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瑩：大使的衣櫥

中國人是否需要“國服”？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隨著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活躍，在出席其他國家的正式慶典和禮儀等國事活動時，如何選擇服裝成為頗費思量的問題。

華麗的唐裝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兩度擔任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東道主。這場多邊活動有一個特殊的環節，就是由東道國向出席會議的其他成員方領導人贈送一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裝，各國領導人要在最後一天穿上這套衣服進行大合影。

這一傳統始自1994年印尼茂物會議，時任總統蘇哈托向來賓贈送了印尼國服：傳統蠟染布做的“巴迪”襯衫。茂物會議後，這個做法被後來的主辦國繼承下來，菲律賓的“巴隆”、智利的“查曼託”、越南的“奧黛”，以及汶萊、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秘魯等國的特色服裝，都曾作為主辦方的民族服飾在各屆 APEC會議上亮相。

這在一定意義上刺激了我們對“國服”的需求和探索。中國人的現代民族服飾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2001年10月，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中國上海舉行。中方作為主辦方，會前向各國領導人提供了多種顏色的織錦緞面料供選擇，提前索要了尺碼，合身定製，賓客抵達時，房間中已經擺放著一套精美的唐裝。大部分亞洲國家領導人對唐裝是接受和欣賞的。

例如，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穿著寶藍色唐裝頗有些自然天成的味道。晚宴後，他回到酒店獨坐於大堂，欣賞中國民樂演奏許久。人們看著他筆挺的背影，笑稱可能這身扮相太帥，使得他不願早早回到房間。而歐美國家領導人對穿唐裝卻不那麼適應。織錦緞在西方服飾中，尤其對男士而言，大抵是用於睡袍的面料，據說當時有兩位領導人還相互商討是否要穿這套“睡衣”禮服出鏡。

作為國服，不僅需要體現傳統，也要跟上現代社會生活步伐。唐裝雖然集諸多中國元素於一體，但是終因其過於華麗而難以成為廣為接受的正式場合中華禮服。

穿旗袍亦有尷尬時刻

我第一任做大使是在菲律賓。那時我穿旗袍比較多，常因為服飾過於女性化而被當作“太太”對待。

我在使館舉辦招待會時，與先生郝時遠站在門口迎接來賓，老郝會刻意與我錯後半步。然而，總有人會忽視我的存在，直接先與站在後面的老郝握手，表達感謝和祝願。

有時我去酒店出席國事活動，大堂門童拉開車門相迎，看到我是女士，以為是大使夫人，扶我下車之後會跑到車的另一邊，拉開車門去迎接“大使”。

有一次我出席一場官方儀式，進門後負責登記的工作人員請我在旁邊等一會兒。等了好一會兒，見許多大使都進去了，我有點詫異，就問：是否輪到我了？工作人員很客氣地說，等到大使他本人到了，就可以直接進去了。我意識到自己被視作大使助理了，也客氣地回覆說，大使她本人在這裡已經等候一會兒了。這位工作人員慌忙道歉，一直送我到中國大使的座位。

這讓我意識到社會觀念對大使的形象有一定預期，而服飾表達著一定的身份含義。我開始刻意地調整自己的著裝風格，尤其是日裝，更多選擇西式套裝，或者中式長款上衣。

遞交國書時的禮服

2007年夏天我赴倫敦就任中國駐英國大使，英方安排我於6月12日向女王遞交國書。為此，英國外交部禮賓司邀請我和老郝提前一週前往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和副司長花了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分別向我們夫婦詳細介紹遞交國書的程式和禮儀規則。

屆時王宮將派出兩駕傳統的皇家馬車到使館迎接，請中國大使夫婦和陪同的4位資深館員分別乘坐。遞交國書的著裝要求是晨禮服或者民族服裝。禮賓司司長特意說明，當天女王接國書的時候將著日裝，這是因為儀式是在女王家裡舉行，她採用日常裝束迎接。

屆時王室外交使團典禮官會隨車迎接並且陪伴，他將身穿飾以金邊的大禮服，頭戴三角形禮帽。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是位女士，她也要著日禮服，戴禮帽。禮賓司司長委婉而又懇切地囑咐老郝：“無論您平時多麼習慣於穿西裝，在這個場合拜託一定要穿禮服。”

我赴任之前定製了一套中式禮服。在聽取朋友們各種建議的基礎上選定了一塊黃底青色圖案的織錦緞面料，上面的金色暗紋呈現珍珠般的光澤。樣式是我與設計師燕迪一道商量出來的，採用了硬朗的中式立領，青色的滾邊與織錦緞上的圖案相呼應。為了上下臺階方便，我沒有采用旗袍樣式，而是做成長款上衣，有一點燕尾服的味道，搭配藍色真絲長褲，整體感很好。為了避免與女王“撞衫”，我提前打了招呼，說明我的禮服是黃底青色圖案的。

在向女王遞交國書時，陪同我的老郝穿的是在“紅都”定製的黑色“中華小立領”，東方氣息十足，應該沒有辜負英國禮賓司的一片苦心。

“她穿著一身粉色格子套裙，佩戴著優雅的珍珠耳環和項鍊，臉上始終帶著自信又睿智的微笑，她很有魅力，但她也明白——魅力也可以作為武器。”

這是英國《金融時報》在傅瑩離任中國駐英國大使時的採訪中，知名記者萊昂內爾·巴伯對於傅瑩的第一印象。

原標題：《傅瑩：大使的衣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