣畫，也提供給遊人畫像的服務。十分鐘就能出一張速寫，收費二十元。

生意好時，一天能畫十幾幅。慘淡時，一坐就是一天。樹葉縫隙裡投下來點點光斑，在淡黃色的畫紙上跳躍著。大閃望著那光斑出了神。沒有人知道他當時想到了什麼。後來親友們整理遺物時，在他的速寫本里看到了這樣一段話：

我的人生目標是：流浪遠方，畫畫，寫詩，酗酒，然後客死他鄉。

有一段時間，北京整頓街容市貌，擺攤不被允許，賣畫也在其中之列。大閃常常跟著其他攤販，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聽到放風的人喊“城管來了”，就連忙收起畫筆，一手扛著畫架，一手提著寫生包，腳步凌亂地跑到另外一條街上。

最後一次出攤，他跑得慢了一些，落在了隊尾，被城管騎著電動車堵住了去路。他被沒收了畫架，並要求站在畫架旁拍照，作為城管出勤的證明。

大閃垂首立著，帽簷壓得很低很低，耳邊是相機的咔嚓聲和城管略帶嘲諷的訓斥，“這幫外地人，去找份工作不好嗎？”那一刻，一種熟悉的屈辱感湧上心頭。

大閃說，那件事讓他想起了小時候在班上受辱的場景，也徹底摧毀了他對北京的最後一點留戀。

幾個月後，大閃約我們一起吃飯。他瘦了一圈，面板蒼白，能看見青色的血管。我先生問他這段日子都在幹嘛，他笑笑，說：“沒幹嘛，在家裡待了一陣。”

然後鄭重通知我們，他要離開北京回老家了，村子裡的老房要拆遷，賠償款不多，但可以在鎮上開個畫室，教小孩學畫畫。

我們都說這是好事呀，都成拆遷戶了，還在北京漂著幹嘛。他拍了拍我先生的肩膀，說：“你們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告訴我，距離再遠，我也會趕過來。”

回 家

之後兩年，我們都再也沒有見過大閃。

曾經在北京的這些朋友，大多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所有人都變得很忙，被工作、房貸和孩子佔據著生活。

偶爾有人會冒出來問一嘴大家的近況，群裡七嘴八舌聊上一會，便又恢復了沉寂。

2019年，我隨先生回到他的老家結婚。我們都是怕麻煩的人，結婚儀式精簡得甚至無法稱之為“婚禮”。結婚前兩天，先生在同學群裡通知了大家，但因時間倉促，婚禮現場過分草率，加之地理位置偏遠，我們並不想麻煩別人，也並不期待有人會特意趕來。

但是大閃來了。他當時正在湖南探親，收到訊息後，立刻趕往結婚現場。先乘飛機，再換火車，然後是大巴，最後攔一輛黑摩的才抵達我們所在的村莊。他的衣服皺巴巴的，眼睛裡都是紅血絲，卻笑得十分開懷。他說早就答應過你，你的婚禮我一定會來。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大部分時間，都是大閃在描述他對未來的憧憬。他說下個月老家就要拆了，拿到錢後，就可以把畫室開起來。位置已經選好了，是小時候常吃的一家麵館，老闆年紀大了，幹不動了，就把店面轉讓出來。他比過去顯老了不少，頭髮也更稀疏，卻比我們記憶中的任何時刻都更加快樂。

拆遷款打到村民戶頭上時，大閃還在睡覺。朦朧中聽到外面吵成了一團，村裡亂成一鍋粥。他預感不好，急忙去檢視賬戶，原本約定的款項，只收到了三分之一。和鄰居們聊了聊，大多數人也表示沒有收到應得的錢。村長安撫大家，說錢是分批打下來的，剩下的錢還需要等待些時日。

一個月又一個月過去了，款項並沒有像村長承諾的那樣，落實到每個人的賬戶上。再去詢問，補償方式竟變成了“以租代徵”。大家不由自主想到了最壞的方向：拆遷款在發放環節中被私吞了。

村民群情激憤，日日圍在村長家外面發牢騷。大閃說，我們有合同，可以組織起來去打官司，去上訪。但說到打官司，原本憤怒的村民此刻卻犯了難。有人說請律師太貴了。有人說，告誰？村長嗎？都是一個村的不太好吧。討論了半天，願意和大閃一起去討個說法的，就只剩下了同村另外兩個年輕人。

他們委託了一位律師，一紙訴狀將村委會告到了縣級法院。一審敗訴。二審又敗訴。聽說即使再上訴，贏得官司的機率也很渺茫。他們不得不尋求另外的方法——直接向上級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