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三條標準”的補充

史前稻作文化研究系列論文之三：

關於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三條標準”的補充

——續說“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

衛 斯

原載《農業考古》2000年1期）

內容提要：

五年前，筆者倡導“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說，並在《關於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拙文中提出：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時過五年，中國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學方面又有了新的發現，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在逐漸趨於一致，一個有關如何確立中國稻作起源地標準問題的理論框架正在不斷地完善和形成。本文針對學術界對“三條標準”的反映和對中國史前古城的研究，在“三條標準”基礎上再作補充，即將“三條標準”增至為“四條標準”。筆者補充的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條標準為：“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古城不僅年代最早，規模最大，數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階段中國稻作地區的最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依據第四條標準，筆者對長江中游地區的史前古城分佈情況作了考察，認定古城在長江中游的率先出現和成群出現，是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的明顯標誌，顯示出這一地區在中國稻作文化起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聯絡八十當遺址發現的彭頭山文化時期的圍牆和古稻，筆者認為城頭山遺址發現的城垣和古稻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稻作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傳播與發展的結果。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玉蟾巖遺址有關稻屬植矽石和稻殼的發現，年限均在萬年以前，再次昭示人們：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

1994年10月在中國湖北召開的“中國·枝江關廟山稻作文化研討會”上，筆者提交了《關於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兼論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說》的論文，文中提出了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1。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在全新世中期必須適合稻穀的栽培，且這一地區有野生稻的廣泛分佈；2。這一地區的考古發現，無論從年代序列上看，還是從文化譜系發展上看，都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尤其是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和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在這一地區都有較為普遍的發現；3。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稻作遺存，在年代上不僅有屬國內迄今最早的發現，而且僅次於這一年代的同類發現在這一地區仍然存在，其後表現得更加普遍。根據這三條標準，筆者透過對長江中游地區全新世中期生態環境的考察，和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早期不同階段遺址在這一地區分佈情況的考察，以及史前稻穀遺存在長江中游地區發現情況的考察，結果發現： 1、種種跡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長江中游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不僅適合水稻的載培，而且在這一地區有野生稻的廣泛分佈。 2、考古學發現說明：從舊石器時代早、中、晚期一直到新石器時代早期，長江中游地區一直有人類活動、生息、繁衍。從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從文化譜系發展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續性。3、考古學提供的資料表明：長江中游不僅有中國最早的稻作遺存發現，而且有僅次於這一發現年代的稻作遺存的普遍發現。故而最後認定：中國稻作的起源地在長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區當是中國栽培稻的最早發生地。這篇拙作先後刊載於臺灣中華學術院中華史學會、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與史學系1995年11月出版的《史學彙刊》第17期，和國內出版的《中國農史》1996年第3期。繼此篇拙作之後，筆者又在《農業考古》1995年1期發表了《中國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觀透視》一文，文中再次申明瞭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和長江中游是中國栽培稻的最早發生地這一觀點。

時過數年，中國稻作文化在史前考古學方面又有了新的發現，比如：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發現了稻屬植矽石（1）、湖南道縣玉蟾巖洞穴遺址不僅發現了稻屬矽質體，而且出土了兩枚穀殼成灰色的稻穀及一枚稻穀殼殘片（2），湖南澧縣八十壋遺址不僅發現了彭頭山文化時期數以萬計的稻穀稻米（3）、而且在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又發現了世界上迄今最早的稻田遺蹟（4）等等。

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的稻穀殼

浙江省浦江縣上山考古遺址發現1萬年前具有馴化特徵的水稻植矽體

湖南省澧縣城頭山遺址發現的目前國內年代最早的稻田遺址

更引人注意的是：在長江中游地區發現了一批史前城址，其時代之早，規模之大，數量之多，令人歎為觀止。

這批城址的出現，為探索中國稻作起源地帶來了新的生機。人們不禁要問，它與稻作起源關係何在？奧秘何在！有關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討論在不斷的深入，認識在逐漸趨於一致。一個有關如何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標準問題的理論框架正在不斷地完善、形成。中國的稻作起源地究竟在那裡？筆者仍堅持“長江中游說”。本文打算就如何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標準問題，在“三條標準”的基礎上再作補充，同時對補充的條件，利用考古學方面的發現加以論證，旨在對“長江中游說”提供更可靠、更有力的保證。同時，結合目前考古學在史前稻作遺存方面的新發現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和意見。

一、學術界對“三條標準”的反映及對“三條標準”的再補充

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為什麼要提出“三條標準”，毋庸多說，稻作的起源，不僅有生態環境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人類活動有關。稻作技術作為本土起源的一種文化產物，反映在考古學方面，必然會留下豐富的文物資料。很顯然， 筆者是想透過“三條標準”來界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區域範圍，是想用一杆標尺來度量中國史前不同地區的稻作文化發展速度與水平的。“三條標準”提出之後，曾得到了許多研究中國稻作起源學者的贊同和認可，一些學者在贊同“三條標準”的同時，又提出對“三條標準”加以補充。王海明先生在《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研究與考古發掘》一文中，表示十分贊同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後，這樣寫道：“堅持三條但不能教條，不能機械地死搬硬套。同時我們也主張還必須注意到作為稻作起源行為主體的人群（文化），適應自然利用支配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及考古學文化發展水平是否已經達到能夠將野生稻馴育為栽培稻的歷史階段，和自然環境或人口等原因迫使在這一地域內生活的人群體必須透過栽培稻類植物的手段和途徑以獲取必要的食物來源這兩個方面（5）。孫聲如先生認為“三條標準”的提出，是中國國內學者對稻作農業起源研究進入第三階段的一大進步（6）。”率先提出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說的學者向安強先生也贊同筆者提出的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三條標準。他在原文引用了筆者的“三條標準”之後，又補充三點：“Ⅰ、該地區發現的史前稻作遺存，不僅年代之早列全國之最，發現地點之多也要居全國之冠，且分佈密集。特別是早期的稻作文化遺址不能是孤例或二、三例，而必須帶有普遍性，像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所有遺址普遍發現稻作遺存；而黃淮地區的裴李崗文化以粟為主，僅賈湖遺址發現稻作遺存；可為孤例。難以使人將二者等同視之。儘管考古發現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時也與發掘工作的開展程度有關。‘然而，對具備相同稻作生態環境的地區，運用統計學統計出土炭化稻穀的多寡，考察其年代先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做較符合史實的裁決’（林華東：《中國稻作的起源與東傳日本》《農業考古》1992年1期）。‘但所佔比例如此之高，加之所發現稻穀遺存最早，數量巨大，就不能完全用考古工作開展較多來解釋，而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嚴文明：《中國史前稻作農業遺存的新發現》《江漢考古》1990年3期）。Ⅱ、該地區必須處於史前（特別是舊石器時代晚期與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含稻作文化）南北交匯的核心地理位置，是我國史前南北文化交流與傳承過程中的紐帶。其史前文化自身發展所達到的高度足以構成對周圍地區史前文化發生強烈影響。因為，在史前文化進步、農業起源與傳播過程中，某地區的地理位置與環境條件的中間性質發揮了巨大作用，而從環境方面來考察，它的中間性質又是由地理位置決定的。Ⅲ、該地區在史前（特別是在新石器時代早期）應非‘粟稻混作區’”（7）。

對於向安強先生的三點補充，筆者認為：其第1點與“三條標準”的第三條相似。而其第三點卻是可有可無的，因為既然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而稻和粟在生理特點和對氣候、環境條件的要求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作物，況且史前社會生產技術尚不發達、文化資訊傳播困難，作為稻作起源地在起源之處就不可能是“粟稻混作區”。至於他提出的第2點補充，筆者認為是必要的，但同時又認為他在文字表述方面過於理論化，過於抽象，而給人有一種朦朧的感覺。下面請看向安強先生對他所提出的第2點補充條件在認定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起源地時所作的論述：“從地理位置來看，長江中游正好位於全國的核心位置，在我國史前南北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過程中，成為極為重要的紐帶。

