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用西法說說張之洞與慈禧的異見

張之洞的《勸學篇》發表於戊戌變法時的1898年4月。這本書的核心思想是“中體西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指導思想與政治原則，不僅當時就受到頑固守舊的慈禧太后的青睞，而且也是百年後一些國人拒絕世界先進文化的歷史傳承。

在張之洞筆下，“西法”也稱“西學”，而“西學”是分為“西政”與“西藝”的，“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張之洞全集》第1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9740）用今天的話說，張之洞的“西政”大體屬於管理方式，“西藝”主要是指科學技術。其實，改革開放之初，我們也並不反對引進西方的資金、技術和管理方式的。

張之洞雖然也曾認為：“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同上書，頁9745）然而，有一條紅線是不能逾越的，那就是西方的文明與制度，如議院、憲政……是決不能與聞與學習的。他的宗旨很明確，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再落後、再腐朽，也要為體、為本、為主；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再先進、再文明，也只能為用、為末、為輔。雖然他明知“西藝非要，西政為要”（同上書，頁9705），也知道“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同上書，頁9740）這些只是方法論，只是學習的先後順序，目的不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同上書，頁9725），在他內心深處，並非真的讓中國就此步入世界文明大道，正如其幕僚辜鴻銘所言，張之洞作《勸學篇》，“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張文襄幕府紀聞》，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8）由此可見，張之洞並非什麼維新派或開放派，他與守舊派與鎖國派的區別，只在於引進西方技術層面至多包括管理層面的東西來發展自己，從而“保大清”、“保名教”而已。這與西方撞開清廷大門之初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並沒有本質區別，這也是洋務派的基本特徵。

幾年之後，愚昧顢頇的慈禧太后竟然利用“刀槍不入”的義和團，聯匪為兵、朝野一體，攻擊使館、焚燒教堂，拆毀鐵路、破壞電杆，甚至直接向各國列強宣戰。（《清史編年》第12卷，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5）然而，當人數不多的八國聯軍打來時，不僅帝都北京被攻陷，東北全境也被俄國侵佔，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惶惶若喪家之犬，一路顛沛流離，餐風宿露，逃到西安。逃亡途中，慈禧太后為保住最後的權力與臉面，一方面屈辱地接受了列強的城下之盟，指使李鴻章簽署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且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屈辱宣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同上書，頁241）；另一方面，她又以其傀儡——光緒皇帝的名義，下達了實施新政的諭旨（同上書，頁239），似乎向世界宣佈，中國的維新變法開始了！

這份於1900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頒佈的上諭，闡述了學習西法的必要性，不僅提出了“渾融中外之跡”，“參酌中西政要”（同上書，頁239）的要求，而且批評了以往學習西法的弊端。上諭指出，“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同上）應當指出的是，諭旨的要求較之張之洞“中體西用”的主張，似乎體現了某種進步，這似乎讓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感到了某種新意。然而，很快，政治敏感的張之洞就覺察出一些異樣。

一個月後，各省督撫接到朝廷諭旨，要求他們上報關於“新政”的建言時，“萬勿多言西法”。即使觀念傳統的張之洞也對此“殊堪駭異”。正月初九，他致電軍機大臣鹿傳霖：“竊思採用西法，見諸上諭明文。鄙意此後一線生機，或思自強，或圖相安，非多改舊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舊日整頓故套空文，有何益處？不惟貧弱，各國看我中國，乃別是一種頑固自大之人，將不以平等與國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為國矣。”（《張之洞全集》第10冊，頁8506）其實，張之洞的“駭異”是不必要的，且不說他自己的“西用”尚且以“中體”為前提，作為清廷高層，怎麼可能輕而易舉地更革其“祖宗之法”。正因如此，上諭強調的“西法”主要是對外的姿態，而非對內的行動。張之洞是受慈禧太后器重的清末漢臣，在採用西法問題上，他們之間更像矬子互相比高矮。

然而，張之洞並未體會朝廷的良苦用心，又過了不到一個月，他於二月初五再次致電鹿傳霖，已經帶有明顯的批評意味。他指出：“去臘變法諭旨，海內歡欣鼓舞，鹹謂中國從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諭旨中有‘採西法補中法’及‘渾化中外之見’二語也，……”“嗣聞人言，內意不願多言西法，……不覺廢然長嘆：‘若果如此，變法二字尚未對題，仍是無用，中國終歸澌滅矣！’”（同上書，頁8526）軍機大臣是清廷處理朝廷日常事務的重要官員，張之洞對於“鹿尚書”的指責，也是對於朝廷和慈禧太后的批評，而且從其語氣來看，張之洞似乎是一個不識時務，妄議朝廷的“西化派”或“開放派”，作為封疆大吏，他的立場較之血染菜市口的戊戌人士走得更遠。

他在電文中如此申說：“蓋‘變法’二字，為環球各國所願助、天下志士所願聞者，皆指變中國舊法從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頓之謂也。”（同上）“……大抵今日環球，各國大勢，孤則亡，同則存。故欲救中國殘局，惟有變西法一策。……蓋必變西法，然後可令中國無仇視西人之心；必變西法，然後可令各國無仇視華人之心；必變西法，然後可令各國無仇視朝廷之心……”反覆排比，遞進強調，只有“變中國舊法從西法”，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國際關係、國際地位，才是有利的。更為關鍵的是這兩句：“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同上書，頁8526-8527）即使採用了某些西法，祖宗家法變不了，祖宗牌位倒不了，大可放心！

張之洞作為清末的朝廷柱石，不是“坐而言”的學者，而是“起而行”的官員。他與兩江總督劉坤一聯署的“江楚三折”，構成了清末變法的中心內容。張之洞在當年六月五日的奏摺中指出：“方今環球各國，日新月盛，……究其政體學術，大率皆累數百年之研究，經數千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轉相仿效。美洲則採之歐洲，東洋復採之西洋，此如藥有經驗之方劑，路有熟遊之圖經，正可相我病證，以為服藥之重輕，度我筋力以為行程之遲速，蓋無有便於此者。”（《張之洞全集》第2冊，頁1429）他把西法喻為“經驗之方劑”，“熟遊之圖經”，具有普遍與現成的適用性，他所強調的是“國際慣例”，“國情特殊”卻略而不提。

然而，從其採納西法的奏摺來看，無非以下內容，一曰廣派遊歷，二曰練外國操，三曰廣軍實，四曰修農政，五曰勸工藝，六曰定礦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曰用銀元，八曰行印花稅，九曰推行郵政，十曰官收洋藥，十ー曰多譯東西各國書，大要皆以變而不失其正為主。（同上書，頁1429-1430）從根本上講，這些內容也正是新政“上諭”中所指斥的那些“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較之清末立憲，“變而不失其正”的東西顯然符合張之洞的“中體西用”，然而，這些原則根本無法挽救清廷大廈於既倒。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延續了200多年的滿清王朝轟然倒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先後亡故於清廷覆滅的前夜（1908年）；張之洞則於1909年一命嗚乎。也許是時間的巧合，他們幾乎與大清王朝同時入殮，他們因此也是滿清王朝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