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梁思成和中國營造學社的“萬里長征”

《荒野上的大師：中國考古百年紀》

張 泉 著

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

地質調查所、清華國學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營造學社——近代中國文化史上四座高峰，也是學人走出書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本書發掘、重溫以丁文江、翁文灝、袁復禮、楊鍾健、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董作賓、梁思永、夏鼐、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為代表的一代大師的精神、思想與人生，他們以科學方法探索重建中國古史，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知，一個大發現的時代就此顯露崢嶸。

>>內文選讀：

河北：萬里之行的序章

第一次漫遊

車廂里人頭攢動，遇到乾涸的河流，就得下車，在鵝卵石和細沙上步行一陣；倘若開上泥濘的路，更要下來幫忙推車。這樣走走停停，直到黃昏，梁思成一行才終於抵達目的地河北薊縣。

這是他平生第一次長時間在中國的農村漫遊。

▲觀音閣瓦飾

此前的一年間，他一直沉溺於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清工部頒佈的《工程作法則例》。這部則例問世只有兩個世紀，讀來也如同“天書”一般。梁思成打算先破解清朝營造的規則，再嘗試著去揣摩宋代的風貌。他把《工程作法則例》當成“課本”，將故宮的建築作為“標本”，拜老工匠們為“老師”。跟隨匠師楊文起，他學習了大木作內拱頭昂嘴的做法；跟隨祖鶴洲，他理解了彩畫作的規矩。他的效率高得驚人，一邊向老工匠們請教，一邊勤奮地畫圖， 20多天就累積了一大摞。根據這些尋訪與研究，他完成了《清式營造則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總結古代營造，這部專著開創了先河。

他也開始勘察北平的一些隱秘角落。他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並不瞭解這座古都。每一條衚衕、每一個院落甚至每塊城牆磚，其實都暗藏玄機，並與他血脈相連。許多年後，他大聲疾呼，試圖保衛這座古城，正是因為這裡埋葬著他一步一步丈量出的舊日時光。

前往河北，則是一次偶爾而又必然的旅程。日本學者關野貞帶著薊縣獨樂寺的照片拜訪朱啟鈐，提出中日雙方合作考察，由日本團隊負責測繪，中方研究文獻，加以考證。關野貞相信，獨樂寺或許是中國存世最古老的建築。朱啟鈐沒有正面回覆，而是把這個資訊告訴了梁思成。勘探過北平的明清建築之後，梁思成自然不願放過任何機會去尋找更古老的木構。

1932年春天，梁思成帶著在南開大學讀書的弟弟梁思達，一起前往薊縣。獨樂寺沒有讓他們失望。這座寺廟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年（公元984年），比唐朝滅亡晚了77年，但比《營造法式》刊行早116年。對觀音閣和山門進行測繪時，梁思成發現，遼代的寺廟果然與他熟悉的明清建築全然不同。他興奮地寫道，它“上承唐代遺風，下啟宋式營造，實研究我國建築蛻變上重要資料，罕有之寶物也”。

儘管觀音閣是遼代遺構，但其形制更像敦煌壁畫中描繪的唐代建築。它的斗拱和柱式都與尋常所見的明清建築不同，尤其是斗拱，大而結實，而各種斗拱還承擔著不同的作用；相形之下，清代的斗拱越變越小，失去了原本的功能，徹底淪為裝飾物。梁思成早年騎摩托車時曾遭遇車禍，右腿和脊椎的傷困擾了他一生，但他還是毫不猶豫地爬上山門，興奮地測量每一個斗拱的尺寸，逐一記錄。他還發現，山門脊飾的變化，特別是上段的鰭尾和下段的吻，都清晰地展示出從唐到宋建築風尚的演變。

不久，他完成了《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這是中國人寫的第一篇古建築調查報告，起筆即開宗明義：“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 因此，他斷言，“研究古建築，非作遺物之實地調查測繪不可”。

▲梁思成繪製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南立面水彩渲染圖》

獨樂寺可以幫助他解開《營造法式》的一部分奧秘，而他希望透過更多的實地尋訪，對照遼金遺構，與《營造法式》進行比較研究。他更想打破古籍記載中所謂“隱約之印象，及美麗之辭藻，調諧之音節”，而要尋找更精確的“於建築之真正印象”。他深信，那些散落在中國大地上的建築遺構，能夠幫助他洞悉失傳千年的隱秘，讓他曲折地抵達消逝的年代。