長江中游在史前中國文化基因分佈區域中的位置示意圖

如長江中游地區（陝南漢水上游的梁山和湘北洞庭湖湖區等地）的舊石器，在文化特徵上表現出了我國南北兩大系的文化因素。反映了南北舊石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響。漢水上游地區的李家村文化不僅對研究兩大流域新石器文化的相互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更表明了中原地區遠古文化的發展不只與黃河流域而且與長江流域都有直接的聯絡。由於這裡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在文化面貌上則顯示出聯結黃河與長江中游地區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紐帶作用。長江中游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等，與中原磁山、裴李崗文化相比，亦有諸多共同因素。這些除了表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人類思維及創造力發展的一般規律外，似乎也反映了南北各地的交往頻繁和相互影響；也證明長江中游地區在人類早期文化的相互傳承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整個中國史前稻作文化圈而言，長江中游不僅正好位居中間，且稻遺存的分佈點多而密集，四周卻逐漸少而稀，這絕非偶然現象，表明長江中游在我國稻作文化的起源與傳播中，作用與意義不可低估。同時，長江中游史前文化自身發展所達到的高度，足以構成對周圍史前文化發生強烈影響。湖南澧縣彭頭山文化八十壋遺址揭露出我國最早的（距今7000——8000年前）環繞原始村落的壕溝和圍牆（這一時期的村落壕溝在澧陽平原還有發現），及數以萬計的稻穀。澧縣城頭山古文化遺址則揭露出了我國最早的一座古城，始築城時代為大溪文化早期，距今已有6000年；而且發現了被大溪城牆疊壓著的距今6500年以前的珍貴文物，如製作精美的木漿和長約3米的木櫓等。表明長江中游在當時已具有高度發達的原始文明，是中國文明的搖籃之一。如此輝煌的史前文化，必然會向四周擴散、輻射”。（8）

向安強先生的觀點無疑是對的，現在筆者放棄向安強先生補充的第2點條件的部分內容，概括他在第2點條件下對“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的論證結果，在“三條標準”的基礎上再補一條，即提出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第四條標準：“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古城不僅年代最早，規模最大，而且數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階段中國稻作地區社會的最高經濟發展水平。”這樣說，是不是更直觀、更直接了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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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城址在長江中游的率先出現和成群出現

是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的明顯標誌

為什麼筆者要將第四條作為衡量中國稻作起源地的標準呢？筆者認為：增加了第四條標準，能更直觀、更明確地將中國稻作起源地劃分出來。大家知道，城市的出現標誌著文明的到來。史前古城址的出現，實際上是史前聚落群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一時期的城，實際上是某一地區範圍內的聚落中心。這一時期的“城”雖然不具備進入文明社會以後的“城市”的許多功能，但它是史前階段某一地區提前邁向文明社會的標誌，一切原始文明都孕育其中。一個地區最早出現城址和出現城址群，規模之大，數量之多，不僅是這一地區史前農業經濟高度發達的集中體現，而且是這一地區史前政治、經濟、文化整體發展水平的綜合反映。用向安強先生的話來講，這一地區“史前文化自身發展所達到的高度，足以構成對周圍史前文化發生強烈的影響”。尤其在生產工具還十分落後的史前社會，築城不僅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且需要耗費大量的物力——糧食。沒有充足的糧食物資作保證，利用大量的勞動力放棄農業勞動去築城是不可能的，而築城者所食用的糧食必然是從事農業勞動者食用後的剩餘部分。糧食出現剩餘，有充足的積累，是農業勞動者提高生產技術獲得單產增收或擴大種植面積、增加總產的結果。一個地區能夠率先提高水稻的單產或擴大水稻的種植面積，這與這一地區具有深遠的原始農業文化積澱是分不開的。如果稻作文化不是在這裡最先興起，以稻作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史前階段，這裡就不會率先出現城址和城址群。所以，城址在某一地區的率先出現和成群出現，不僅說明這一地區有深厚的物質文化底蘊，而且在這一地區有較為密集的人口。一般學者認為：農業的起源雖然是人作用於自然的結果，但反過來說，也是大自然作用於人的結果。人依賴自然，如果沒有生存方面的需求，大自然在環境條件方面如果對人沒有產生壓力，農作物的馴化，尤其是水稻、粟類作物的馴化栽培就很難發生。所以說，在農業起源方面，人與自然，自然與人是互為表裡的，相互作用，才產生了馴化農作物的契機。從某種意義上講，稻穀的馴化與栽培，是某一地區人口壓力過大，或自然環境發生變化，人們以往依賴自然所進行的狩獵、採集經濟已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不得已所選擇的另一手段——種植。史前階段，城址在某一地區的出現，不僅表現出這一地區人口的高智慧，而且反映出這一地區的人口也是高密度。有人對長江中游地區從9000年前到4000年前這5000年內的人口增長情況作過估計，在1200多份新石器遺址資料的基礎上，取其中可進行類比估算的較為完整的遺址進行平均取樣估計，得出的結果是：早期人口增長為0。12％，與全世界新石器時代的平均人口增長率一直，大溪文化時期高達0。21％，說明稻作農業對人口產生的促進作用十分明顯，晚期人口增長率回落，人口增長的高峰期正是定居農業的產生並進行推廣的最初2000年（9），即彭頭山文化時期到大溪文化時期。所以說，筆者要把古城址在某一地區的率先出現和成群出現，作為衡量“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一個標準無疑是對的。如果把筆者原先提出的“三條標準”作為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基礎條件的話，“第四條標準”就是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的一個明顯標誌。

考古學的發現表明：長江中游地區，從大溪文化時期城頭山古城的出現，一直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城址的成群出現，充分顯示出這一地區在中國稻作文化起源過程中的核心地位。

目前長江中游發現的史前階段的古城址有：

城頭山城址平面示意圖（選自《文物》1999年6期）

〈一〉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址：該城址位於澧水及其支流衝擊而成的澧陽平原西北部一個叫徐家港的平頭崗地的南端，東徑111°40′北緯29°42′。平面圓形，內徑314——324米，面積約8萬平方米，城牆高出城外平地5——6米。護城河寬35——50米，深約4米，四個方向各開一門，基本對稱。從考古工作者對城頭山古城牆解剖結果來看，城牆共分12層，第12層為城頭山古城最早一期城牆，它與環繞整個城牆的壕溝同時建造，並利用壕溝取土築城。雖僅高2米，但它的基腳到壕溝開口尚有1。5米高差，其下再深2。5米的環壕，三者結合起來，可以起到有效的防禦作用。第11層為此期城牆外坡堆積，並將壕溝兩邊覆蓋。壓在第一期城牆內坡之上的第10層，為該城牆使用時的城內生活垃圾，所出陶片和C14資料都證明它屬大溪文化二期，其下層為二期偏早，這就從地層證明了第一期城牆築造於大溪文化一期，時間已超過6000年，是我國目前所見最早的城牆。這時的城頭山古城規模和範圍即已定型。因此，城頭山古城應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址。（10）

