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經不為人知的故事：除夕夜楊貴妃寫經驚現蘭州

敦煌藏經自1900年發現後，經卷的流散就成了一個未解之謎。有外國探險家劫掠的，有政府官員公然索要的，也有商販倒賣的。上世紀上半葉，李德貽、陳萬里、張大千等人在甘肅各地，目睹了流散在民間的經卷。它們的命運究竟如何？

敦煌藏經又叫敦煌遺書，包括了由晉、十六國、一直到北宋的4萬多經卷。過去，人們對敦煌經卷研究多注重其史料價值。近幾十年，一些書法家將研習方向轉移到敦煌寫經的書法上。無疑，敦煌遺書中的寫經中國書法中最豐富、最系統的資料，其數量超過現存的那個時代所有碑刻。這種寫在紙上的“經書體”，不僅見證了書法楷化的全過程，而且能清晰地看到運筆痕跡，為人們的臨習書法提供借鑑。

目前，藏在甘肅省各博物館等機構的敦煌經卷的數量，僅次於國家圖書館。然而，從上世紀初開始在民間流散的敦煌經卷，恐怕至今也沒有結束，有些人家所藏的卷子或許至今也沒有面世。

國寶的命運，往往是國家命運的折射，大量經卷的流散，也是一個國家命運的見證。

安西街頭，兩個饅頭換一個經卷

即便是今天，敦煌藏經依舊是個待開發的寶庫。想想看，敦煌經卷中有墨跡的卷子大約4萬卷，這些經卷中有多少值得我們研究琢磨的資訊？從書法角度來說，經卷所儲存下的文字，遠遠超過和它同時期的碑刻。基於這些原因，我比較注重寫經資料的收集。

敦煌經卷流散的故事，聽起來也頗令人感慨。其中1925年2月到7月間，陳萬里曾到敦煌考察，就目睹不少流散的經卷，他記述了不少這樣的故事。敦煌藏經發現後，究竟有多少卷子流散了誰也說不清。嚴重到了什麼程度，有這樣一個故事。據說，有個敦煌縣令，將經卷裝了六七箱，大概有七八百卷。這個縣令卸任後，就以出售經卷為生。他死後家人也以出售經卷為生。直到上世紀30年代，據說他家還剩一百多個經卷。這時，距發現敦煌經卷已經過去了30年。可見經卷的流散程度。

相比其他人，這個縣令就是小巫見大巫了。甘肅督軍張廣建一人就得了七八百個卷子。張廣建所藏的經卷，僅僅流散到日本三井家族的就有112件。這還不是最多的，私人藏經卷數量比較大的是許承堯。許承堯字際唐，曾用室名晉魏隋唐四十卷寫經樓等，是徽州府歙縣人。後隨甘肅督軍張廣建任甘肅省府秘書長、甘涼道尹、蘭州道尹、省政務廳長等職。據說他有一千多個卷子。

有人估計，當時省城內大小官員和古玩商店，所有敦煌經卷數量達8000卷之多。也有人認為，流散在省城的經卷未必有這麼多。因為有些人為了充數，將長卷割成幾個。人們判斷，雖然達不到8000多卷，但三四千卷還是有的。

流散到民間的經卷多是透過各種手段交易所得，質量不同，價格各異。1925年4月5日，陳萬里到蘭州後，在蘭州看到了一些經卷。蘭山市場，有長達丈二的經卷，價值400大洋，自然很貴。或許陳萬里他們在蘭山市場尋找經卷的行動，吸引了古玩商，於是一些人還趕到他們居住的馬坊門福興旅社，卷子雖然看了，但品相不佳，價格卻達兩三百金。無疑，這是古玩商炒作起來的價格。

相對於1909年李德貽在安西（今瓜州）看到的故事，蘭州兩三百金換一個經卷的價格故事，卻讓人心安。李德貽到安西后，正好遇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糧食奇缺。經卷也無人問津了，兩個饅頭就能換一張經卷。

唐代的硬筆書法，究竟什麼筆寫的

敦煌寫經的字大部分是軟筆所寫，主要是毛筆。在漫長的歲月中，民間的抄經工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埋首抄經。這些人並不是簡單地就抄經而抄經，在枯燥的抄經中，他們也在學習書法，很多人最終從書匠走向了書家。

敦煌遺書中有唐代拓本歐陽詢的《化度寺古僧邕師舍利塔銘》、柳公權書《金剛經》、唐太宗李世民書《溫泉銘》，還有一些王羲之的字帖。還有講書法理論的殘卷，有一個卷子，講寫字中各個筆畫間的關係。無疑，這些資料和寫經墨跡是中國書法中最為宏大的寶庫，這無疑也是一個展覽館。人們都知道甘肅大量簡牘出土，簡牘書法也逐漸形成氣候，但對敦煌寫經書法研究相對滯後。

