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體現了“替天行道”為核心的俠文化，這表現在哪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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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是人類社會一種普遍而深沉的文化觀念，關於俠的文化形態，是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滲透最廣、影響最大和最富有生氣的部分之一。早在二千多年之前，司馬遷為朱家、劇孟、郭解等古代豪俠作傳：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水滸傳》繼承、總結了自司馬遷《史記》以來千餘年間俠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性成果，同時又結合了中國封建社會中期宋代的社會發展現實，集中地體現出一種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為核心的、完整的俠文化觀念體系。

司馬遷《史記》刻本

明人鍾惺《水滸傳序》即指出兩者的精神聯絡：《水滸》中極奇絕者，又不在逢人便拜、翹然為梁山泊主，而在鋤奸斬淫，殺人如麻，吐世人之氣於一百單八人。總之，世人先有《水滸傳》中幾番行徑，然後施耐庵、羅貫中借筆拈出，與遷史（指司馬遷《史記》）同千古之恨。在水泊梁山，特別是在天王晁蓋為領袖的早期，

“替天行道”

是梁山泊聚義統一而明確的政治、思想綱領，被製成杏黃旗豎立在梁山泊大營和各處要塞，即《梁山泊辭》所謂

“樹一面替天行道杏黃旗“

，成為梁山泊浩大聲勢和精神的象徵。由於宋代中後期已完全喪失了封建社會早期繁榮和強盛的態勢，皇帝昏庸，奸臣專政，形成了內外交困、喪權辱國、天怒人怨的社會現實，“替天行道”的口號迎合了最廣泛的社會情緒，順應了人民群眾的心態，有著普遍的影響力。

樹一面替天行道杏黃旗

無論是李逵們

“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兀自與大宋皇帝做個對頭”

一類徹底的反抗精神，還是宋江們

“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雞訊息”

一類暫居水泊專等朝廷招安、渴望為國出力、建功立業的正統理想，都從不同側面體現出古代俠義道高昂不屈、自強不息的精神。它的提出，體現了梁山泊領袖們對社會現實的清醒認識和策略上的遠見卓識，表現出英雄豪傑順應時代潮流，揭竿而起，在廣闊的歷史舞臺上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的雄才大略。

“替天行道”直接的外在表現是“除暴安良”。

這既符合一切時代俠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水滸傳》對俠義觀念的基本理解。它不僅是晁蓋、宋江等領袖人物賴以招引天下英雄，團結將士，壯大力量的根本手段，也是全體梁山英雄行動的指南和規範，甚至被表現為梁山泊軍事集團一切活動的直接目的。

替天行道杏黃旗

所謂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就其思想核心來說，即是要剷除人間不平，消滅邪惡力量，使社會成為公平、合理、順乎天意的大同世界。這是這些英雄俠客發自內心的呼喚，也是全社會受壓迫群眾的共同心聲。誠如司馬遷的感嘆：在

“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態欲自快”

的社會里，“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它實際地表現為他們與以蔡京、高俅、楊戩、童貫為代表的朝中奸臣權貴的鬥爭，表現為懲治貪官汙吏和社會上各種土豪強徒、地瘩惡霸的行俠活動，表現為“水滸”英雄們抗爭、奮鬥、復仇和成長等等不同的鬥爭道路和人生命運。

“替天行道”

作為政治綱領，雖然沒有引導梁山泊取得最後的勝利，

“除暴安良”

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群眾受壓迫和損害的社會地位，但作為俠文化的獨特概念卻包含了非常豐富的現實性，並顯示出一種深邃而永恆的文化價值而得到了社會的長期的共鳴和認同。

“替天行道”

當然，《水滸傳》對這種以

“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為核心的俠文化的體現是具體而豐富的。結合具體的創作實際，它至少可以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鋤強扶弱，為民除害。

鋤強扶弱的意識，是人類進人文明時代的產物，有別於野蠻時期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法則，它是伴隨著人類進步而產生的。特別是在階級對立、階級壓迫異常嚴重的情況下，它有著積極的社會文化內容，體現了一種調節、平衡社會現實和社會關係的價值取向和觀念力量。《水滸傳》中最為感人的篇章並不是三敗高俅、二贏童貫，打得官兵“夢裡也怕”這些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而是

“魯達拳打鎮關西”、“武松醉打蔣門神”、“石秀智殺裴如海”

這些直接表現出鋤強扶弱、為民除害的俠義行為。由於它的目的和結果直接指向社會秩序的平衡，保障人們的正常生活，避免欺凌和傷害，因此這種觀念可以被表現得非常廣泛、多樣。

“魯達拳打鎮關西”插畫

它不僅包含與形形色色人間惡徒的鬥爭，而且也包括了與某些相對人類來說屬於邪惡、畸形和敵對的自然力量的鬥爭，既體現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中，也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之中。武松景陽岡打虎，即使沒有別的深刻的寓意，諸如中華民族的陽剛精神之類，也是值得稱頌的。他為一方百姓除去大蟲之害，直接造福於人民，因而備受人民的喜愛，成為《水滸傳》中最偉大的英雄人物之一。