馬家院城址平面示意圖（選自《文物》1997年7期）

〈二〉、湖北荊門市馬家院城址：該城址位於湖北荊門市五里鎮，地處長江中游，江漢平原西北。地勢屬荊山餘脈的丘陵山崗地向平原的過渡地帶。其地南距江陵楚古都紀南城約28公里，西至荊襄古道（即207國道）約4公里，東港河緊靠古城西城垣由北往南經鮑河、長湖注入漢水。城址營築在高出周圍地面約2——3米的平崗地上，其四周為寬闊的稻田。城址至今儲存完好，南北略呈梯形，長約640米，寬300——400米，總面積約24萬平方米。城垣為土築，夯層清楚。據南城垣東端斷面解剖情況可知，夯層一般厚約20，最厚處為30，最薄處為14釐米。其中南城垣長約440，底寬35，上寬8，高5——6米；北城垣長約250，底寬約30，殘高1。5；東城垣長640，底寬約30，殘高3米；西城垣長約740，底寬約35，上寬8，高約4——6米。城垣內築護坡，一般寬約5米，城垣外坡陡直。城垣之外有護城河，護城河除南、北區域性損毀外，其餘儲存基本完好。河寬一般為30——50米，河床距地表約4——6米，城外護城河相連，城內一河道自西北城門曲經城內至東南城門流出。護城河似為人工河道與自然河道相結合而成。城垣東、南、西、北各闢一城門。其中西城垣及東城垣各設一水門。馬家院城址是一處重要的屈家嶺文化古城（11）。

陰湘城遺址平面示意圖（選自《考古》1997年5期）

〈三〉、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陰湘城遺址的地理位置為北緯30°30′58″，東經112°11′11″。四周地勢低窪，平均海拔為38米，遺址區地勢則相對較高，平均海拔41——42米。陰湘城遺址平面呈圓角方形，東、西、南三面城垣儲存完好，南垣與東垣轉角處略外凸，遺址北側被湖水沖毀，北垣已無存。現存城址東西長約580，南北殘寬約350米，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城垣寬約10——25米，東城垣基腳最寬處為46米。城垣全長約900米，高出城內附近地面約1——2米，高出城外城壕約5——6米。城外相應有城壕寬約30——40米。東西兩面城垣寬且高，南垣則較為窄矮。城垣最高點在東城牆上，海拔高度為44。4米，城牆最低點海拔37。9米，二者高差為6。5米。發掘者指出：陰湘城遺址在大溪文化時期已是一處規模很大的聚落遺址，屈家嶺文化早期，開始修築起頗具規模的城垣，成為方圓數十里區域內的一箇中心聚落。陰湘城遺址屬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古城址，作為長江中游地區所發現的古城址群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12）。

走馬嶺城址平面示意圖（選自《考古》1998年4期）

〈四〉、湖北石首市走馬嶺城址：城址位於湖北省石首市焦山河鄉走馬嶺村與滑家當鎮屯子山村的交界處。城址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東西長，南北短。城址東西最大長度為370米，南北最大寬度為300米，總面積約7。8萬平方米。城垣高4——5米，寬20——27米，因築成取土在城外形成一條寬25——30米的壕溝，似為護城河遺蹟。城垣上有數處缺口，其中有可能為城門。缺口兩邊，有的儲存著圓形土臺，可能是城門附屬的防禦性建築物臺基。走馬嶺城址始建時代相當於屈家嶺文化早期，使用年代為屈家嶺文化早、中期。到屈家嶺文化晚期已逐漸廢棄（13）。

〈五〉、湖北公安縣雞鳴城遺址：該遺址位於湖北省公安縣獅子口鎮龍船嘴村一個狹小的平原上，東北不遠處為低矮的緩丘，南距洈水河約2公里，東北距公安縣城約30公里，GPS測定的地理座標為北緯29°55′41。6″東經111°59′03。8″。城址大致呈不規則的橢圓形，略從東北向西南走向，東南和西南角有明顯的轉折。南北最大距離500米，東西約400米，面積約15萬平方米。城垣周長約1100米，頂寬約15，底寬約30米，一般高出城內外2——3米，西北部城垣更高出城垣其它部位1米左右。城垣外面的護城河除東部痕跡不明顯外，其它部位基本聯成一體，周長約1300米，寬20——30米，深1——2米。城門不祥。發掘者認為：雞鳴城城垣的始建年代屬屈家嶺文化時期（14）。

雞鳴城遺址平面示意圖（選自《文物》1998年6期）

湖南雞叫城遺址考古發現史前完整木構建築基礎

〈六〉、湖南澧縣雞叫城遺址：該城址略呈圓角長方形。東西約400米，南北約500米，總面積約20萬平方米，城垣殘高出地面2——4米，還略可見城門、護城河等遺蹟，屬屈家嶺文化（15）。

天門石家河城址平面圖

〈七〉、湖北天門山石家河城址：城址位於湖北省天門石河鎮，城垣大體呈圓角長方形，南北長約1200米，東西最寬處約1100米，面積約120萬平方米。西牆、南牆和部分東牆合計約有2000米的城垣，今尚存留餘地表，頂面寬8——10米，底部寬50米以上，最高處6米左右。緊靠城垣的外側環繞一週壕溝，主要經人工開挖而成，區域性利用了自然沖溝加以連通。城壕周長4800米左右，一般寬80——100米，壕底與今城垣頂高差6米左右。城內外8平方公里範圍內，分屈家嶺、石家河文化遺址共約30處，以石家河文化早、中期遺存最為普遍。該城始建年代不早於屈家嶺文化中期，主要使用和繁盛期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16）。

良渚文化重要遺址與聚落等級關係圖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長江下游太湖地區，儘管發現了浙江餘杭西部良渚、安溪、長命、瓶窯四鄉鎮地區內所形成的良渚文化遺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的一處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於類似“首府”性質的地位。其背靠山丘，面向平原，在東西10米，南北5公里的範圍內，較密集的分佈了50餘處良渚文化遺址，按遺址面積統計，近1萬平方米及其以下者29處，1萬至近5萬平方米者17處，5萬至近10萬平方米者5處，15萬和30萬平方米者各一處。有人認為這一核心聚落“當為未建城垣護衛工程的都邑”。但的確在長江下游太湖地區，至今尚未確切發現構築有城垣的史前城址（17）。這難道是偶然的嗎？不，這是與史前階段稻作文化在該地區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為什麼地處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期就出現了像城頭山那樣規模宏大的古城，而與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時期大體相當的良渚文化時期，在長江中游已是城池林立，而長江下游還不見一座城垣呢？這雖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包含在內，但最根本的一條，是與這一地區農業經濟基礎不發達有直接關係的。而此時的這一地區的農業經濟優勢又是以栽培水稻為主導產業的，水稻的栽培技術和管理水平直接關係到水稻的單產和總產。而在史前，某地水稻栽培技術和管理水平的高低與當地水稻栽培歷史的長短是成正比例關係的。歷史越長，文化積澱就越深、越厚，積澱越深厚，新技術經驗就越容易產生，越容易產生，栽培技術和管理水平就越高。城垣的出現，實際上是對史前階段某一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綜合反映。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長江中游地區有希望發現更多的史前古城。

良渚遺址與良渚文化村分佈示意圖

綜上所述：長江中游地區有關史前階段七座古城址的發現，足以說明，這一地區發現的史前古城不僅年代最早，規模最大，數量最多，足以代表史前階段中國稻作地區社會的最高發展水平。

三、

八十壋遺址發現的圍牆和古稻與城頭山遺址發現的城垣和古稻田都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

，

是稻作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興起後傳播與發展的結果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史前古城址的出現，實際上是史前聚落形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一時期的“城”實際上是某一地區一定範圍內的聚落中心。這就是說作為世界上最早的古城址——湖南澧縣城頭山城址的出現，不是偶然的，是與這一地區深遠的原始農業文化積澱分不開的。考古發現告訴我們，早在8000年前的彭頭山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就出現了像湖南澧縣八十壋那樣的大型原始聚落形態。作為城的明顯標誌“牆”在此時已見端倪。

