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強：影印《閱微草堂筆記》序

《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子不語》等小說集，一同構成並帶動了文言小說的中興。而這些小說集各具特色，又體現了這一中興局面的多樣性。

如果說《聊齋志異》反映了蒲松齡作為一個鄉村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子不語》流露著袁枚的才子情思趣味，《閱微草堂筆記》則表現了位高望重者紀昀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良知。

職是之故，《閱微草堂筆記》不只在小說史上佔有一定的位置，其文化史地位，可能比它在小說史的地位還要重要。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到清代，進入了一個集大成的階段。《四庫全書》的編纂是這一集大成的標誌性成果之一，而紀昀就是《四庫全書》的總纂官。

面對古代文化豐碩的成果，紀昀表現出了清代知識介面對前人創造的文化財富普遍懷有的敬畏感和壓迫感，他曾感嘆說：“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作，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盡其心思才力，不出古人之範圍”（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

正是出於這種顯要尊榮的職責地位和博贍謙遜的學識態度，即使在審視與從事小說寫作時，紀昀也秉持了一種更為嚴謹和正統的認識。《四庫全書總目》有關小說的條目未必都出於他之手，但其中反映的思想與他對小說的基本看法應該是一致的。

最為突出的是，四庫館臣進一步釐清了傳統文言小說的文體特點，在注重敘事性的基礎上，明確了小說與考證、議論等子部雜家類著作和史部著作的關係。

紀昀對《聊齋志異》的評論廣為人知，主要也是從文體角度提出的。在他看來，《聊齋志異》是“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而小說類、傳記類是有區別的，不應“一書而兼二體”，因為“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尤其是一些小說中細微曲折、摹繪如生的隱秘之事，“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見之？”（盛時彥（《姑妄聽之》跋）。

紀昀的這一評論用來分析《聊齋志異》，每每引發歧見，未盡妥貼，但用來體察《閱微草堂筆記》的寫作，也許更能把握紀昀的寫作特點。

簡而言之，紀昀在創作方法上，追摹前代文言小說質樸簡淡的文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騢》，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記》，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鄭開禧《閱微草堂筆記》序引紀昀語），行文重實錄而少鋪陳，多議論而少描寫。

在小說文體早已成熟、自覺的時代，仍堅守文言小說的原初形態而略加發揮，情節上依然只是“粗陳梗概”而已，有時甚至連人物的姓名都省略了，而大旨歸於議論醇正，功能著眼於知識見聞，觀念指向於勸懲教化。

因此，《閱微草堂筆記》突出的不是人物的性格鮮明，也不是情節的曲折動人，而是事件所可能包含的深刻、顯豁的思想意義。這並不是說《閱微草堂筆記》在藝術上完全保守拘泥，毫無新意。相反，從傳統文言小說的角度看，它有著較為明顯的特點或優長。

紀昀的門生盛時彥對他“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的“著書者之筆”就多有肯定，稱讚此書“至於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姑妄聽之》跋辨析名理見學問，敘述剪裁見文章，我以為是抓住了《閱微草堂筆記》的兩個關鍵。

就辨析名理而言，紀昀位高學博，眼界開闊，下筆自不肯草率。所以，《閱微草堂筆記》處處顯示的人文關懷不僅僅是“不乖風教”、“有益勸懲”而已，更是一種文化態度與價值取向。

他對偽道學不遺餘力的諷刺和揭露，就是這種思想觀念的突出體現。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的，紀昀“處事貴寬，論人慾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於《四庫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此先後諸作家所未有者也。”

《閱微草堂筆記》對道學家鄙薄事功、碌碌無為的思想作風作了犀利的批判，反映了崇實尚用的時代精神。

如卷一有一則敘一官在冥府面對閻王，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無愧於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即為好官，植木偶於堂，並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即有罪矣。”官大踧踖，鋒稜頓減。

這一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庸官及官場習氣的尖銳嘲諷，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又如卷四記敘某公以道學自任，“盛談《西銘》萬物一體之理，滿座拱聽，不覺入夜。忽閣上厲聲叱曰：‘時方飢疫，百姓頗有死亡。汝為鄉宦，既不思早倡義舉，施粥舍藥，即應趁此良夜，閉戶安眠，尚不失為自了漢。乃虛談高論，在此講民胞物與，不知講至天明，還可作飯餐、可作藥服否？且擊汝一磚，聽汝再講邪不勝正！忽一城磚飛下，聲若霹靂，杯盤几案俱碎。”

