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中故事｜蠟紙二胡夢緣

2018-11-15 09：43 | 浙江新聞客戶端 | 通訊員 戴小巖

匆促的歲月有如流水，總會裹挾去很多記憶，但也總會在不期然間，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席捲而來，衝開你思緒的閘門。臨近退休，開始思考培養自己的興趣，調整節奏，在追逐慾望和知足常樂間，找到一種平衡。翻開相簿，發現一件有趣事，我留存母校的痕跡都和文藝相切。1965年六一國際兒童節，江山第一幼兒園演出“豐收節”合影，我是在旁邊看熱鬧，因湊數被攝影師拉進去的；1976年六一國際兒童節，江山縣城西小學（江山實驗學校）文藝隊《都有一顆紅亮的心》，我是在旁邊拉二胡伴奏，因場景需要被攝影師拍進去的；1975年6月江山中學文藝宣傳隊的合影，這一張是真的。

說來話長，進入江中文宣隊純屬偶然。七十年代初期在江山中學讀初中，週五下午勞動課，我和同桌負責清洗全組的桌椅。在小操場的水井旁，周暉影老師說：國慶節，班裡的節目，要向校文宣隊提供曲譜，能不能試試刻蠟紙。刻鋼板，我不行。我看你的字型蠻好的，刻出來看看。周老師總是用捧哏的方式，鼓勵學生去做事情的。說著便將一塊舊鋼板、一枝鐵筆、二張蠟紙塞到我手裡。

1969年處於文革的動亂時期，父親因站錯隊被扣上帽子打倒，經過一段時間“思想改造”，被認為是可以“教育好的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月發35元生活費然後去山區塘源口公社下青石戰備倉庫管工地。工地上的進出材料、勞動力的出勤登記、勞動簡報等資料都是手工刻寫的。山區沒電，煤油、蠟燭、電池限量配給，因此許多工作都趕白天完成。由於當時班車只通張村公社，下車還需要步行15裡的山路，70年暑假我也到了下青石工地，做完作業除了抓知了、在水潭裡來幾下“狗刨式”盡情的玩耍，便參加社會生活，也和鋼板、鐵筆、蠟紙這“三兄弟”結下了不解之緣。刻鋼板，聽起來簡單，但是個技術活，第一次笨拙地握起鐵筆，像剛拿筆的孩子一樣寫不出工整的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刻好十幾行，握筆的中指卻覺得疼痛了。用紙板、圖釘將蠟紙固定在桌子上，墊上毛邊紙卻刻不出來字。用廢棄的蠟紙，經過多次練習，我才逐漸掌握了刻字的簡單要領，蠟紙對準鋼板的螺紋，鐵筆用力均勻。半月之後，也能印一些領料單之類的作品了。

記得又刻了一張歌曲和一張群口詞之後，在高中語文組見到了李端貞老師。經過短暫的交談，李老師讓我刻《洗衣歌》。新華書店發行的《戰地新歌》上沒有此曲子，我父親透過關係，弄到《文藝節目》雜誌。當時縣圖書館規定外部借書證二小時，內部專業人員可借閱一天，我請了一天假在家刻譜。我的姑夫是上海人民藝術團的話劇演員、姑媽是上海越劇團的演員，考慮到今後的生計，父親讓他倆培養我的藝術細胞。1972年的寒假，我在上海住了兩個月。他們分別帶我去排練場，看年輕的演員練功；晚上又到大光明劇院、大舞臺劇院看演出。戲看多了，上海樣板戲《海港》、《龍江頌》、《智取威虎山》的臺詞，我基本上都會背，特別是《奇襲白虎團》中群眾演員的表演動作，我也基本能模仿下來。當時我個矮小，只有130釐米（高中畢業時也只有158釐米），他們為我編排詩朗誦《安哥拉的小戰士》（發表在上海《朝霞》雜誌上的作品）；因為鄉下人熟悉農村生活，他們為我編排了小品《釣魚》還為我編排了小品《澡堂見聞》。我就天天練習，等待劇團表演藝術班學員招生訊息。由於相關手續不全，轉不了戶糧關係，我失去了當少年演員的夢想。回江山後，我開始學二胡，因此也非常想進宣傳隊鍛鍊一下，借交蠟紙的機會，我問李老師能否參加宣傳隊。不行，李老師一口拒絕，宣傳隊不是什麼人都可以進的，你只限於幫助刻鋼板，不參加宣傳隊的任何活動。

語文老師病休，李端貞老師來上課，班裡組織朗誦比賽，同學們踴躍參加，我從學校編印《閱讀》書中選取《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一文，站在座位上唸了一遍。很意外，下午活動課，李老師帶我到大禮堂宣傳隊活動室，讓張川山同學輔導朗誦。第二天，川山中途有事，委託馮麗霞同學輔導。在初中組的普通話比賽中，因部隊子弟屬於外地人，評委商定川山、麗霞同學代表班級比賽不計名次，我的江山普通話從第三名替補為第一名。同時，我書寫的一段《國際歌》歌詞也獲得初中組的毛筆書法第一名。從此，我便成了學校初中組每月一期大批判宣傳欄和黑板報的抄寫員。濮陽春、徐育才、何英豹、王梅芬、戴雙娣、王朝林等老師，他們都沒有怎麼教過我，但他們無疑是願意為學生付出的好老師。待他們定期將專欄編排好後，我便把李端貞、許惠民老師審閱過的稿子抄寫上去。