八十壋聚落遺址：位於湘西北澧水下游的沖積平原——澧陽平原的東北部，主要堆積屬新石器早期彭頭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1993——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6次面積達1200平方米的發掘，獲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遺址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範圍最大，超過3萬平方米；晚期最小，明顯不足3萬平方米；中間的面積雖介於早晚之間，卻是遺址最興旺發達時期，其突出標誌是聚落環壕為圍牆的開挖和堆築。遺址的環壕與圍牆除北面可能與古河道連通外，其與東、南、西三面又發現形成一個封閉的居住與日常活動圈。其中南北最長約200米，東西最寬約160米，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壕溝上寬約4米，下寬和深約2米；圍牆底寬約5米，頂寬約2米，高1——2米。在遺址的西牆還發現了一個供出入的豁口，有內向外用河卵石鋪成階梯狀，在壕溝與圍牆圈定的範圍內發現了許多建築遺蹟，主要分佈在遺址西北的高地上和遺址的東北部。有四種形式，即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欄式、臺基式。在遺址居住區周圍和遺址外側的壕溝內共發現墓葬百餘座。八十壋遺址是一處典型的史前聚落遺址。除了上述發現之外，遺址內還出土有數十種植物種籽和大量的動物和家畜骨骼及各種骨器、竹木器、編織物等。城頭山城址作為中國史前階段第一城的出現，實際上是彭頭山文化聚落形態發展到大溪文化聚落形態的必然產物。八十壋遺址沒發現“牆”，城頭山遺址就不可能發現“城”。這是一種物質文化在一個地區的產生與發展的結果。順理成章，馬家院城址、陰湘城遺址、走馬嶺城址、雞鳴城遺址、雞叫城遺址、石家河城址也是大溪文化聚落形態發展到屈家嶺文化聚落形態的必然產物。

航拍八十壋聚落遺址全景圖

八十壋遺址出土的稻穀

八十壋遺址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稻穀和稻米。據發掘者報告：八十壋遺址發掘過程中，以收集稻穀稻米近1。5萬粒。它們不僅是世界上已發現的稻穀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數量驚人，超過了國內各點收集數量的總和。更喜人的是，其儲存狀況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時甚至新鮮如初，有的還見近1釐米長的芒。據中國農業大學水稻專家初步觀察研究，這些稻穀之間個體變異幅度大，群體面貌十分複雜，粒型長寬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間有些差距近3倍。還有些稻粒外形雖然接近現代的秈稻或接近現代的粳稻，又區別於現代的粳稻的群體特徵和麵貌，專家認為，應將它們定名為“八十壋古稻”（19）。

很明顯，距今八千年前的彭頭山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是以稻作農業為主體的。在以往發掘的彭頭山文化遺址中，除彭頭山遺址本身以外，還有湖北宜都城背溪遺址發現了稻穀遺蹟（20）。“八十壋古稻”的大量發現正說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這一地區的農業文化一經誕生就是沿著稻作文化的發展軌跡來執行的。八十壋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稻穀和稻米，而城頭山城址卻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現依學術界公佈的最新資料（21），將這一發現介紹如下：

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在解剖城頭山東城牆時，在第一期城牆和最早的文化層之下，生土之上，就發現了有很強粘性的青灰色純淨的靜水沉積——稻田土。將稻田土表面整平，就現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溼而形成的龜裂紋。從部分土樣中揀選出稻梗和根鬚，與現在農田中的稻梗和根鬚比較，簡直沒有區別。從區域性剖面觀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鬚或留下的痕跡，可辨識出當時採用的是撒播方式。在土樣中還揀選出炭化稻穀，經對稻田底部原生土表層、稻田土、壓著稻田的夾大量草木灰的土層、一般文化層以及屈家嶺文化時期城牆土各取土樣進行水稻矽質體檢測，結果是：城牆中含稻葉矽質體3個，不見稻穀矽質體。一般文化層的不同層次中含稻葉矽質體的數量分別為13個、5個、5個、2個和0個，含稻穀矽質體分別為47個、39個、46個、20個和55個。水稻田之上的幾層草木灰層含稻葉矽質體分別為5個、21個、6個和4個，含稻穀矽質體分別為215個、234個、223個和207個。水稻田中含稻葉矽質體11個，稻穀矽質體180個。稻田底，原生土表面含稻葉矽質體2個，稻穀矽質體18個。除極個別為秈型或秈粳性外，95％以上稻葉矽質體為粳型。1997年冬，為了更清楚地揭示古稻田原貌，考古工作者在城頭山東城牆及其內開了15個探方，此次發掘清理出由西北向東南走向的3條田埂。由西向東：第一條田埂，實際是較高的一級原生土面向較低一級原生土面傾斜的坡面。兩端均伸出發掘區，揭露長度19。5米。第二條田埂距第一條4。6——5米，露出長度13米，北面壓在第一、二期城牆內坡下，因保留此段城牆及牆頂柵欄痕跡，故未挖，致使田埂有數米長度未能顯露。其南部一段被大溪文化時期的環壕截斷和破壞。第三條田埂距第二條2。5米，僅露出5米左右長度，此段被一、二期城牆所壓，南段被環壕破壞。

城頭山遺址古稻田平面示意圖（選自《文物》1999年6期）

城頭山遺址古稻田剖面示意圖（選自《文物》1999年6期）

三條田埂之間形成長條形的二丘田。這二丘田均是在此發掘區西部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的，同時保留田埂部位。待田裡耕作土積高到與原生土田埂等齊時，在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壘成新的田埂。因第一條田埂實為原生土的坡面，隨田土抬高，只是田埂逐漸沿坡面後移，並不需要加高壘築。第二條田埂加築的部分在南段並不和原生土田埂重合，而是稍向東移，原因尚不清楚。由於田埂可分為兩期，因此稻田也可分為兩期，雖然從田土剖面上很難看出土質和土色的變化，香港大學對水稻田上層兩個含碳標本進行了加速器測年，經校正後年代為：4320——4055B。C和4230——3985B。C。均為95％的可能性。對稻田下層的泥土用熱釋光方法測年，T1030和T1080的兩個標本，均為距今6629±896年。表明城頭山的古稻田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發掘出來年代最早的。

1998年冬，考古工作者在新開的T3131的東南角，找到了第一條田埂向東的拐角，因已離發掘區東壁僅數十釐米，故未能找出其西北轉角。但揭露出的第一道田埂長度已有30米，其北端尚有多長因無法擴方，而不可求知。這樣第一丘田面積至少有二分，遠大於江蘇武縣草鞋山遺址揭示的馬家浜文化古稻田丘塊面積。與古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統，有水坑和水溝。均高出稻田，位於稻田之西的原生土層。現已發現的水坑有3個，坑1在T1028中間部位，徑1。2米，深1。3米，鍋底形。坑2一半壓在發掘區外，坑徑在1。2米左右，未能發掘到底。坑3在T3028東南角，僅揭示出1/4，徑約1。5米。坑底部有很淺的一層淤泥。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T3028及其南的幾個探方均發現原生土層面上有淺溝，當時以為是居住區之間的分界。1997年冬考古工作者在T1028發現了水坑1，並發現由西南向東北注入坑1的兩條小溝後，才意識到是作灌溉用的水溝，進而挖出T3028的回填土，有新發現一條水溝，並把前兩條水溝一直追溯到T3028的西壁，水坑、水溝、稻田連在一起，無疑是稻田的配套設施。從溝中出土的陶片確認，水稻田系湯家崗文化時期，其年代距今6500——6300年左右，這和香港大學用幾種測年方法所測結果都十分接近。

“八十壋古稻”的發現與“城頭山古稻田”的發現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毋容置疑，假如把“八十壋古稻”比作一棵樹，那麼“城頭山古稻田”就是一片森林。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起源與發展的關係。也就是說“八十壋古稻”的發現與“城頭山古稻田”地發現是一種因果關係。城頭山發現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統，充分顯示出史前階段長江中游地區先民們對水稻的栽培及其管理水平。它比發現於長江下游，而年代略晚於它的江蘇草鞋山遺址發現的水稻田配套灌溉系統先進的多。草鞋山遺址發現的水稻田是由大小不等20個呈兩行排列，南北走向，互相連線的淺坑組成。淺坑面積一般3——5平方米，個別小的1平方米，大的9平方米，坑的形狀或橢圓形或長方圓角形。淺坑沿一低窪地帶分佈，其四周有土崗，東部及北部邊緣，有“水溝”和“水口”相通，“水溝”尾部有蓄水井（22）。