這是借所謂妖物揭露空談道學的不切實用，無補於世，而篇尾寫“某公倉皇走出，曰：‘不信程朱之學，此妖之所以為妖歟！’徐步太息而去”，更辛辣地諷刺了此公的冥頑不化。

與此同時，《閱微草堂筆記》對道學家的虛偽也有所揭露，尤其對於道學家的不近人情，多有批判。

如卷九記載某醫者峻拒墮胎女子之請，致使“欲全一命，反戕兩命”，對宋以來道學家“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的危害，作了沉痛的揭露。

卷十三又敘太湖有漁戶嫁女，舟至波心，風浪陡作，舵師失措，已欹仄欲沉，眾皆相抱哭，突新婦破簾出，一手把舵，一手牽篷索，折戧飛行，直抵婿家，吉時猶未過也。或有以越禮譏者。故事的講述者吳惠叔說：“此本漁戶女，日日船頭持篙櫓，不能責以必為宋伯姬也。”

紀昀顯然認同這一平情之論，而對道學家總喜作有悖人情之常的苛論不以為然，指出：“講學家動以一死責人，非通論也。”

又如卷二十三中的一個故事，紀昀在開篇即作了一番議論，為正文定下基調，他說：“飲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幹名義，瀆倫常，敗風俗，皆王法之所必禁也。若痴兒盬女，情有所鍾，實非大悖於禮者，似不必苛以深文。”

故事中敘某公以氣節嚴正自任，嘗指小婢配小奴，二人遂往來出入不相避。一日為某公所見，斥為淫奔。眾言兒女嬉戲，實無所染。某公堅稱：於律謀而未行，僅減一等。減則可，免則不可。卒並杖之。自此惡其無禮，故稽其婚期，二人鬱悒成疾，不半載內先後死。其父母哀之，乞合葬，某公怒而不允。後某公歿時，口喃喃似與人語，不甚可辨，惟非我不可，於禮不可二語，言之十餘度，了了分明。

在此故事後，紀昀又加了一大段評論：

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古禮也。某公於孩稚之時，即先定婚煙，使明知為他日之夫婦，朝夕聚處，而欲其無情，必不能也。“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古禮也。某公僮婢無多，不能使各治其事；時時親相授受，而欲其不通一語，又必不能也。其本不正，故其末不端。是二人之越禮，實主人有以成之。乃操之已蹙，處之過當，死者之心能甘乎？冤魄為厲，猶以“於禮不可”為詞，其斯以為講學家乎？

這種議論之辭，與通俗小說的勸懲性議論不甚相同，反映的是作者對講學家固執愚頑、有悖人情的斥責。

魯迅指出：“特別攻擊道學先生，所以是那時的一種潮流，也就是‘聖意’。我們所常見的，是紀昀總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和自著的《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時時的排擊。這就是迎合著這種潮流的。”（《且介亭雜文·買<小學大全>記》）

《閱微草堂筆記》的反道學思想與乾隆時期的社會思潮是聯絡在一起的，特別是乾隆皇帝對程朱道學的否定態度，對紀昀的思想有著直接的影響。但如果把紀昀在這方面的努力，都說成是迎合聖意，也並不符合事實。

事實上，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所反映的思想觀念，既與當時的主流意識同步，又因其對現實人生的具體描寫，獲得了超出觀念層面的深度與力度。

當然，《閱微草堂筆記》的思想文化價值遠不止於對道學的批判，由於他的特殊經歷、修養、愛好，他對社會生活與人情世態的表現、對西域地理風情的記敘、對詩學傳統與創作的見解等等，也都有可以注目的地方。

而《閱微草堂筆記》特重文化理念與思想意識的表達，可能也是它與其他文言小說不同的一個所在，是影響此書文體特點的一個關鍵，至少以事帶論的寫法，很鮮明地折射出紀昀寫作的基本敘事邏輯。因而，就所謂敘述剪裁而言，《閱微草堂筆記》也表現了紀昀多方面的成功嘗試與貢獻。

《閱微草堂筆記》不少作品都由一敘述者（“言”者）講述，而輔以一個或若干個議論者（“曰”者）評說，如卷二十一中有這樣一篇作品：

安公介然言：束州有貧而鬻妻者，已受幣，而其妻逃。鬻者將訟。其人曰：“賣休買休，厥罪均，幣且歸官，君何利焉？今以妹償，是君失一再婚婦，而得一室女也，君何不利焉。”鬻者從之。或曰：“婦逃以全貞也。”或曰：“是欲鬻其妹而畏人言，故委諸不得已也。”既而其妻歸，復從人逃，皆曰：“天也。”

其中“言”者安介然與若干議論者（“或曰”“皆曰”者）構成了《閱微草堂筆記》中典型的敘議相生、主從相伴文字結構。

這一結構既彰顯了敘述者主導的基本傾向，又透過不同議論者的評說，豐富了情節的闡釋空間，形成了一種“主見”與“異說”相互生髮的敘事策略。

此一敘事策略，突破了在傳統史傳“傳記＋論贊”結構影響下形成的文言小說敘事模式（《聊齋志異》的“小說本體部分＋異史氏曰”即為典型代表），具有更為開放的、多元的、甚或有意不確定化的意義指向與思想格局，實為紀昀在文言小說創作中的重要貢獻。從本質上說，它也反映出紀昀不固執一端的通達觀念和包容性思維方式。