獨樂寺之行以後，梁思成等人的工作重心逐漸轉向實地考察、測繪和研究，這實際上也促使中國營造學社開始了真正的蛻變。

他們相信，這條路是走得通的。

遼代的一塊木頭

獨樂寺的考察，還帶來意外之喜。與薊縣鄉村師範學校教員王慕如閒談時，梁思成得知，王慕如的家鄉寶坻縣有座西大寺，其結構和獨樂寺有些相似，或許也是遼金時代的遺構。

回到北平，梁思成找到了西大寺的照片，他斷定，它應該也建於遼代。他迫不及待地準備出發，然而，六月已是雨季，前往寶坻縣的長途汽車突然停運，考察計劃被迫延宕了一個多星期。

終於盼到雨停，長途車重新開通。出發那一天，清晨五點不到，朝陽尚未升起，一行人就抵達了東四牌樓長途汽車站。車站在豬市裡，兩千頭豬的哀號聲此起彼伏，陪著他們等候晚點長達兩小時的長途車。沿路遇到橋樑或者沙灘，依然要不斷地下車步行。8個小時後，籠罩著寶坻縣南大街的鹹魚臭味和滾滾飛揚的塵土，裹住了這群滿懷憧憬的客人。

西大寺卻讓他無比失望。天王門變成了“民眾閱報處”，完全是一座現代建築。配殿、鐘樓、鼓樓也明顯是明清以後修建的。三大士殿倒確實是遼代遺構，可是殿前堆滿稻草，工人們在給城裡的騎兵團軋馬草，45尊神像都被塵土籠罩。擺在供桌前的一口棺材，冷冷地等候著這幾個不速之客。

梁思成無比失望，然而，抬頭仰望的瞬間，頭頂的景象卻讓他大吃一驚。後來寫《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時，他依然難以掩飾狂喜的心情，“抬頭一看，殿上部並沒有天花板，《營造法式》裡所稱‘徹上露明造’的。梁枋結構的精巧，在後世建築物裡還沒有看見過，當初的失望，到此立刻消失。這先抑後揚的高興，趣味尤富。在發現薊縣獨樂寺幾個月後，又得見一個遼構，實是一個奢侈的幸福”。

他們急忙開始測量，在堆積如山的稻草間爬上爬下。三大士殿的內部梁枋結構精妙絕倫，“似繁實簡，極用木之能事，為後世所罕見”。瓦飾，尤其是正吻和四角的“走獸”，也讓他印象深刻，它們都和他所熟悉的清代風格完全不同。

根據殿內的碑文，他嘗試著還原出這座寺廟的歷史演變。它建於遼太平五年（1025年），雖然比獨樂寺晚41年，但仍比《營造法式》刊行早了78年，無疑是又一處難得的實物證據。

參考《營造法式》和《工部工程做法》，他嘗試著分析三大士殿的建築結構和特點，從平面到立面，從柱、梁枋到斗拱，從外簷到內簷，及至牆壁、裝修、塑像、匾、碑碣、佛具等細節，都詳細地測量、拍攝、描述、解析；對於一些難以解釋的特徵，則做了假設與推論。他試圖透過比較遼代、宋代和清代建築的異同之處，尋找“其間蛻變的線索”。考察得越細緻，他越發驚歎古人的智慧，“沒有一塊木頭不含有結構的機能和意義的”。

遼金遺構從此令他魂牽夢縈。

▲三大士殿縱斷面

他們滿懷欣喜地工作了4天，才告別寶坻縣。而他並不知道，有生之年他再也無法重見這處古蹟。十幾年後，這座遼代遺構將被拆毀，一千年前的木頭被用來造了橋。那時，他無能為力，只有哀嘆：“我也是遼代的一塊木頭！”他對古代匠人與遺構所有的敬意和歉疚，都藏在字裡行間，無法化解。

先抑後揚的幸福

經過在河北的幾次漫遊，梁思成一行不僅親眼目睹了一些遼金時期古建築的風貌，更堅定了田野考察的決心。

儘管梁啟超曾鼓勵梁思成關注中國建築，但他在世時並不認為調查研究中國古建築是明智之舉。梁啟超覺得，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築已經被毀，何況中國正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很難外出進行田野考察。大概只有北京周邊可以做一些調研。不過，梁思成像父親一樣執拗而天真，終究要把腳步邁向更遠方；何況，其實他也別無選擇。

梁思成懷著更大的野心。

破解《營造法式》的最終目標，是要書寫一部中國建築史。但他深知，“由於在文獻中極少或者缺乏材料，我們不得不尋找例項”。他不可能坐在書齋裡考證出《營造法式》中每個術語的來歷與意味，更不可能生造出一部中國建築史。而那些散落在大地上的古建築遺存，卻能為他理解《營造法式》和書寫中國建築史提供大量直觀的證據。

透過河北之行，他逐漸摸索出一套調查、研究古建築的方法：首先在圖書館裡研讀史書、地方誌和佛教典籍，篩選一些可能存世的古建築，整理出名錄作為參照，以便擬定行程。有時，民間俗語也能帶來不少線索，比如，正是因為民間流傳的“滄州獅子應州塔，正定菩薩趙州橋”，他們才踏上了尋訪之路。為了節省成本，他們會先設法找到建築的照片，初步預估其建造或重修的年代，再判斷是否值得實地考察。