草鞋山遺址：早期利用自然地形所修的水田

據一些學者研究：“草鞋山遺址發掘出的水田遺構，面積小，呈不規則形，可以推測為先民利用自然低窪地，略加加工，逐步擴充套件形成。從遺構的形狀看來，還不是可以期待有足夠收成的栽培設施”（23）。而從城頭山發現的“古稻田配套灌溉設施”來看，城頭山人當時對栽培水稻的管理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另外從“水田遺構”面積來看，城頭山人栽培的水稻，可以期待得到足夠的收穫。不然的話，城頭山築城人的食物來源就沒有足夠的保證，在人的食物來源尚無足夠保證的情況下，動用大批人力去從事繁重的築城勞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城頭山古城不僅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城頭山的“古稻田”也不僅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水稻田”，而且顯示出稻作文化起源於長江中游地區，在全世界、全中國史前階段的最高水平。

四、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玉蟾巖遺址稻作遺蹟的發現，再次昭示人們：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

1995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進行了發掘。《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以《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重要進展》為題進行了報道，標題下的導語為：“發現從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地層及中國已知最早的陶片遺存之一，對探討華南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編年和稻作起源等有重大價值。”報道說：“兩處遺址的上層大約距今0。9——1。4萬年左右。無疑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下層距今約1。5——2萬年，結合出土遺物觀察，應屬舊石器時代末期或中石器時代，這是在中國發現的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最清晰的地層關係的證據，在學術上具有重要意義。孢粉分析表明：上層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花粉粒度較大，接近於水稻花粉的粒。植矽石分析上層有類似水稻的扇形體，從而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發現水稻穀殼的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

繼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發現水稻植矽石報道之後，《中國文物報》緊接著又在1993年3月3日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以《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為題，對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發現的稻作遺蹟進行了報道，文章說“去年（1995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縣玉蟾巖洞穴遺址發掘中再次發現水稻穀殼，進一步驗證1993年該遺址出土的稻殼，使水稻實物的發現提前到1萬年前”。”稻殼出土時，顏色呈灰黃色，共有兩枚，其中一枚形狀完整。此外，還篩出一枚1/4稻殼殘片。在層位上它們晚於1993年該遺址出土的稻殼。1993年發掘的三個層位均有稻屬的矽質體，進一步證明玉蟾巖洞存在水稻的事實。農學家對二次發掘出土的稻殼進行初步電鏡分析，鑑定1993年出土稻穀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類初期干預的痕跡。1995年出土稻穀為栽培稻，但兼備野、秈、粳的特徵，是一種由野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型別。”關於玉蟾巖遺址的年代，報道中說：“參照玉蟾巖附近文化性質相同的三角巖遺存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其年代應當在一萬年前。”

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稻屬植矽石和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稻作遺蹟的發現，再次昭示人們：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依據筆者對長江中游劃定的區域範圍，“ 長江中游地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和陝西漢中、安康、商洛三個地區與河南南陽地區。從地形看，分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南陽盆地；鄂西山地、南嶺山地、湘西、湘東山地、贛南、贛東、贛西山地和陝南山地；鄂東低山丘陵、湘中丘陵、鄂北崗地。（24）”地理位置：“基本上在北緯24°20′～33°20′，東經106°50′～118°這樣一個區間內（25）”。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位於江西東北部的鄱陽湖畔，地理座標為東經117°13′，北緯28°44′。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位於洞庭湖四大水系之一的湘江支流瀟水河畔，地理座標為東經111°30′，北緯25°30′。它們均處於東經106°50′至118°，北緯24°20′至33°20′。這樣一個區間內，皆屬長江中游地區範圍。

關於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的年代，報道中說“2處遺址的上層大約距今0。9——1。4萬年左右”。由江西省博物館提供的仙人洞上層出土的蚌殼，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的年代測定為：10870±240，10560±240（26）。

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上層出土的收割工具單孔蚌器

由此可見，報道中所說的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上層的年代距今1萬年左右是可信的，該遺址上層發現的稻屬植矽石提供的1萬年前仙人洞人已經開始馴化稻穀的資訊也是可靠的，道縣玉蟾巖遺址的年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碳十四實驗室對其出土的3塊獸骨的測定，其年代分別為7042——6039、8327——7409、7911——6414；即玉蟾巖的年代當在8327——6059之間。（27）然而玉蟾巖遺址出土的原始陶片，明顯說明這一測定結果偏晚。玉蟾巖遺址出土的陶片成黑褐色，火候很低，質地分廠疏鬆、胎厚2釐米，夾粗砂，陶片貼塑，可見交錯層理。陶片內外均飾紋樣，似繩紋，但為編制印痕，有清晰的經編和緯編。從陶片的形態判斷，早於8000——9000年的彭頭山文化的陶片。參照該遺址附近同一文化性質三角巖遺址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在一萬年以前不會有什麼問題。

萬年仙人洞遺址，桂林甑皮巖遺址出土陶片

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出土的稻屬植矽石和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出土的稻穀殼，不僅為確立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起源地，再次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而且為進一步建立中國稻作文化考古編年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註釋：

（1）劉詩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得重要進展》《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第一版。

（2）袁家榮：《玉蟾巖獲水稻起源重要物證》《中國文物報》1996年3月3日第一版。

（3）（18）（19）裴安平：《澧縣八十壋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第一版。

（4）（10）（21）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六期。

（5）見王海明：《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研究與考古發掘》《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28頁。

（6）見孫聲如：《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斷想》《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103頁。

（7）（8）向安強：《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發祥地》《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215、219頁。

（9）王建革：《人口壓力與中國原始農業的發展》《農業考古》1997年第三期65頁。

（11）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馬家院屈家嶺文化城址調查》《文物》1997年第七期49——53頁。

（12）a荊州博物館等：《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東城牆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五期。b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1995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一期。

（13）荊州市博物館等：《湖北石首市走馬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四期。

（14）賈漢清：《湖北公安雞鳴城遺址的調查》《文物》1998年第六期。

（15）（17）參見任式楠：《中國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一期。

（16）a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1992年）；b石河考古隊：《湖北省石河遺址群1987年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八期。

（20）林春等：《城背溪·彭頭山文化和中國早期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93年第一期118頁。

（22）《草鞋山遺址首次發現我國六千年前的稻田遺蹟》《中國文物報》1995年6月18日第一版。

（23）宇田津徹郎、湯陵華等：《中國的水田遺構探查》《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143頁。

（24）（25）衛斯：《關於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史學彙刊》（臺灣）第17期1995年11月版。

（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資料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127頁。

（2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二四）》《考古》1997年第七期38頁。

附錄：英譯本，譯者：加拿大文明博物館名譽館長Gordon。入選論文資料庫：www。carleton。ca/~bgordon/rice。。

SUPPLEMENT TO THE "THRE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THE ORIGINAL AREA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 FURTHER DELIBERATION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ORIGINATING ON THE MID-YANGTZE RIVER"

WEI Si

（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00（1）114-121。 Trans。 by Jia Liu， ed。 by B。 Gordon）

At the Conference session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Culture， Guanmiaoshan， Zhijiang

at Hubei， China， in October， 1994， I submitted a paper “Re-examining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origin， proposing a mid-Yangtze River origin” and outlining three criteria for origin， as follows：

（1）。 Neolithic geographic and climatic conditions must be suitable for cultivating rice， with wide wild rice distribution。