為了突出思想意義的呈現，《閱微草堂筆記》的結構上大多是開門見山，不枝不蔓的，但單純中又時見精巧，直敘中每起波瀾，如卷四有一則小故事：

有兩塾師鄰村居，皆以道學自任。一日相邀會講，生徒侍坐者十餘人，方辯論性天，剖析理欲，嚴詞正色，如對聖賢。忽微風颯然，吹片紙落階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視之，則二人謀奪一寡婦田，往來密商之札也。

敘事極為簡略，諷刺之意昭然若揭，至於會講內容、風自何來，結果怎樣，俱無描寫交待，也無煩結構詳述，已足見偽道學“古貌不古心”的虛偽。

紀昀有著良好的文學修養，所以在語言上，也頗為講究，但這種講究同樣毫無刻意雕琢之痕，看似信手拈來的敘述，總能應筆成章，時而莊重，時而詼諧，往往於流暢平易裡見洗煉推敲之功，在簡潔明快中流露出雍容淡雅的性情意趣。

打一個也許不太貼切的比方，《聊齋志異》是小說中的唐詩，靈動活潑，鋪張揚厲；《閱微草堂筆記》屬稗官中的宋詩，雋思妙語，理趣盎然；《子不語》則遊移在兩者之間。如卷十二有一則記述其因校勘秘籍，四至避暑山莊：

每泛舟至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綠罽，高不數寸，齊如裁剪，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宮牆才數步，即鬖髿滋蔓矣。豈非天生嘉卉，以待宸遊哉。

此種文風，中規中矩又不失清新雅緻，非紀昀不能為也。又如卷十六載清夜聞曲事：

田香沁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悽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出也。忘其所以，靜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跡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

簡淡數言，便即將一種幽怨之情暗暗傳達出來，耐人尋味。

儘管《閱微草堂筆記》在小說史、文化史上有著鮮明的特點和重要的地位，至今仍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但相關研究仍有巨大的拓展空間，而有關版本的整理、出版則是研究進一步展開的基礎。目前，《閱微草堂筆記》尚無最早之初刻本影印出版，不能不說是一個較大的缺憾。

紀昀寫作《閱微草堂筆記》是依《灤陽消夏錄》《槐西雜誌》《姑妄言之》《灤陽續錄》等五集依次進行的，最初也是以單部抄本、刻本流傳的。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盛時彥將上述五種編為一秩，合刊出版，《閱微草堂筆記》始以完整的面貌傳世。合刻本產生後，單刻本並沒有完全消失，同時還有其他各種不同形式的版本問世，但嘉慶五年合刻本在《閱微草堂筆記》的版本中，無疑佔有最為重要的位置。這不僅因為它規模完整，而且還因為它的刊刻，得到了紀昀本人的審閱。

盛時彥在“嘉慶庚申八月”序中說：“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為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

由於紀昀的首肯與“檢視”，加上盛時彥編校的嚴謹認真，這一合刻本可以說是《閱微草堂筆記》的一個定本及後世各種版本的“祖本”。嘉慶十四年，此本板片為書坊所得，旋毀於火，使此本更顯得彌足珍貴。

因此，廣陵書社影印上海圖書館收藏嘉慶五年刊本《閱微草堂筆記》，對《閱微草堂筆記》的讀者和研究者來說，都是一件大有功德的事。相信它的出版，必能切實推進《閱微草堂筆記》的傳播與研究。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於奇子軒

書後附記

《閱微草堂筆記》最早的合刻本為嘉慶五年北平盛氏刻本，其特徵是扉頁牌記位於筒子葉背面，四周板框雙線，內題：閱微草堂筆記、河間紀氏閱微草堂原本、北平盛氏望益書屋藏板。正文版心雙魚尾，上下分別題：嘉慶五年校刊、北平盛氏藏板。有盛時彥嘉慶五年序。藏於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

之後盛氏又有嘉慶十七年本、嘉慶二十一年本，扉頁牌記改於筒子葉正面，四周板框單線，背面增加觀弈道人自題詩二首，正文版心去除初刻本之文字。

本次影印所據底本為上海圖書館藏嘉慶五年初刻本，原裝一函十冊，半葉板框高十六點九釐米，寬十一點八釐米。原大影印。全書基本完整，僅缺失二葉，為扉頁牌記及卷十七第二十二葉，現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同版本補入，使成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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