每次外出都會背一個電工式的揹包，方便攀爬，包裡放著繩子、伸縮杆，以及測繪和攝影器材。除此之外，並沒有太多高階的儀器，膠捲也不多，需要省著用。一些輔助性的工具，則大多是根據經驗自己設計的。

正式出發前，他們往往會和省政府聯絡，以獲得必要的支援。不過，有時當地的嚮導過於熱情，也會帶來麻煩。比如，當他們聽說梁思成一行對文物感興趣，就會自作主張，帶他們去看碑刻，而不是建築。當地人覺得，碑刻才有文物價值，而建築不過是木匠的手藝活。中國社會對手藝的偏見，以及傳統金石學的影響之大，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在後人想象中，梁思成等人的旅程彷彿詩意盎然。比如，史景遷在為《梁思成與林徽因》寫的前言中，就這樣寫道：“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緣在中國歷史大廈的樑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既得的奇蹟，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復得的藝術的精微。”

▲梁思成與林徽因

事實上，詩意只是苦盡以後的回甘，考察之路其實無比艱辛。

長途汽車總是不準時，暴雨又時常不期而至。天災或者人禍，都可能影響考察行旅。因為戰亂，他們耽擱了半年才得以前往薊縣。在寶坻縣結束工作後，回北平的長途車卻因大雨停運了。他們乘著一輛騾車，從凌晨三點一直奔波到下午四點，冒雨輾轉了幾個地方，才終於趕上一班開往北平的車。

他們逐漸習慣了在寺廟中投宿，連續多日吃素，梁思成還為此大發感慨：“我們竟然為研究古建築而茹素。”有時連喝水都是奢望，乾渴難耐時突然發現一口井，可是，看到水面上漂浮著的微生物，他們只好忍一忍，寧願冒著高溫繼續奔波。

在河北遭遇的這一切，只是漫長旅途的開端。未來的路上，能找到食物都是幸運的事。等到去雲岡石窟考察時，他們用了半打大頭釘，才終於從一個駐軍排長那裡換得幾盎司芝麻油和兩顆捲心菜。他們將不得不忍受突如其來的變故，以自己的健康為代價，不懈奔走，只為了他們所期望的“先抑後揚的幸福”。

基於這些考察，他們也逐漸摸索出撰寫調查報告的形式與結構：首先描述行旅的遭遇，因為他們深信，“旅行的詳記因時代情況之變遷，在現代科學性的實地調查報告中，是個必要部分”；隨後進入正式的調查報告，先介紹建築興建與修葺的歷史，以及建築與城市的關係，諸如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地位和影響，然後對建築結構進行細節呈現與分析，最後再對未來的保護提出建議。作為接受過現代學術訓練的建築學家，他也會在調查報告中列舉資料、圖表和公式，計算梁的承重量等細節。

不同時代修葺古建築時，可能會改變建築的風貌和細部。在考察現場，他們很關注這些“篡改”的痕跡。為了弄清建築的歷史淵源，他們會參考古籍、地方誌和碑碣，也會詢問鄉紳與當地的老人。但梁思成並不深信二手資料，即便是古籍中的記載，他往往也會考證一番再做判斷。《日下舊聞考》在描述獨樂寺的歷史時，號稱引用了《盤山志》中的記載，梁思成為此特地查閱了同治十一年李氏刻本的《盤山志》，結果發現並沒有這段記錄。

不過，梁思成並不排斥民間傳聞，甚至會把它們寫進考察報告。清末曾有盜賊潛藏在獨樂寺觀音閣，歷時多年才被發現。據說，盜賊是沿著東梢的柱子爬上閣頂的，於是，梁思成特地觀察了一下盜賊攀爬的地方，確實“摩擦油膩、尚有黑光”。不過，對於那些與營造有關的傳聞，他卻保持著審慎的態度。各地長年流傳著一些所謂的“口頭神話”，譬如，只要年代久遠的建築，人們就相信是尉遲敬德在唐朝貞觀年間興建的；又或者，儘管大量典籍和碑刻都證明趙州橋是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當地人卻寧願相信，修建趙州橋的是魯班。對此，梁思成從不憚於澄清事實。

北平、河北一帶的考察，是萬里之行的起點，更像是預演與序章。中國營造學社逐漸找到進行田野調查、測繪和研究的方法與節奏，直到能自如地運用它們，去開啟更多震撼人心的旅程。

（本文摘選自書中《中國營造學社：被遺忘的“長征”》）

作者：張 泉

編輯：周怡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