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爺給蔣雯麗送膠鞋，給我的膠鞋打了很多補丁！

籌備電影的時候，蔣雯麗跟媽媽一起整理老照片，發現所有照片裡的姥爺，幾乎都穿著膠鞋。我問媽媽：

“姥爺就只有這一雙鞋嗎？”

“姥爺有一雙膠鞋，一雙布鞋，還有一雙棉鞋。布鞋和棉鞋的底子都是用布納的，不經穿，姥爺要澆花，所以，就常穿膠鞋。”

姥爺是個補鞋能手，他的膠鞋上，全是自己打的補丁。

他先用銼子，把破損處的周邊銼平，再從報廢的腳踏車輪胎上，剪下一小塊膠皮，也用銼子把周邊挫平，然後，用烤熱的火箭，把膠皮粘在膠鞋上，把鼓起來的部位銼下去。這樣，不仔細看，還真看不出來打了補丁。

姥爺不光給自己的鞋打補丁，也給我的膠鞋打了很多補丁。

蔣雯麗的老家，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陰雨綿綿，沒完沒了地下雨。

小的時候，對下雨很反感，主要是因為那滿腳的泥。那會兒，柏油馬路很少，大部分都是泥土路面，下起雨來，就是一條泥街。

我穿的是從姐姐那兒淘汰下來的膠鞋，有點大，又是低幫的，“拖拉拖拉”地走，把褲子上帶得全是泥。再加上膠鞋上有很多的補丁，讓我小小的虛榮心很受挫折，便盼望著別下雨。

可是，天要下雨，誰能管得了？

有一次，正上著課，天突然黑下來了，轉眼就下起了傾盆大雨。過了一會兒，教室門口出現了兩位老人，我前面那個女同學的奶奶和我的姥爺。

兩位老人都拿著雨傘和膠鞋。不同的是，那個奶奶拿的是黑布雨傘和一雙高幫膠鞋，而我的姥爺，拿著一把油布雨傘和一雙打著補丁的低幫的膠鞋。

老師說：這是哪位同學的家長？快去把東西領了。”

前面那位同學立刻跑過去，把雨傘和膠鞋領了回來，她的奶奶走了。

我坐在座位上沒有動彈，不好意思上前去領我的東西。

老師又發話了：

“是哪位同學啊，快一點，別耽誤上課。”

蔣雯麗抬起頭來，看見姥爺正慈祥地望著我，還把膠鞋和傘舉起來，揮了揮，向我示意。天哪，我趕緊跑過去，一把抓住膠鞋和雨傘，就跑回了座位，生怕姥爺繼續這麼舉著，讓全班同學都看見那雙難看的膠鞋。

那雙打了補丁的膠鞋，我穿了很多年。鞋子越來越小，補丁越來越多。直到穿不下了，又換了一雙，還是打著補丁的低幫膠鞋。

姥爺對朋友那麼慷慨大方，菸酒茶糖從不短缺，為什麼就不肯給自己、給我買一雙新的高幫膠鞋呢？這是我久久想不明白的事情。

離開家鄉二十多年的我，沒想到，最懷念的，居然是雨。

籌拍電影《我們天上見》的時候，我跟攝影師說：

“能下雨的地方儘量下雨，畫面要像中國的水墨畫。”

這是我對家鄉的印象。

結果，一共一百二十場戲，我們下了八十多場雨。

這可難壞了所有的部門，因為，雨戲是最難拍的。我們請來的特效師，剛剛從一個大製作的影片下來，帶來了拍那部影片時所有的裝置，心想這已經足夠應付我們這部小製作電影了。結果，他沮喪地跟我說：

“那部影片才一場雨戲，你們這兒，八十多場，裝置不夠。”

幾乎在每個鏡頭開拍前，我都用對講機發出這樣的口令：

“灑水車準備，放水，各部門準備，開機，預備，開始。”

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鄉，這個巨大而乾燥的城市，常常讓我不感覺親切，難道是因為沒有雨嗎？

蔣雯麗不用給自己和孩子買膠鞋了，因為實在用不著。

偶爾下一次雨，我就像久旱逢甘露一般，高興得不得了。深深地吸口氣，聞那雨水落在泥土上的氣味，看那煙雨濛濛，因為雨而變得美麗了的世界，嘴角掛著微笑。

那個時刻，故鄉彷彿回到了我的身邊，我彷彿回到了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