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的讀書軼事：世上的書，一種是吃的書，一種是用的書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教育家、思想家。1917年起，先後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南大學教授、教務主任等職，被譽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在位於陶行知的故鄉——安徽歙縣老街上的“陶行知紀念館”裡，給人印象最為深刻、啟迪最為雋永的，就是陶行知刻苦讀書的諸多軼事。

賣完柴火去讀書

出生於安徽歙縣農村的陶行知，雖然天資聰明，酷愛讀書，然而由於貧窮家庭的生活壓力，致使少年陶行知不能一心讀書，必須經常參加勞動，有時替父親挑瓜、挑柴進城出售，有時幫母親挑水、洗菜。10歲時，因父親失業，陶行知只得半工半讀。他每天砍一擔柴，挑到城裡賣掉後再去上學，每天往返20裡，就這樣學完了四書五經。

歙縣城裡崇一學堂的校長見陶行知勤奮好學，便允許他免費入學。這樣，15歲的陶行知進入了崇一學堂。由於基礎紮實，他一入學就直接被編入二年級，畢業時，他的成績名列第一。在崇一學堂讀書期間，陶行知既學現代科學知識，又沒丟下古典文學。因為家境不好，他向崇一學堂的同學借來唐詩選本，在吟誦之餘將一本書工工整整地抄完了。還書時，同學的父親問陶行知唐朝詩人中最推崇誰。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杜甫和白居易。”並說：“杜詩沉鬱有力，多傷時憂國之作；白詩通俗易懂，道出民生疾苦。”

王門立雪苦讀書

當地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名叫王藻，是前清貢生。王藻長期在小南海航埠頭曹家坐館，離陶行知家的黃潭源村有15裡。陶行知慕名登門求教，以習經學。陶行知好學的精神感動了王藻，王藻於是收他為門生。

15里路雖不算遠，但來回30裡全靠步行，途中還要翻山越嶺，兩三天去一次，對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來說還是很不容易的。有時天氣不好，不能在開課前趕到曹家，到晚了，逢王先生正在講課，他就站在門口，等課間休息時才進課堂，以免影響老師的講課與同學們的聽課。就這樣風雨無阻，從來沒有缺席一次。

這天，雨雪紛紛，路滑難行。當陶行知趕到先生教書處時，先生正在上課。陶行知不敢打擾先生，便肅立教室門外，默默聽講。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一直靜靜地站在那裡，身上落滿了雪花，如同雪人。王藻下課後，才發現渾身是雪的陶行知，他大吃一驚，連忙把陶行知叫進屋裡。王藻十分感慨地說：“古有‘程門立雪’，今有‘王門立雪’。小小年紀，讀書就如此刻苦，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後來陶行知成了一名著名的教育家，他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與勞苦大眾休慼與共，為人民教育事業鞠躬盡瘁，奮鬥終身。

“吃的書”與“用的書”

陶行知紀念館

在陶行知看來，世上的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吃的書，一種是用的書。”所謂“吃的書”，主要是指文學、歷史類等非應用型的書；而“用的書”呢，則是指導讀者實操的理工類書。而在“吃的書”中，“有的好比是白米飯，有的好比是點心，有的好比是零食，有的好比是藥”。陶行知認為要把書讀好，首先要把書選好。

由此而引發出陶行知關於“吃的書”的“讀書人與吃飯人”的讀書感悟。他認為，與讀書聯成一氣的有“讀書人”這個名詞，假使書是應該讀的，便應使人人有書讀，絕不能單使一部分有書讀的人叫做“讀書人”，一部分無書讀的人叫做“不讀書人”；好比飯是必須吃的，便應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分有飯吃的人叫做“吃飯人”，一部分無飯吃的人叫做“不吃飯人”。從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飯，不成為飯桶了嗎？只知道讀書，別的事一點也不會做，不成為一個活書架了嗎？陶行知提倡讀書一定要與用書相結合，要把所讀的知識，儘可能地運用到自己的實際生活中。

他在《讀書與用書》一文中特別強調：書只是一種工具，和鋸子、鋤頭一樣，都是給人用的。我們與其說“讀書”，不如說“用書”。書裡有真知識和假知識。讀它一輩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書的本來面目便顯了出來，真的使用得出去，假的使用不出去。

因此，陶行知一再告誡那些所謂的“書呆子”，絕不能因此而陷入“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的窘迫困境。書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讓書也活起來，我們的生活才能綻放光彩，我們的教育才能成為真正的教育。後來，陶行知又把這種讀書觀，用於教學和育人之中，倡導教師“教活書，活教書，教書活”，而絕對不能“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為中國教育事業奉獻了力量。（以上文字轉載自團結報文史e家微信公眾號，作者：江志偉）

《民國大先生：陶行知傳》 王一心/著 團結出版社出版

陶行知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思想家，生於晚清，卒於民國。書中從其病逝和身後哀榮寫起，詳細記述了其致力教育事業的一生。原是一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陶行知，在時代的疾風險浪中，未能堅持住本來的立場，先是被動後又主動地與他的同鄉同庚同學的胡適反向而行。探究其道路的選擇，不僅可以瞭解作為個案的思想與性格因素，還可以明瞭使其轉變的社會因素，從而為那一代同樣作此選擇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共性提供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