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

電影《酒徒》劇照

“離開酒店，第一個念頭便是喝酒。我走進士多買了一瓶威士忌，回到家裡，不敢喝。我還要為兩家報館寫連載的武俠小說。攤開25*20=500的原稿紙，心裡說不出多麼的不舒服。（這兩個武俠小說已經寫了一年多，為了生活，放棄自己的才智去做這樣的文章，已經是一件值得詫異的事了；更奇的是：讀者竟會隨同作者的想象去到一個虛無縹緲的境界，且不覺憚煩。）我笑了，走去揭開酒瓶的蓋頭，斟了一杯。（如果可能的話，我將寫個中篇小說，題目叫作《海明威在香港》，說海明威是一個貧病交迫的窮書生，每天用麵包浸糖水充飢，千錘百煉，完成了一本《再會罷，武器！》到處求售，可是沒有一個出版商肯出版。出版商要海明威改寫武俠小說，說是為了適應讀者的要求，倘能迎合一般讀者的口味，不但不必以麵包浸糖水充飢，而且可以馬上買樓坐汽車。海明威拒絕這樣做，出版商說他是傻瓜。回到家裡，他還是繼續不斷地工作，完成《鍾為誰敲》時，連買麵包的錢也沒有了。包租婆將他趕了出來，將他睡過的床位改租給一個筲箕灣街邊出售“腎虧藥丸”的小販。海明威仍不覺醒，捧著《鍾為誰敲》到處求售，結果依舊大失所望。只好將僅剩的一件絨大衣當掉，換了幾頓飯和一堆稿紙，坐在樓梯底繼續寫作。天氣轉冷了，但是他的寫作欲依舊像火一般在內心中熊熊燃燒。有一天早晨，住在二樓的舞女坐著汽車回來，發現樓梯底躺著一具屍首，大聲驚叫，路人紛紛圍攏來觀看，誰也不認識他是誰。警察走來時，死者手裡還緊緊握著一本小說的原稿，題目是：《老人與海》！）我又笑了，覺得這個想念很有趣。我喝了一口酒，開始撰寫武俠小說。”

電影《酒徒》劇照

這是劉以鬯的小說《酒徒》中主人公的內心獨白，他刻畫了一個在商業化的香港苦苦掙扎的中年寫稿匠的形象，在反抗與投降之間不斷徘徊，最終屈服於紙醉金迷，個人的抱負在現實面前毫無招架之力。此外，書中還塑造了一個天賦不高、也無甚審美力但卻一直熱衷於文學事業的麥荷門，結局自然也是被淹沒在歲月的洪流中。劉以鬯是在借《酒徒》批判物慾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衝擊。

他說“藝術在香港是最不值錢的東西，電影圈也不例外。不說別的。單講演員，像洪波、唐若青這樣優秀的演員，為了生活，弄得非拍粵語片不可。這種情形，跟你們寫文章倒也十分相似。在香港，真正的文藝工作者常常弄得連生活都成問題，為了謀稻梁，只好違背自己的良知去寫武俠小說或黃色小說。”“這是一個人吃人的社會，我想。越是卑鄙無恥的人越是爬的高；那些忠於良知的人，永遠被壓在社會底層，遭人踐踏。”

《酒徒》寫於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彼時二戰結束，傳統價值和信仰出現危機，正統和主導日漸式微，而現代工商業不斷成長，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的界限次第模糊。中產階級崛起於平民，欲攀援貴族文化以自重，又無法褪去市民階層的底色，催生了人人都可享受的雅俗不分、亦雅亦俗的大眾文化。金庸的武俠小說和瓊瑤的言情小說佔領了純文學的地盤，正是劉以鬯寫照的彼時香港文化形態。

精神的衝突緊張，甚至人格的分裂，宋代士人尤甚，由於民族和國家受到北方政權的威脅，長期以來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遇挫。所以把柳永的豔情詞稱為“俗調”，把他的宦情詞尊為“雅詞”，並將二者完全割裂開來。其實二者都來自於詞人對正統價值觀的懷疑和否對，對傳統的科舉出仕人生模式的反叛。但是，在北宋最繁榮的時期，知識分子沒有理想和追求，把全副身心都投注在花巷柳陌之中，以“風流才調”“追歡買笑”自負，或是北宋社會潛伏著深刻危機的警示。

光緒三十一年的科舉廢止，改變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和價值系統，客觀上決定了彼時的讀書人要重新調整參與社會、實現自我的方式，同時心理上的價值取向亦需移位。此即民國北派小說名家宮白羽早歲專心武俠小說創作，苦吟得怔忡盜汗，復又咯血，朋友勸告“你得要命啊！”晚年卻以寫武俠小說為恥，“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致力於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欲以此研究成績去沖淡他始終不願獲得但卻已是既成事實的“武俠小說家”的頭銜。

在報刊這一大眾媒體便已成為大眾文化重要的傳播媒介之時，打造出了張恨水這樣的“神話”：小說在報刊連載，每日下午出報時都有讀者在報館前排隊購買，風雨無阻，持續十數年而不衰。但是，很長一段時間裡，張恨水的名字被文壇諱莫如深，或者被武斷地指斥為“鴛鴦蝴蝶派”的傳人。張恨水坦言自己創作小說的初衷是在艱難的生活中尋求出路：“由於我窮，我也就開始自找出路。”“我的全家，那時都來了北京，我的生活負擔很重，老實說，寫稿子完全是為了圖利。”（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這從他自擬的筆名可看出端倪，謹遵父親詩文小說是小道、雕蟲小技的教誨，不署真名，又感事業無成、命運多舛，遂定“恨水”。

郭沫若從二十年代末開始大力從事自傳創作，直接的原因也可說是生存壓迫。因此時作者受到國民政府通緝亡命日本，最初創造社出版部每月接濟生活費 100 元，但 1929 年月創造社被查封，這個來源就斷絕了。他拖著六口之家的重負，寄居異邦，還日日受到警察和憲兵的監視，經濟來源全靠稿費和版稅收入，其艱難之狀可想而知。所以在《我的童年》後話中作者解嘲道： “讀了這部書的人如能夠忍耐著讀到掩卷，在掩卷的時候假使在心中要這樣問我： ‘你這樣的文章為甚麼要拿來發表？’我的解嘲的答案很簡單，就是說：‘革命今已成功，小民無處吃飯。’”。

創作《酒徒》時的劉以鬯

劉以鬯與他的“酒徒”在傳統價值觀和新興社會的夾縫中風雨飄搖：既對昨天的傷痕記憶滋生一種懷疑情緒，又無法擺脫今日現實中聲色犬馬的圍剿。於是靈魂的自由舞蹈只有憑藉酒精的幻夢昇華，以虛無的升騰抗拒絕對的沉淪。

劉以鬯

（1918年12月7日-2018年6月8日），原名劉同繹，字昌年。出生於上海，祖籍浙江鎮海。主編過《國民公報》、《香港時報》、《星島週報》、《西點》等報刊雜誌。曾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劉以鬯一直致力於嚴肅文學的創作，其著名小說《對倒》，引發香港導演王家衛拍攝成電影《花樣年華》。

代表作品有小說《酒徒》《對倒》《寺內》《打錯了》《島與半島》《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模型·郵票·陶瓷》等；評論《端木蕻良論》《看樹看林》等。《劉以鬯中篇小說選》和《對倒》分別獲第四屆和第六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組推薦獎。2014年獲香港藝術發展終身成就獎。

2018年6月8日下午2點25分，劉以鬯在香港東華東院逝世，享年9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