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孩，不就是替男性說了句話，至於嗎？”

前段時間，女rapper乃萬在音樂節發表了一段所謂“支援男權”的言論，在網際網路上掀起了一場腥風血雨。

不僅乃萬本人頻上熱搜，關於性別平等這一議題的討論也在網際網路上變得愈發尖銳。

在男性主導的嘻哈圈裡摸爬滾打，乃萬作為女性，能爭取一席之地想必非常不易。

因此，她本應更能切身體會到女性在發展個人事業時受到的阻礙和懷疑，理解當下女性的生存空間的稀薄。

但她沒有。

她反而漠視社會資源向男性傾斜的事實，把自己和所有女性都放在男性凝視的框架中，用“妻德”去規勸她們。

也許這就是乃萬引起大家憤怒的原因了。

本文由LinkedIn原創，作者Jennifer&Frida。

Rapper圈的厭女情結

Rapper界存在著一個鄙視鏈，男rapper看不起女rapper，地下rapper看不起愛豆rapper。

原因是什麼？

縱觀歷史，嘻哈文化最早在70年代產生，透過Rap、霹靂舞、DJ和塗鴉將美國黑人聚集在一起，從而抵抗白人霸權。

美國底層黑人透過Rap音樂來表達自己遇到的困境。

80年代，“幫派饒舌（gangsta rap）”興起，美國黑人開始將黑人遇到的歧視寫在音樂裡面，議題包含種族歧視、幫派火拼、毒品、以及大量的性議題。

在嘻哈文化中，歌手們用麥克風取代槍械、用Rap取代子彈，將街頭視為彼此決鬥或認同的場所。過分陽剛的文化特徵導致了女性的缺席。

在嘻哈文化席捲全球的過程中，女rapper也沒有獲得過話語權。前幾年在中國爆火的《中國有嘻哈》節目中，前十名最頂尖的選手，女性選手只佔了兩名。

與此同時，Rap音樂的歌詞當中，常常會出現厭女或是物化女性的詞彙。

在主流rapper們的視角里，女性和金錢，槍支，房車一樣，是可以被自己佔有的，完全物化的符號。

聊到這裡，我們又似乎能為乃萬發表的言論找到合理的解釋。

她在嘻哈圈中浸淫已久，早已在精神上與男性共情，卻忽視了生活在男權社會中女孩子們的處境。

然而，嘻哈文化是一種文化，一種藝術和一直表達方式。它不是厭女的工具，更不是男性的專屬。

非裔美國女導演Ava Marie DuVernay在其2010年的紀錄片“My Mic Sounds Nice”中提到，身為一名女性要在嘻哈領域當中生存，會面臨怎樣的處境。

