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下的克羅埃西亞宛如仙境 地雷讓狼都跑光了

記者王勤伯發自斯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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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聖彼得堡前往克羅埃西亞的機票，只剩經羅馬轉機去斯普利特一個選擇。斯普利特是克國第二大城，位於亞德里亞海濱。

法國和比利時半決賽結束，當我在球場新聞中心迅速訂下這張機票，想到第二天就要離開俄羅斯，突然有種暢快的釋放感。

史上組織水平最高的世界盃，也是最無聊的一次。比賽只剩定位球+頭球得分，記者們持久奔波在一個看不見的、由賽場新聞中心、媒體大巴和媒體酒店組成封閉管道中。

巴西出局，我的跟隊任務即已結束，翻胃卻在持續。俄羅斯並未帶給我特別的激動和感觸，日子和賽程像這裡的河流與土地平淡地延伸著。

當法國隊再度以定位球+頭球闖關進入決賽，我立即開始尋找前往克羅埃西亞的機票。

沒有別的緣由，僅僅因為中國球迷和媒體對“小國”的關注永遠停留在轉瞬即逝的起鬨裡。我想，如果克羅埃西亞進入決賽，至少我能親眼體會一種與起鬨無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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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真的進了決賽。

航班晚點，斯普利特機場出關緩慢。鑽進出租車，司機立即告訴我，1比0，英格蘭領先，又是定位球！

“沒關係，我們會贏！”我已堅定地把克羅埃西亞視作“我們”。

旅館名叫“迪奧克萊斯宮體驗”（又不少人根據英文譯為戴克裡先宮），司機把我放在步行街入口。找一位當地人打聽旅館地址，他指著厚重的宮牆，“不知道，這裡你能看到的一切都是迪奧克萊斯宮，這個城市就是在宮殿廢墟上建起來的。”

克羅埃西亞人超強的外語能力幫了我大忙，一個接一個地詢問，終於有個小孩知道我找的旅館在哪裡——一家餐館的樓上，他在窄巷牆壁上看到過指路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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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奧克萊斯曾是一位重要的羅馬皇帝，就出生在斯普利特附近，那時候斯拉夫語的克羅埃西亞部落遠未來到此地。

宮殿建於公元3、4世紀間，一些城牆和街道存留至今，宮殿廢墟上共建起約200棟建築，構成了後來的斯普利特古城。

球迷聚集的大螢幕就在宮牆下方的小廣場上。

克羅埃西亞人當然和塞爾維亞人有著鴻溝之別，他們信天主教而不是東正教，他們使用拉丁字母而不是西裡爾字母，他們更懂海洋和貿易，而不是佔領和征服。他們像是說斯拉夫語的拉丁人，熱情奔放，喜歡甜蜜生活，注意穿著打扮，帥哥美女成堆，就連名字也是盧卡、馬里奧、馬爾科、阿德里亞娜、薩布麗娜……和義大利一樣，克羅埃西亞也擁有洗不掉的法西斯過往……

一位咖啡館服務生特意挑選了紅白格子領帶，我突然意識到，英格蘭可能會輸。索斯蓋特這款馬甲和領帶，竟然讓島民們瞬間以為自己懂時尚會穿衣了，卻不知和克羅埃西亞人拼領帶純屬班門弄斧。

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中，克羅埃西亞僱傭兵漂亮的領帶引發了法國人的注意，立即模仿和推廣，並用“克羅埃西亞”稱呼它。法國人發不好克羅埃西亞語的“Hvrata”，於是成了法語crav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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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常常很羨慕比利時、德國等西歐國家民眾“天生會多種語言”。這是因為中國掌握多種語言的人太少，無法親自去分辨。其實英語都說不好的德國人滿大街都是，說不好法語的比利時人也人口眾多，包括某些比利時國家隊成員，這裡就不點名了。

普通民眾語言能力好到令人欽佩，其實是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這樣的國家。我假裝不會英語，在街頭嘗試用德語或義大利語問路，出門倒垃圾的駝背老奶奶用流利的義大利語回答我，“前面直行500米”。

就連偏僻山區裡，人們同樣無所謂你說什麼語，絕不會有人說“對不起我聽不懂”，最低配置是我說義大利語或德語，克羅埃西亞人用英語回答。

這是小國的生存之道，也是大國最難理解小國的地方。他們能夠使用不止一個外國的語言，利用他們的文化製品，卻又清晰地保持自己的身份。或許這種狀態才是自然的，就像苗圃角落裡頑強生長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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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埃西亞人到底怎麼學外語的？