1973年7月，初中畢業。那時讀高中需層層推薦，父親的工作單位勉強透過我的推薦。有一天晚上，我在院子裡納涼，凌晨時分，等到了上高中的推薦名額被縣商業局革委會否決了的訊息。1971年1月，上初中的通知書被父親單位造反派頭頭扣留，我跑到江中傳達室，在餘其本老師的幫助下，查到錄取的班次，直接找班主任老師，撒謊說通知書不慎遺失了。老師認識我，她兒子和我是小學的同班同學，經常在一起玩樂，同意進班，沒有錄取通知書不接納報名學費。儘管造反派來干涉、阻止過，父親被限制自由、母親被暫停做家屬工，強大的壓力讓我的文化課受到影響，特別是數學課成績二次單元測試紅燈，我倔強地賴在江中讀書，熬過了第一學期。兩年半後，讀高中又遇上難題了，雖然是炎夏， 我望著星空沮喪，心裡冷極了。8月中旬的一天，在糖菸酒倉庫參加洗酒罈勞動的我，接到通知說學校要迎接參觀團，讓我幫助出大批判宣傳欄。一個禮拜後，學校的幾位領導祝春和、祝日光、夏妙根、許惠民來到會議室，馮發高老師給我一個信封，“江山中學高中錄取通知書”，學校以特長生的名義給予讀書的機會。因害怕造反派干擾，增添不必要的麻煩，我在單位倉庫安心勞動賺學費。還沒開學，校文宣隊便開始集訓了，當我把江山中學文宣隊改詞配曲《婦女頂起半邊天》蠟紙交給李老師時，他便發給我一把中胡，從此我便混進了文宣隊樂隊，每天早晨也能在排練室內練琴了。

為保證《一隻菜盤》和《一隻錢包》的演出質量，大合唱《向黃土丘陵進軍》的朗誦就臨時讓我上臺頂替川山同學。可我一句歌詞都不會，合唱時就是張著嘴唇裝樣子。在大禮堂高低槓邊，我和上臺朗誦的女同學對朗誦詞，被一位路過開啟水的同學聽到，他不知是排戲，懷疑我們談情說愛，校團委因此暫緩了我的入團申請。文宣隊中，候新明、陳肖強是校團委委員，他們對此大惑不解，不少同學們也對此幸災樂禍。盧淑芳老師是校團委書記，她知道交談的內容純屬臺詞後，指出“江山兒女多奇志，繡山、繡水、繡地球”，挺好，有機會可以繡。根據盧老師的建議，我草擬了“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申請書，經過候新明修改後，一起聯名送給校團委。壞事變為好事，打那以後，我和班上同學的關係逐漸變得融洽起來。

1974年暑假，宣傳隊抽調部分同學參加江山縣革委會安全用電宣傳隊下鄉巡迴演出，按節目定人，名單宣佈後我便離隊。不久，已經做小工的我，又臨時接到召喚。為營造宣傳氛圍，我的任務是每到一地書寫十條以上標語，毛立強同學負責紅紙、墨汁和漿糊。買了幾支排筆，找些舊報紙在家練習黑體字。三句半《安全用電就是好》要求用江山話表演，換了二人之後，李老師決定讓我上陣。透過一個月的在農村演出，我既學會了敲鑼，又展示了表演才藝，其中許多動作還都來自當初的小品。能上縣人民大會堂、能上新安江演出，想起也是蠻開心的。1975年7月高中畢業後，經過候新明的努力，我倆在供電局任竹林師傅的帶領下，揹著擴音機抬著喇叭，繼續進行下鄉安全用電宣傳。

高中的最後一個學期，提前離開了校文宣隊。每當在縣河頂附近，聽見排練室傳出熟悉的琴聲，心裡覺得空落極了，生活裡好像一下少了許多東西，這裡是我的另一個窩兒——精神的巢。離開了學校走上社會，當代課老師刻試卷、當糧站職工刻簡報、當學生刻校刊。1981年10月，我調入縣委宣傳部工作，又在李老師的關愛中，延續著刻蠟紙的故事。

四十二年中，我搬家九次，放棄了許多東西，仍儲存著《喜曬戰備糧》、《婦女頂起半邊天》、《洗衣歌》、《納軍鞋》曲譜的筆記本和《國際歌》歌詞的大楷字帖。

| 附《納軍鞋》曲譜獻給舞蹈隊，獻給隊友們。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茅坂公社禮堂演出，電壓不足燈光時隱時現，窗外雷電交加，化妝室漆黑一團，一位隊員要換演出服裝，讓我站在簾子旁壯膽。她開啟盒子讓我吃點心，我一眼認出那是上海糕點，婉言謝絕。散場時她跑過來，拽著我的胳膊，塞上糕點。那時候，買糕點要糧票，所以很少能吃到，喜悅的成果不敢獨享，約了二位好友一起品嚐。信任的蓓蕾讓我一直眷念著她的細節，她的線條，她的青春；酥脆的點心讓我一直眷戀著她的細膩，她的圓潤，她的芳香。2006年9月，到學校檢查工作，故地重遊，禮堂依舊，我站在臺級上回味著昨夜的燈光，不經意中的一次關懷，結果幸福了一個夏天。

小店老闆有三代祖傳蘭花，盛開時花瓣有五六十枝，撩下百元抱走一盆，分盆栽種，辦公室和客廳各放一盆，奇怪的是它們每年只發一枝花蕊。年過半百，已過做夢的季節，花兒的幽香，一絲思念悄然漾起，心上的腳步可以消失，但溫暖揮之不去。

作者簡介：

戴小巖，男，1975年6月畢業於江山中學。曾任江山縣文化局副局長、教育局黨委委員，江山市教育工會主席，浙江省教育工會六屆、七屆、八屆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