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朝到明清，中緬宗藩關係有何特點？

作為中緬宗藩關係的締造者，元朝與緬甸之間存在的宗藩關係，

相比明緬宗藩關係以及清緬宗藩關係，有著鮮明的特點。

首先，元緬宗藩關係得以建立，源於元朝統治者的武力征服，也就是說，緬甸蒲甘王朝承認元朝為宗主國，並不是在和平條件下，

基於雙方自願的前提下形成的，而是暴力機器的產物。

依靠武力征服建立起來的宗藩關係，在其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充滿了血腥和暴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緬甸國王憍苴向元朝統治者稱臣納貢會激起以撣族三兄弟和王太后修妃為代表的上層貴族的強烈反對，甚至不惜發動宮廷政變廢黜緬王，

因為他們認為緬王的行為是對民族利益的背叛。

尤其是撣族三兄弟，他們認為自己是

“真正的愛國者，肩負著將蒙古人趕出蒲甘的重任。”

當然，元朝這種以武力征服來建立宗藩關係的手段，與元朝統治者長期以來的對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成吉思汗在位時，就曾告誡部下：

“去征服一切土地，直到他們肯歸附才能與他們締結和約，如果他們不肯屈服，就要一直堅持下去，直到他們屈服為止”。

不僅僅是緬甸，像安南、占城等這些藩屬國，也是在元軍的武力征服下被迫與元朝建立了宗藩關係。

反觀明清兩代，雖然也與緬甸發生過戰爭，

如明正統年間王驥“三徵麓川”，清乾隆年間中緬兩國之間的戰爭

，但這些戰爭不是明、清政府對緬甸的武力征服，而是中緬兩國的邊境糾紛而引發的戰爭。

明、清兩朝與緬甸之間建立的宗藩關係，是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自願締結的友好關係。

其次，作為宗主國，元朝統治者實行高壓政策，干涉緬甸蒲甘王朝的內政。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藩屬國，都會遵守中國傳統的冊封禮儀與規制，奉中國為正朔，奉中國皇帝為宗主，受封者自稱藩臣。

雖然藩國國王受中國皇帝的冊封，但中國皇帝並不統治他們的國家。

藩國國王獨立執掌著自己國家的內政外交，僅僅在名義上接受中國皇帝的封號，按照中國皇帝規定的貢期派遣使團朝貢。

中國皇帝基本上不會涉足藩國的內政外交。

但元朝比較特殊，作為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國家，元朝統治者在對外征服過程中繼承了成吉思汗的外交政策，即對於已經被征服的國家，“太祖舊制，凡內屬之國，納質、駐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

緬甸成為元朝的藩屬國後，也被要求必須執行這些規定。

以駐軍為例，據《元史·怯烈傳》記載：“諸王相吾答兒、右丞太卜徵緬······設方略招徠其黨，由是復業者眾”；又比如置驛，元朝征服緬甸後，為了加強管理，在雲南到緬甸境內設定了十五個驛站。

公元1298年，緬甸撣族三兄弟在國內發動政變，

廢黜了緬王憍苴，其子窟麻剌哥撒八逃到中國，向元朝求救。

元成宗決定發兵攻打撣族三兄弟，解救被他們囚禁的緬王憍苴。在得知緬王憍苴已被撣族三兄弟殺害之後，又詔立憍苴的兒子窟麻剌哥撒八為新的緬甸國王，並派軍隊護送窟麻剌哥撒八回國。

上述種種事例都清楚地表明元朝統治者干涉作為藩屬國的緬甸的內政，其雙方的宗藩關係較以往更具君臣主從關係的實際內涵，

而朝貢的禮儀性則降於次要地位，這也是元緬宗藩關係的一個顯著特點。

第三，元緬宗藩關係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貢物的轉運全賴驛站之力。古代驛站最初的職能是為了保證緊急軍政公文和資訊能及時地傳達到中央政府，同時為傳遞訊息的信差們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

中國古代的驛站最早源於秦漢時期，當時為了傳遞資訊，

特意設定了“驛騎”一職，即指派專人騎馬傳達軍事命令和重要的訊息。

中原內地的驛騎歸屬於“置”（當時的一種交通機構）管轄，而邊境地區的驛騎則由“烽”和“燧”等軍事機構管理。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國家四分五裂，戰爭不斷，導致交通機構和制度都遭到了破壞，一些重要的軍事情報和命令不能有效地傳達。

為了改變這種局面，驛站開始應運而生，並逐漸發展成為國家主要的軍事交通機構。唐朝末年，驛站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遞鋪”開始出現，驛站的傳遞任務開始由遞鋪承擔，並在宋代正式發展成為驛遞系統，這是中國古代驛傳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