前往普利特維採湖國家公園的路上，我在一家路邊咖啡店停下休息。店主一家圍著一臺老舊的電視看法國電影。法語原音，克羅埃西亞語字幕。

我想起約維蒂奇加盟塞維利亞時驚豔的一口智利西語。他說黑山的電視臺很窮，大量播放外國電視劇但沒有配音只有字幕，他從小愛看一部智利電視劇，這樣學會了西語。

倒是不少移民海外的克羅埃西亞人失去了同樣的多語成長環境。沿路見過一些來訪祖的克羅埃西亞後裔澳大利亞人，他們基本只會英語。曼朱基奇從德國回到克羅埃西亞時，也曾有過說母語困難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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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了一個相對平均水平便宜很多的山中民宿。開進小道，才知道便宜何在。路的下方就是深達百米的峽谷，儘管植被繁茂，但誰都清楚掉下去意味著什麼。

一輛波斯尼亞汽車明顯受不了這番心理挑戰，靠右停在路邊，示意我超過他。

彎道處，我靠右給迎面過來的汽車讓出錯車空間。身後駕駛著SUV的小夥子卻不知為何心血來潮，踩油門搶出左側想要超過我，突然發現前面有車過來，他趕緊閃向路的外側。

SUV躲開了兩車車頭相撞，也幸好有棵大樹擋住，沒有滾下山坡。或許司機錯過車頭以後又努力想把SUV拉回道路，結果刮下了對方汽車後輪擋板。

事故雙方沒有爭吵，沒有嚎叫，平靜地瞪著驚魂現場。為避免刺激這份平靜，我放下已經掏出準備拍照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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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利特街頭的克羅埃西亞民間歌舞表演中，我聽到一些和南美音樂一模一樣的歡快節奏和旋律，尤其想起智利傳奇音樂家比奧萊塔·帕拉。我說的不是帕拉創作的《感謝生命》這種悲傷的歌曲，而是類似《女園丁》一樣從智利鄉下收集的民歌。

提到克羅埃西亞只想起斯拉夫，就像提到拉美只想起印第安。不代表主流文化的國家和地區，其文化多元性常常被刻意忽略。不少人認為帕拉收集整理的民間音樂主體是印第安音樂。實際完全不是，帕拉的音樂元素裡，印第安成分並不多，更多是中歐、巴爾幹、伊比利亞移民帶來的歐洲民間音樂。

智利人對克羅埃西亞的支援並不奇怪。智利無緣本屆世界盃，約半數智利人支援巴西，巴西足球一直被視作南美足球的最正統代表。巴西出局後，克羅埃西亞的支援率飆升，除了因為莫德里奇等天才球員，還因為超過2%的智利人口是克羅埃西亞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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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普利特維採湖國家公園返回海邊城市扎達爾。我一直被一個疑問纏繞：為什麼在那些漂亮肥沃的山區谷地裡，一些地方精耕細作，另一些田地卻灌木叢生拋荒已久？

經過一個同樣佔據著廣闊原野的克羅埃西亞軍營，我才悟出答案：地雷。

前南戰爭在克羅埃西亞境內留下了至少6萬枚地雷，排雷工作遠未結束。普利特維採湖所在的狄那裡克山區，在90年代初克羅埃西亞獨立戰爭中曾長期被塞族武裝佔據，也是戰鬥最激烈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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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那裡克山脈靠海的一側是裸露著石灰石和白堊巖的乾旱山坡，翻過山口，卻是一個接一個溼潤翠綠的谷地。在狹小的版圖上，克羅埃西亞的景色提供了格外豐富的變化。

這裡的景色格外讓人想起四川和貴州交界處的山區，同樣豐富的石灰石和白堊巖，同樣在山坡迎風和背風兩側出現截然不同的生態。

我選擇了一條不走高速的山道，這樣可以穿越盧卡·莫德里奇老家扎頓·奧布洛瓦茨基所在的地區。那個村子現在路已不好走，當地人提醒我別去沒有水泥路的地方。

80年代，扎頓村有500多個居民，莫德里奇是當地大姓，多數是牧民。1991年12月18日，闖入村子的塞族軍隊殺害了6個老人。他們試圖把這一帶直至扎達爾納入塞族版圖。

小盧卡和父母逃到了扎達爾城，和其他難民家庭一起被安置在旅館裡。他的“足球生涯”正是在旅館停車場開始的。

莫德里奇說，儘管戰爭殘酷，但他個人的悲慘記憶很稀少，童年仍然有很多甜蜜。這一點我完全相信，同情和憐憫常是是我們單方面地對著“受害者”發病。

看過那部意外曝光的關於狼的小紀錄片裡5歲的牧羊少年小盧卡·莫德里奇的身影，有多少人會忍不住說“小可憐”，卻體會不到他超大的外套裡裹住的那份童稚的快樂？

我也想去體會那份快樂，乾旱陡峭的山地，乾爽的地中海風，自由的天地，清澈的陽光，山下是美不勝收的瀉湖，世界和生命的問題永遠不大也不小。只有長大以後，它們才漸漸成為大大小小的問題。

最可憐的是那些狼，戰爭和地雷讓它們一去不復返地逃去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