不被尊重、性別歧視、暴力…這些都是女性在進入嘻哈領域時要面對的困境。但是，樂壇也不乏一些優秀女rapper湧現。

在2014年諾貝爾頒獎典禮上，嘻哈皇后昆拉蒂法（Queen Latifah）獻唱黑人女權經典嘻哈歌曲“U。N。I。T。Y”祝賀馬拉拉與凱拉西共同獲得人權獎。

昆拉蒂法在歌詞中描述了自己在家庭中被家暴的經歷，呼籲社會關注黑人女性的脆弱處境。

罵一句女玩家大紅大紫你信嗎？

乃萬說，男生們想做球員想做遊戲玩家的夢想，由於要買房買車而被扼殺了。

然而，女生也有做球員和遊戲玩家的夢想。

4月13日，中國女足繼之前已經確定晉級的中國女排&中國女籃，晉級東京奧運會。

2019年，女玩家李曉萌獲得《爐石傳說》世界總冠軍。

但是女性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似乎走的總是更艱難一點。

就拿電競行業舉個例子。

2017年，某主播因為“罵一句女玩家大紅大紫你信嗎？”這句調侃女生打遊戲菜的發言短時間內就獲得大量流量，“大紅大紫”的原因是眾人對這一觀點的認可。

電競圈對女玩家一直存在偏見與輕視，“女孩打得菜”是大家的常識。

當你以女玩家的身份出現，大家便會直接對你的技術產生懷疑。如果你贏得了比賽的勝利，他們就會懷疑你是代練。

因為他們不相信一個女玩家可以玩的這麼好，哪怕你是職業選手，這樣的刻板印象也無法改變。

與此同時，不少女玩家也透過自我調侃，或是“找野王上分”的行為來進一步加重電競圈內的性別偏見。

去年，LOL的知名女選手Mayumi對INTZ俱樂部提起了訴訟，原因是俱樂部沒有把她當成職業選手來培養。

合約期間，Mayumi還遭遇了“針對她是個女生”的不同程度的騷擾和歧視。

Mayumi作為職業電競選手不能打比賽，只能拍廣告、賣萌，不僅同事和上司將她視為俱樂部的“吉祥物”。

就連她的粉絲也不在乎她的遊戲打得好不好，而是隻在乎她的自拍裡身材有多火辣。

女選手是電競俱樂部的“花瓶”早已是人人默許的“潛規則”。

然而，電子競技本身，對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的。

《中國遊戲產業年度報告》中的資料顯示，中國女性遊戲使用者早在2019年就突破了3億。如果觀察一下週圍打遊戲的朋友，“王者”段位的女生並不在少數。

5月6日，艾瑞諮詢釋出《2021年中國電競行業研究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電競整體市場規模超過1450億元，預計在2022年，電競市場將突破1800億元。

在整個電競行業飛速發展的同時，性別差異造成機會不平等的現狀，似乎並沒有得到改善。

在職場中被男性凝視的女性

說唱和電競行業只是兩個極端的例子，職場男女不平等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議題。

某平臺大資料研究院釋出的《2021職場女性與男性性別差異資料報告》顯示：

在職場性別平等的議題上，僅有17。37%的女性認為職場上已經實現了男女平等，近八成的女性則認為還未實現男女平等。

女性容易遭受的前三大職場歧視則是：“同等條件下，男性工作機會更多”、“面試階段被問婚戀或生育情況”、“晉升渠道窄，較早遇到職業瓶頸”。

其次為“很難進入高管層”“男女同工不同酬”。

洗衣做飯帶孩子似乎是刻板印象中女性的天職，女性就業人口往往集中在技能要求低、工資薪金較低、社會聲望低的行業。

而所謂 “高薪熱門” 領域，都是大多是男在性把握話語權，這將導致女性更加邊緣化。拿當下最熱的網際網路行業舉例，中國男女程式設計師比例接近12：1。

這並非源於女性不能敲程式碼，英國詩人拜倫之女奧古斯塔·埃達·金（Augusta Ada King）寫作的第一份“程式設計流程圖”，被珍視為“第一件計算機程式”。

她也因此被稱為世界上第一位程式設計師。

導致職場性別歧視的深層原因有很多，社會對男女分工不合理的預判、女性在婚育中的角色、大眾對女性的標籤化。。。。

女性在男性凝視（Male Gaze）中，被塑造成符合父權社會期待的，具有“女性氣質”的工具人。

擔負著養兒育女，迴歸家庭的責任，哪怕放棄她們的學業和事業。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說：

“婚姻，使女人忙於家庭工作，同時服務於丈夫。女子必須為社會生育子女，滿足男人並照顧他的家務……多少個有才華的婦女陷於婚姻的深淵裡，婚姻往往毀滅了女人。”

一切會變得更好嗎？是的

為了擺脫以上困境，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發聲爭取自己的權益。

也有很多女性在男性佔話語權的行業自發地團結起來，互相幫助。

越來越多的男性也開始改變觀念，支援女性在除家庭主婦外的其他領域實現自身的價值。

社會、企業也在透過各種方式來推動職場男女平等。

舉一個瑞典的例子，從幼兒園到職場，瑞典都在強調著“性別中性教育”，就是讓孩子們從幼年起，就開始不帶偏見地對待兩性。

男性和女性共享16個月的育兒假，奶爸帶娃隨處可見。

福布斯2020年對來自31個行業的4。5萬名女性進行調研，然後公佈了最適合女性的美國僱主排行榜（America‘s Best Employers For Women）。

其中，亞軍聯合利華在今年3月宣佈全球管理層人員已經實現男女平衡。

不僅是總數，聯合利華還密切關注財務、運營、科技、供應鏈管理等以往女性數量偏低的部門和領域。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也呼籲各國政府和企業進行家庭友好政策，從而增加女性在產假後重返工作崗位的可能性。

透過重新分配家庭內部的育兒工作，讓爸爸們能夠承擔更多育兒責任，女性因育兒而不得不退出職場的可能性就會降低，從而縮小男女收入差距，促進性別平等並提高經濟生產力。

真正的平權指兩性都能擁有平等獲取社會資源的權力。社會在進步，女性的職業身份也應該更加多元。

我們期待，未來的女性在職場上，可以獲得和男性一樣的機會和選擇權，不被限制、不受偏見。

因為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如何成為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