二、斬妖殺怪，為民除害，也成為後世俠義小說的重要內容之一。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雖然與前者有相同之處，但它更強調俠客的主體意識，更能體現俠義觀念的精髓。這是俠文化對俠義人物的基本規定，也是俠客對俠義觀念的基本理解，因而也是《水滸傳》表現英雄人物最普遍、常見的手法。無論是魯智深解救金翠蓮、援救林沖，還是顧大嫂為解救被毛太公誣陷入獄的解珍解寶、反上梁山，都是出於對“不平”的憤慨和抗爭。

魯智深解救金翠蓮

這在後來的俠義小說中發展成

“天下人管天下事”

（《三俠五義》）的思想。許多俠客浪跡江湖，俠影萍蹤，飄移不定，表面看是他們行雲流水般不拘世俗約束的自由個性的表現，其實質則是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四處行俠，伸張正義，剷除人間不平的根本目的的必然表現，是對俠的精神和靈魂的追求。《水滸傳》大量描寫這類事件，確實有效地體現了“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俠文化觀念。一臨危不懼，見義勇為。這是俠客在與強大的邪惡勢力的鬥爭中表現出來的文化性格。他們在鬥爭中，除了憑藉高超武藝、機智勇敢戰勝險惡之外，還有可能面臨比自己更為強大的邪惡力量。臨危不懼、見義勇為，明知不可為而強為之，體現了俠客不畏生死，甘願玉石俱焚的精神品格。

魯智深援救林沖

《水滸傳》描寫拼命三郎石秀大名府劫法場，為了解救即將遭刑的盧俊義，明知自己人單力薄，但面對強敵，絕無退縮之意，以破釜沉舟的勇氣，隻身殺人敵陣，

“殺翻十多人，一手拖著盧俊義，投南便走”

。如此視千軍萬馬為等閒，誠可謂孤膽英雄，氣勢如虹。這種臨危不懼，見義勇為的大無畏氣概表現了捨生取義、朝聞夕死的悲劇精神。這無疑是俠文化的體現。

三、襟懷磊落，肝膽相照。

與從同敵人鬥爭中顯示出來的精神品性不同，這是從對朋友的關係中顯示出來的另一種俠義風範。可以說，這種俠客的優秀品質，既是人類發展的自我要求，也是在現實條件下人際關係的典範。《水滸傳》第二回少華山楊春為史進所擒，朱武、陳達出於金蘭之義到史家村負荊請罪。史進感其義，亦盡棄前嫌，與之結成莫逆之交。魯智深大鬧野豬林，一路護送林沖直到滄州。

拼命三郎石秀前往大名府法場

石秀為替義兄楊胡雪恥，同時洗刷自己的莫須有罪名，忍辱負重，設計智殺裴如海。還有雷橫私放晁蓋，朱仝義釋宋江等等，《水滸傳》描寫英雄俠客之間惺惺相惜，肝膽相照，義薄雲天的事例比比皆是。在人類社會進入相互剝削、壓迫，到處充滿陰謀和罪惡的封建時代，這種襟懷磊落、肝膽相照的俠義風範不能不說是具有積極的文化價值而得到人民群眾敬仰、嚮往的。將這些俠文化體現與司馬遷《遊俠列傳》對俠義精神的闡述作比較，我們發現，《水滸傳》與司馬遷對俠義的基本精神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修行砥名、廉潔退讓”、“趨人之急，甚己之私”、“以德報怨，厚施薄望”、“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不伐其德，唯恐見之”

等等古代俠義精神，《水滸傳》完全具備。但由於《水遊傳》是藝術的形象再現，所以無疑更豐富、更具體、更生動，還更富有現實性，它將中國的俠文化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朱仝、雷橫追捕宋江

眾所周知，《水滸傳》自問世以來，一直褒貶不一。由於作品描寫了宋代農民起義的某些歷史，揭示了“官逼民反”的客觀真理，起著所謂“海盜”“教唆”人民造反，攻擊、詆譭朝廷的作用，危及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封建政權曾幾度明令禁燬，甚至不惜胡言亂語，說什麼《水滸傳》的作者因

“奸盜脫騙機械甚詳“，“變詐百端，壞人心術”

，故而受到“天道”報應，

“其子孫三代皆啞“

。但事實上，《水滸傳》不僅沒有被禁絕，反而越禁越受到民間歡迎，甚至連一些封建文人也出來為之辯護。其間的是非曲直一時難解，《水滸傳》問世以來三百餘年間的遭際興衰的原因也很複雜。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它浸透著俠文化這種沉渾的文化意蘊。這使作品具備了一種超越一定政治力量、目的的制約，不因社會現實條件的變化而變化，流傳著普遍的、持久的文化價值觀念。

日本翻刻本《水滸傳》

它不僅對後世的俠義小說的發展奠定了思想的基礎，直接推動了明清俠義小說的產生和發展，而且還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力量，影響、支配著一定的社會文化生活，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