（2）。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sites must have wide chron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especially Late Palaeolithic and Early Neolithic。

（3）。 Ancient rice remains include the earliest dated in China， plus later and more recent ones。

Thus， I reviewed the mid-Yangtze area for： a） Middle Neolithic ecology； b） Palaeolithic and Early Neolithic site distribution； and c） ancient rice finds； concluding：

1。 Middle Neolithic mid-Yangtze area and climate were suited to rice cultivation， with wild rice widely distributed。

2。 Palaeolithic and Early/Middle/Late Neolithic cultures chronologically evolved。

3。 Regional rice remains include the earliest dated and common later-dated ones。

I conclude the mid-Yangtze Valley i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especially W Hubei and NW Hunan。 This article in

Journal of History

（

Shixue Huikan

）（7）， Nov。 1995， was published by

Taiwan Zhonghua Xueshuyuan Zhonghua Shixue Xiehui， Zhongguo Wenhua Daxue Shixue Yanjiusuo

and Depart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

Zhongguo Nongshi

）， 1996（3）。 Later， I wrote “Macro-perspectives of Chinese ancient cultivated rice culture （

Zhongguo Shiqian Daozuo Wenhua Di Hongguan Toushi

）” in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

Nongye Kaogu

） 1995（1）。 There I repeated the “Three Criteria”， with the mid-Yangtze Valley origin of Chinese cultivated rice。

Several years resulted in many new cultivated rice finds； e。g。s， phytoliths in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sites， Wannian， Jiangxi Province （1）； phytoliths， two gray-yellow rice grains and partial phytolith in Yuchanyan site， Daoxian， Hunan Province （2）； thousands of Pengtoushan culture rice grains in Bashidang site， Lixian， Hunan （3）； world‘s earliest-dated paddies in Chengtoushan site， Lixian， Hunan （4）； etc。 As more mid-Yangtze River old cities add new but unclear material for finding rice origin， I insist “this area is the rice origin”， basing my proof on “three criteria”， archaeology and personal opinion on new rice finds。

Reasons for “three criteria”。 Undoubtedly， rice origin is ecotonal and human related， with rice-planting technology producing much archaeological data。 I wish to use the “three criteria” to delimit rice origin and as criterion to measure the level and growth rate of ancient rice culture in different areas。 Many researchers accept the “three criteria”， some giving supplements。 Wang Haiming’s “Research an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Chinese rice origin” says “upholding the ‘three criteria’ is not dogma to be applied or copied mechanically。 We must note： ［1］ the main body of rice activity is cultural adaptability， allocating and altering nature； i。e。， where people domesticated wild rice； and ［2］ effects of overpopulation， environment， etc。， on cultivation” （5）。 Sun Shengru thought the “three criteria” were a great advance after rice origin research entered the third stage （6）。 Xiang Anqiang， founder of the “mid-Yangtze River” theory， agreed with the “three criteria”， supplementing them with “［1］the earliest rice culture remains in most concentrated sites”。 Like mid-Yangtze Pengtoushan culture， all sites commonly have rice remains； but Yellow and Huai River Peiligang culture depended on millet， with rice only in Jiahu site， hence irregular。 Accidental finds relate to excavation， with ‘statistics and carbonized rice dating in similar ecotones allowing some conclusions’ （Lin Huadong， Chinese rice origin and spread to Japan

，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

Nongye Kaogu

） 1992：1）。 ‘The many sites with their earliest rice remains reflect more than archaeology’ （Yan Wenming， New Chinese Ancient Rice Finds，

Jianghan Kaogu

1990：3）。［2］They must link N-S Late Palaeolithic & Early Neolithic cultural exchange and spread。 This middle area was critical to ancient cultural growth， agricultural origin and spread ［3］ and would be a ‘millet-rice area’ prehistorically （esp。 Early Neolithic）“（7）。

About Xiang Anqiang‘s three supplements to the criteria， I think his first supplement resembles the third criterion and his third supplement is unnecessary”。 Rice origin could not have been in the “millet-rice” area because both plants have different physiology and climatic and environmental needs， limiting production and spread。 Xiang Anqiang’s second supplement is needed but his description is too theoretical and vague in saying “mid-China‘s mid-Yangtze is the most important N-S cultural link。 Its old petroglyphs （Liangshan， upper Han River， Xianan S of Shaanxi， Dongting Lake， Hubei） show different Palaeolithic N-S traits， exchange and influence。 Lijiacun culture， upper Han River， not only had important N-S Early Neolithic links， but show Zhongyuan culture related directly to Yellow and Yangtze Rivers。 Mid-Yangtze Pengtoushan and Chengbeixi cultures also have many common traits compared to Zhongyuan Cishan and Peiligang cultures， showing ancient cultural unity， regular thought and creativity and frequent N-S contraction and mutual-influence。 For all ancient rice culture， mid-Yangtze sites are more numerous and concentrated， with surrounding sites few and scattered。 This is intentional because it shows the effects of mid-Yangtze rice origin and spread。 Its independent growth affected surrounding cultures。 Pengtoushan culture Bashidang site， Lixian， Hunan， exposed the earliest （7000-8000 years） ditches， plus thousands of rice grains （village ditches in this period are also in Liyang Pingyuan）。 Chengtoushan is now China’s oldest city （6000 year-old early Daxi culture）， with 6500 year-old large ditches and paddies under its walls much bigger than Banpo site。 Many precious 6-7，000 year-old artifacts show well-developed mid-Yangtze cultural rice spread； e。g。s， elegant wood oars， 3 m wood scull， etc。”（8）。

Although Xiang Anqiang‘s opinion is absolutely right I deleted some content and summarized his supplement 2 as criterion 4： “Ancient cities here are the oldest， largest and most numerous，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ancient economy。”

II. The oldest cities are significant to a mid-Yangtze rice origin

Criterion 4 divides rice origin directly and clearly， the city a sign of civilization and group activity。 Unlike a modern city， it marks high agri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growth， “independent enough to influence its surroundings” （Xiang Anqiang）， especially where surplus labor and food were needed。 Food storage shows big harvests or expanded area。 If this area was not the origin， there could be no rice-dependent cities。 But cities appear first in groups of heavy population。 Scientists think agricultural origin resulted from natural and cultural links， especially under higher millet and rice harvests。 Hunter-gatherers were forced to depend on agriculture in certain areas due to population pressure or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cities reflect specializ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9000-4000 year-old mid-Yangtze population growth was estimated in 1200 Neolithic sites， with an early growth rate of 0。12%， like the Neolithic world。 0。21% Daxi culture growth shows significant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over later lower growth rate， the peak being the first 2000 years and spread from Pengtoushan to Daxi culture （9）。 This is why I added criterion 4， the “three criteria” being fundamental， the fourth a significant mark for judging rice origin。

Daxi and Qujialing culture cities exempify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mid-Yangtze River。

Mid-Yangtze cities：

1。 Chengtoushan S of Xujiagang and NW of Liyang at the Pingyuan-Li River junction is at 111°40’ E Long。 & 29°42‘ N Lat。 Its 314-324 m diameter 5-6 m high walls enclosing 80，000 sq。m is surrounded by a 35-50 m wide， 4 m deep river with access in all 4 directions。 City protection came from a 2。5 m ditch， its soil used to build its oldest wall level 12 of 2 m， with a 1。5 high gap from base to ditch。 Level 11 accumulated from the outer slope covers both ditch banks。 Level 10

came from inner slope city cultural debris。 Potsherds and C14 data show level 10 is Daxi phase 2； its lower layer an earlier 2

nd

culture proving its upper layer was >6000 year-old Daxi phase 1 and the oldest wall。 As Chengtoushan limits stabilized then， it should be the oldest city （10）。