蒙元時期，由於對外軍事征服範圍的擴大和商業貿易的需求，成吉思汗開始在所轄境內設立驛站。

窩闊臺繼位後，“廣設驛站，以便貢輸”。

從這個時候開始，驛站的職能有了很大的變化，不再僅僅侷限於傳遞情報，布宣號令的範圍。除了資訊傳遞，還需要承擔繁重的運輸任務，其中就包括轉運“蕃夷貢物”。

為了解決藩屬國遣使朝貢的不便，更好地掌控這些藩屬國，

元朝政府先後在緬甸、朝鮮、越南境內設定了驛站。

例如，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七月，元世祖開始下令在朝鮮境內設定驛站，“以高麗國初置驛站，民乏食，命給糧一歲，仍禁使者往來，勿求索飲食”。

起初計劃設定40個驛站，但由於“民畜凋敝”，最後不得不將驛站的數量減至為20個。

史書還記載：“朝廷平宋，驛桂始近，安南屢貢焉”。

據統計，元朝共設驛站1519處（不包括諸汗國境內驛站）。

有陸站、水站、海站等，其規模之大，分佈地域之廣，是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不能比擬的。

當時主要負責管理緬甸、越南、暹羅等東南亞地區藩屬國的雲南行省，共設有驛站78處。這些驛站不少是利用舊道，也有一些是開拓的新道，大大改善了當地交通不便的困境，為藩屬國貢使進京朝覲、轉運貢物提供了便利。

例如憲宗八年（公元1258年），金齒國派遣貢使北上朝覲，歷時兩年半才至元大都（今北京），自從設立驛站後，從金齒國邊境到元大都只需四個月的時間，大大縮短了貢使往返的時間，以至於藩屬國紛紛遣使進京朝貢，每年貢使絡繹於驛站，甚至成為了朝廷的負擔。

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世祖忽必烈被迫下令：

“雲南邊徼入朝，非初附者，不聽乘傳，所進馬不給芻豆”。

在這78處驛站中，雲南至緬甸的驛站就有15處，“增雲南至緬國十五驛”，緬甸的朝貢使團可在這些驛站免費食宿，乘用驛站交通工具。

這些驛站不但在緬甸貢物的轉運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民間貿易的商販往來提供了極大的便捷，發展了內地、雲南與緬甸北部及緬甸中部的交往。

由此可見，元朝政府設立的驛站為元朝與朝貢國之間的朝貢活動提供了便利，反之朝貢活動也促進了驛站的發展，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

第四，緬甸進貢的方物種類很豐富，

如馴象、白象、珊瑚、珍珠、異彩、七寶束帶、舍利等，以馴象為主。

緬甸、占城、交趾、真臘、安南等國都向元朝進貢過馴象，但以緬甸進貢馴象的次數最多，數目也最大。

明清兩朝，緬甸也向中國進貢馴象，但次數與數目都不及元朝，這主要是因為明、清兩朝的皇帝只是將緬甸進貢的馴象當成域外番邦進獻眾多珍禽異獸中的一種，供王公貴族觀賞而已。

而元朝的皇帝對於馴象的需求就不僅僅只是觀賞，而是將馴象當成了皇帝的御用工具。例如，元朝皇帝喜歡乘坐象轎出行、觀戰以及打獵等。

《元史·輿服志》記載：“象轎，駕以象，凡巡幸則御之”。

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的《馬可波羅行紀》中也記載了元朝皇帝乘坐象轎的情況，“大汗坐木樓甚麗，四象承之”。可以說，東南亞藩屬國進貢的馴象，成為了元朝皇帝依賴的交通工具。

此外，元朝統治者還將進貢的馴象用於節日慶典以及搬運重物。因此，元朝皇帝常常要求緬甸等東南亞藩屬國多進貢馴象。

緬甸向元朝遣使朝貢時，一些緬甸商人常常會透過賄賂貢使，混入朝貢隊伍的方式前來中國。

到達元大都（今北京）後，這些商人會與各地前來朝貢的使團和商隊密切接觸，進行貿易往來。一些緬甸商人為了發展自己的貿易，不惜冒充貢使得身份去覲見元朝皇帝，

趁機將帶來的貨物高價出售給元朝的王公貴族，獲取了豐厚的利潤。

元緬宗藩關係是整個中緬宗藩關係的一部分。作為一個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大帝國，元朝在入主中原後，一方面沿襲了以往華夏封建王朝的對外政策，積極擴大對外交往與海外貿易。

當時東南沿海各省的地方官員就曾接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旨令：

“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於蕃舶諸人宣佈朕意，誠能慕義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另一方面，元朝政府又積極向海外用兵，先後對緬甸、安南、朝鮮、日本、占城等國發動戰爭，使得緬甸、安南、朝鮮等成為其藩屬國，這種既注重發展對外關係又追求強權政治的政策，

使得元緬宗藩關係有別於明緬、清緬宗藩關係，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公元1368年，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建立了明朝。隨著元朝的滅亡，元緬宗藩關係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但中緬宗藩關係並未因此而終結，取代元朝的明朝繼承了元朝的宗藩體系，使得中緬宗藩關係得以繼續延續並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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