敦煌寫經中還有虞世南、褚遂良所寫的經卷。陳萬里聽說當地一位紳士，所藏有虞世南的精品卷子，而另一個在敦煌的天津人也說，他朋友有褚遂良的經卷，而且說可以轉讓，可惜時間有限，陳萬里沒有看到。不過，據其他的筆記記載，虞世南、褚遂良的卷子一般。李德貽在1909年路過安西時，看到了虞世南和褚遂良的卷子，他認為卷子完好，但稍欠神韻，它或許是贗品也未可知。

沒有接觸寫經之前，我想當然地認為，都是毛筆書寫的。然而，敦煌寫經中，還有硬筆書法。這一點，人們都很驚奇，硬筆經卷究竟是用啥寫的？1943年，高僧心道法師在敦煌傳播佛學時，曾有居士送了一卷藏文寫經。這是《長壽佛經》，為古代帝王將相為老王太后祝福所用。看到卷子後法師很吃驚。因為卷子字型非常古雅，畫著行，字卻是似墨非墨，似鉛非鉛。

唐代不可能有鉛筆，那麼它究竟是用什麼書寫的呢？有人推測，這是用竹筆寫的，就是把竹竿一頭削尖，中間還劈開細縫，就可以蘸上墨汁寫字了。這種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河西還有人使用。

除夕之夜，楊玉環寫經曾驚現蘭州

敦煌寫經中不僅有經文，還有一部分畫。這不，陳萬里在蘭州就看到了一幅。陳萬里看到的畫是一個姓蘇的高等審判庭長所有。這是在督軍署衙內看到的，是一幅唐代畫卷觀音坐像。觀音左手提著淨瓶，右手拿著楊柳枝，赤足踏著蓮花，觀音的前面跪著供奉的人，手託著供物，邊上站立一童子，果盤中的桃子分外誘人。看後，陳萬里驚歎，畫非常精美，線條細而有彈性，顯示很強大的功力，他認為，非唐人所不能為也。

這幅畫後來的去向如何，陳萬里就不知道了。現在人們可以確定，這幅唐代觀音藏在故宮博物院。原來，這幅畫在上世紀四十年代輾轉到了川西。建國後，蘇琢章將其捐獻給了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1951年4月，這幅畫還在川西文物展覽會上展出，當時被認為是“國內現存最好的一張敦煌石室發現品”。

為何後來成了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或許是這幅畫的巨大影響力的緣故，國家文物局將其撥交故宮博物院。有人說，1954年曾經在故宮博物院繪畫館第一陳列室——皇極殿中展出，1959年成了故宮歷代藝術館中的珍品。

沒有想到吧！這幅畫還有如此傳奇的經歷。敦煌寫經中還有更驚人的發現呢！這是慕壽祺的一段親身經歷。慕壽祺是隴上大家，人稱隴右耆宿，曾編著《甘寧青史略》。他有啥傳奇經歷呢？

那是一個除夕晚上，一個寒士找到了慕壽祺。要過年了，窮人度日艱難，或許為籌劃點東西過年，只得變賣珍藏經卷。慕壽祺打開卷子吃了一驚！經卷上字型秀麗典雅，和他平常所見的經卷的字型截然不同，一看就是出自女士之手。他壓住心中好奇，耐心地慢慢向後展開卷子。誰知，末尾的落款竟然寫著“大唐某年日月，玉環為三郎寫經”。原來這個卷子是楊玉環所寫的。這是否是真的呢？

這並不奇怪，宋代人們就曾發現過類似的卷子。在真定大曆寺有個藏經殿，殿內收藏的經書很多是唐代宮女所寫的。抄經祈福，這是一個很有歷史的習俗，古代人們為祈求家人平安，往往要抄經送往佛寺儲存。這些經卷中，有一個落款為“善女人楊氏為大唐皇帝李三郎書”的經卷，可見楊玉環寫經並非虛構。

不過，楊玉環寫的經卷最後卻不知所蹤了。寒士拿來經卷，雖想換點錢以解燃眉之急，但也清楚經卷的價值。慕壽祺一問，價錢不菲啊！此時，他囊中羞澀，處境一般，只能欣賞一番。與寶物擦肩而過，自然令他唏噓不已。

亂世飄零，如今敦煌藏經散落在世界各地，或許還有更多的傳奇故事等待人們的發現。

作者簡介

王文元 1969年生於甘肅古浪。記者、甘肅省作協會員、甘肅省絲綢之路協會理事、中國民族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志願者。長期致力於絲綢之路、西北 文史、收藏鑑賞、文化研究等方向稿件的採寫，足跡遍及省內各地。先後在《人民日報》、《中國畫報》、《讀者鄉村版》、《絲綢之路》、《東方收藏》、《北京 青年報》、《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大量作品。作品多次獲得國家及省市的獎勵，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文。目前，出版專著《絲路旅痕》、《虹臥隴上·甘肅橋樑》 等多部作品，參與編著《甘肅史話》、《絲綢之路上的甘肅古城堡》等十餘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