2。 Majiayuan， Jingmenshi， Hubei Province， is in mid-Yangtze Wulizhen， NW of Jianghan Plain between Jing Plain and Mountain， 28 km S of Jinancheng （Chu’s old capital）， Jiangling and 4 km W of Jingxiang ancient rice （Route 207）。 The Donggang near the W city wall flows into the Han River and passed N to S by Baohe and Changhu。 On a 2-3 m elevation enclosed by wild paddies， its 640 x 300-400 m N-S ladder-shape encloses 340，000 sq。m。 The E section of its S wall is 14-30 m thick （av。 20）， its 5-6 m high S wall is 440 m long （33 m bottom， 8 m top）。 The N wall is 1。3 m high， 250m long （30 m bottom）； 3 m high E wall is 640 m long （30 m bottom）； and 4-6 m high W wall is 740 m long （35 m at bottom， 8 m top）。 The protected inner slope is 5 m wide； the outer one steep and straight。 Overall， the city is in good condition， except 30-50 m parts S and N。 A 4-6 m wid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onduit connects to the river， winding inside from NW to SE gates。 A gate is in E， N & S walls， plus river access in both W and E walls。 Majiayuang was an important Qujialing culture city （11）。

3。 Yinxiang near Jingzhou city， Hubei Province at 112°011‘11’‘ E Long。 & 30°30’58‘’ N Lat。， is 41-42 m AMSL with nearby land at 38 m。 A rounded square， its E， W and S walls are in good condition with protruding SE corner， but the N wall was destroyed by lakewater。 The remaining site is 580 m E-W and 350 m N-S， enclosing 200，000 sq。m。 Walls are 10-25 m wide； the widest in E wall bottom at 46 m。 Total length is about 900 m， 1-2 m higher than inner ground and 5-6 m higher than 30-40 m wide outer ditches。 E and W walls are wide and high； the S wall narrow and short。 The highest point 44。4m on the E wall； the lowest 37。9m 6。5 m away。 Yinxiang built in Early Qujialing culture is a very large Daxi culture site of academic value as an important mid-Yangtze city （12）。

4。 Zoumaling by Shishoushi City is at the juncture of Tunzishan Village， Huajiadang District， and Zoumaling Village， Jiaoshanhe District， Hubei Province。 Its 370 E-W x 300 m N-S irregular elliptical area encloses 78，000 sq。m。 Its wall is 4-5m high and 20-27 m wide， with several gaps that may be doors。 Round soil marks beside some gaps may represent door bases of additional defensive buildings。 Soil from a 25-30 m wide external ditch was used for city building。 Zoumaling is Early Qujialing period， used in Early and Middle period and abandoned in Late period （13）。

5。 Jiming is on a narrow small plain in Longchuanzui Village， Shuanglou， Shizikou District， Hubei Province。 It is NE of tiny mild slopes 2 km S of Weicangshui River & 30 km NE of Gonganxian City at 111°59‘03。8’‘ E Long。 & 29°55’41。6‘’ N Lat。 Its 500 NE-SW x 400 m E-W irregular elliptical area encloses 150，000 sq。m， with rounded SE and SW corners。 Its 1140 m wall is 15 m wide at the top， 30 m at bottom & 2-3 m above ground， esp。 the NW side which is 1 m higher。 Except the vague E part， its surrounding river is 1300 x 20-30 m and 1-2 m deep， with no known gates。 Excavators think the city was built in Qujialing period （14）。

6。 Jijiao near Lixian City， Hunan， is a 400 E-W x 500 m N-S rounded rectangle enclosing 200，000 sq。m， with 2-4 m high remaining wall with access to river。 It is Qujialing culture （15）。

7。 Shijiahe in Shihezhen Village， Tianmen City， Hubei Province， is a 1200 N-S x 1100 m E-W rounded rectangle enclosing 1，200，000 sq。m。 Its 2000 m E， W & S remaining wall is 8-10 m wide at top， >50 at bottom and 6 m at its highest。 An enclosing 4800 x 80-100 m ditch built in a natural conduit was 6 m below the top of the wall。 30 Qujialing and Shijiahe culture sites are in the adjacent 8 sq。km； most commonly Early and Middle Shijiahe periods。 It is no earlier than Middle Qujialing culture， prospering in Early and Middle Shijiahe periods （16）。

In Taihu area near the mountains beside the lower Yangtze Plain， the largest Liangzhu cultural grouping and its “capital” is at Liangzhu， Anxi， Changming & Pingyao cities， W Yuhang， Zhejiang Province。 >50 sites concentrated in a 5 km N-S and 10 km E-W range have areas： 29 @ <10，000 sq。m， 17 @ 10，000-50，000， 5 @ 50，000-100，000， one @ 150，000 and another @ 300，000。 Some believe they represent “a city without protective walls”， an intentional phenomenon tied to local rice cultural growth （17）。 Why were large cities like Chengtoushan on mid-Yangtze River in 1

st

Daxi culture？ Unlike many contemporaneous Qujialing culture sites on mid-Yangtze， why are there no city walls in lower Yangtze Liangzhu culture？ It relates to regional undeveloped agriculture depending on rice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because it affected both unit and total production。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directly relate to the length of planting history。 The longer the history the more developed the culture， the easier rice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improved。 As cities reflect the growth of security， economy and culture， more cities may yet be found on the mid-Yangtze River。

In conclusion， seven mid-Yangtze cities are the oldest， largest and most numerous， reflecting the highest growth level of ancient rice society。

III. Bashidang and Chengtoushan city walls and rice as a result of mid-Yangtze spread and growth

Cities came from agriculturally-based population growth， as seen in Chengtoushan， the world‘s oldest， an expansion of 8000 year-old mid-Yangtze Pengtoushan culture’s Bashidang site， before city walls began。

Most artifacts in Bashidang on lower Li River NE of Liyang Plain， NW Hunan （Xiangxibei） are 7000-8000 year-old Early Neolithic Pengtoushan culture。 Hun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Wenwu Kaogu Yanjiusuo

） excavated 1200 sq。m over six seasons in 1993-7。 Bashidang has early （>30，000 sq。m）， middle （most developed with wall & ditch） & late （30，000 sq。m） periods in a maximum N-S distance of 200m and E-W of 160m。 1-2 m high E， W & S walls （5m wide at top； 2m wide at bottom） enclose the living area。 The N wall and 2m deep ditch （4m wide at top； 2m wide at bottom） connect to the river。 A W wall door has river cobble stairs。 Semi-subterranean and surface structures， fences and platforms are higher in the NW and NE， surrounded by hundreds of postholes。 Bashidang also has many plant seeds， animal and poultry bones， bone & bamboo tools， cotton textiles， etc。 （18）。 The first recorded city of Chengtoushan resulted from Pengtoushan through Daxi cultural growth， while Bashidang has no wall。 Likewise， the sites of Majiayuan，Yinxiang， Zoumaling， Jiming， Jijiao and Shijiahe also grew from Daxi through Qujialing cultures。

Bashidang also had 15，000 rice grains， then the world‘s oldest， their number exceeding all other Chinese sites。 In perfect form， they remain fresh， some with 1cm long awn。 A Chinese Agriculture University （

Zhongguo Nongye Daxue

） rice specialist says it is both diverse and complex， the L/W ratio of the biggest 3x its smallest。 It resembles

indica

and

japonica

， but their totally different phytoliths suggested it be called “Bashidang ancient rice （19）。

Mid-Yangtze 8000 year-old Pengtoushan culture relied on rice， but Chengbeixi site， Yidu， Hubei has pre-Pengtoushan rice （20）。 The abundant ”Bashidang ancient rice“ is the oldest and represents incipient and evolving rice culture， while the oldest rice paddy fields are in Chengtoushan。 Data is listed as follows （21）：

In testing its E wall in winter， 1996， sticky gray-green paddy clay was below city wall 1 and culture level and on the surface。 Cracks show this clay dried， while its rice stalks and root hair are identical to their modern counterpart。 Carbonized rice and phytoliths were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levels， while 3 rice leaf phytoliths were in the Qujialing culture wall soil。 Cultural levels had 13， 5， 5， 2 & 0 leaf phytoliths and 47， 39， 46， 20 & 55 rice phytoliths， while grassy soil levels had 5， 21， 6 & 4 leaf phytoliths and 215， 234， 223 & 207 rice phytoliths， respectively。 The field soil had 11 leaf and 180 rice phytoliths， while the bottom level had 2 leaf and 18 rice phytoliths。 >95% leaf phytoliths are

japonica

， the rest a few

indica

and

indica

-

japonica

。

In winter， 1997， 3 NW/SE slopes occurred in the E wall。 From W to E， slope 1 falls to the lower original field， its excavated length 19。5 m， with actual length exceeding excavation。 4。6-5x13m of slope 2 was excavated， its N part covered by the inside slopes of first and second period city walls。 To save the wall it and its top weren’t excavated， so actual length is unknown。 Its S part was cut or destroyed by Daxi culture ditches。 Slope 3 is 2。5m from slope 2 with only 5m excavated。 It was covered by city walls 1 & 2， while ditches destroyed its N part。

These three slopes form two rectangles。 These two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lower original field， while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slopes W of the excavation。 Where fields were as high as original slopes， people added soil to heighten them， while slope 1 rose naturally without added soil。 The added section of slope 2 didn‘t connect to the original but further E， the reason unclear。 As slopes have two periods， paddies do also， although it is hard to differentiate field section colour and quality， but Hongon University accelerator-dated two charcoal specimens in the top field at 4320-4055 & 4230-3985 B。C。 （corrected with 95% probability）。 They used thermoluminescence to date T1030 and T1080 in the lower field at 6629±896 years， showing Chengtoushan paddies are the world’s oldest。

In winter， 1998， at the SE corner of newly excavated T3131， slope 1 turned E。 As its distance to the E side of the excavation is several dozen cm， its NW was not found。 As slope 1 was 30m long and its N length unknown due to excavation， field 1 area at 1E is 132 sq。m （2 fen）， much larger than the Majiabang culture field in Caoxieshan site， Wuxian， Jiangsu Province。 Primitive irrigation includes a cistern and conduit in the W original soil level higher than fields。 Three cisterns are： 1

st

in the middle of T1028 （1。2m diameter， 1。3m deep， round-bottom）； half of 2

nd

beyond excavation （1。2m diameter， unexcavated bottom）； quarter of 3

rd

in NE corner of T3028 （1。5m diameter， thin bottom mud）。 In 1992， shallow conduits occurred in original soil in T3028 and some sections to the S， the border of occupation。 The 1

st

paddy was found in winter， 1997， in T1028， with two SW>NE conduits traceable to T3028‘s W side。 Another conduit was in T3028 fill。 As conduits connect with paddies， they are accessories， so conduit potsherds identify paddies as 6500-6300 year-old Tangjiagang culture， results like that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The tie between ”Bashidang rice“ and ”Chengtoushan paddies“ is like a tree and forest， with similar origin， growth， cause and result。 Chengtoushan’s paddy irrigation reflects ancient mid-Yangtze rice cultivation and management， but more downriver and more developed than Caoxieshan‘s later irrigation。 Caoxieshan’s 20 variable size elliptical or rounded rectangular paddies are in two N-S connected lines， their mean area 3-5 sq。m， with several ones only 1 sq。m and larger ones 9 sq。m。 They are low-lying， surrounded by slopes and connected with conduits and wells in the E and N。 Cisterns are also at the end of conduits （22）。

Caoxieshan‘s paddies are small and irregular， with ancient farmers expanding from lowland。 They could not supply sufficient food （23）， but Chengtoushan’s rice irriga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advanced， providing enough rice from paddies。 More labor to build the city would have meant abandoning agriculture， which was impossible。 In short， we think Chengtoushan is China‘s oldest city so far； its paddies not only the world’s oldest， but show mid-Yangtze rice origin。

IV. Xianrendong & Diaotonghuan, Jiangxi, and Yuchanyan, Hunan, reflect a mid-Yangtze rice origin

From mid-Sept。 to mid-Nov。， 1995， the Archaeology Faculty of Peking University， Jiangxi Archaeology Institute （

Kaogu Yanjiusuo

） and the American Andover Archaeology Foundation excavated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sites。 Cultural Relic Newspaper （

Zhongguo Wenwu Bao

） published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Excavation

on its front page in January 28， 1996， its subtitle saying ”one of China‘s oldest pottery sites， transitional from Late Palaeolithic to Early Neolithic， with importance on rice origin in S China （Huanan）“。 It also said upper Early Neolithic layers in these two sites are 9000-14000 years-old； lower Late Palaeolithic or Mesolithic layers are 15000-20000 years-old， with clearest evidence in the transitional Palaeolithic level。 Sporo-pollen analysis shows grass rose in upper layer， with pollen grains enlarging like rice。 Upper layer phytoliths are fan-shaped like rice， all providing important clues on rice origin。

Chinese Cultural Relic Newspaper published

New Finds in Yuchanyan about Rice Origin

in March 3， 1996， saying in November， 1995， Hunan Archaeology Institute found phytoliths again （2 gray-yellow， one complete & one-fourth） in Yuchanyan。 Comparing 1993 phytoliths， they redated rice to 10000 years ago。 Levels show they postdate 1993 rice。 All three 1993 layers have rice phytoliths， showing rice existed in Yuchanyan， while its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 it is CWR， but intimately influenced by people， while 1995 rice was cultivated， with wild，

japonica

and

indica

traits show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ild to cultivated。 For Yuchanyan， this dates 10000 years ago， using Sanjiaoyan， Hunan artifacts， with a C14 of 12060±120 years ago， plus similar cultural traits as Yuchanyan。

Xianrendong， Diaotonghuan and Yuchanyan support a mid-Yangtze rice origin， including Hubei， Hunan and Jiangxi Provinces； Hanzhong， Ankang and Shangluo regions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Nanyang area in Henan Province。 It includes Jianghan， Dongting and Poyang Plains； Nanyang Basin； Exi， Nanling， Xiangxi， Xiangdong，Gannan， Gandong， Ganxi and Shaannan mountain regions； Edong， Xiangzhong and Ebei hills （24）， a total range between 106°50’ & 118° E Long。 and 24°20‘ & 30°20’ N Lat。（25）。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near Lake Poyang， NE Jiangxi Province （117°13‘ E Long。 & 28°44’ N Lat。）， Yuchanyan site near Xiao River， a Yangtze tributary， one of four rivers of Dongting Lake （111°30‘ E Long。 & 25°30’ N Lat。）， are all part of the mid-Yangtze Basin。

Xianrendong and Diaotonghuan upper layers are 9000-14000 years old。 The C14 Laboratory， Archaeolog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Kaogu Yanjiusuo

）， dated Xianrendong upper level clam shell provided by Jiangxi Museum to 10870±240 & 10560±240 （26）； i。e。， it and Diaotonghuan‘s farmers cultivated rice 10000 years ago。 The lab also dated three animal bones in Yuchanyan to 7042-6039， 8327-7409 and 7911-6414 years， making Yuchanyan occupation 8327-6059 years ago （27）。 Yuchanyan’s earliest 2cm thick potsherd is brown-black， poorly-fired and soft textured with coarse sand。 Bifacial decoration resembles cord-wrapping but shows weaving with clear warp and weft。 It predates 8000-9000 year-old Pengtoushan， with Sanjiaoyan， Hunan artifacts and C14 date of 12060±120 years， placing Yuchanyan at 10，000 years ago， as aforementioned。

Xianrendong， Diaotonghuan and Yuchanyan phytolith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a mid-Yangtze rice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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