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網友:中國漢服起源漢服

近日，

一些韓國人在推特上發起

“韓服挑戰漢服”的活動，

眾多畫師紛紛加入。

他們還指責

中國人竊取韓服設計，

稱“漢服起源於韓服”。

說漢服模仿韓服？

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真相就是，

包括“朝服”在內的“衣冠文物”

“悉同中國”！

藩屬之國——“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國”

生活在如今韓、朝土地上的朝鮮民族，有史以來就與中華民族有著血脈相親的關係。自商末周初箕子東走入朝建立朝鮮開始，“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國”。關於箕子遷於朝鮮的事蹟，《尚書·大傳》與《史記·周本紀》皆有記載，朝鮮古籍中的記載更為詳細。其後，有燕人衛滿代箕氏統治朝鮮。以後，又有漢代在朝鮮設立漢四郡，朝鮮或為中國管轄範圍，或為藩屬。即使相對獨立時期，諸如三國、高麗時期，也仍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百濟、新羅等相繼與中國南朝、隋唐通好，尤其是新羅與唐聯絡密切，深受唐文化影響；高麗時期，與蒙元結成“翁婿之好”。到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親明大將李成桂廢國王自立，建立李氏朝鮮。

李氏朝鮮歷經27代，共519年。李氏朝鮮與中國明清兩代相始終，在近6個世紀裡，尤其是明代，一直恪勤事大之禮，與中國保持密切的關係。

韓服形成於朝鮮李氏王朝，對應於中國的明朝時期。朝鮮皇族的服飾都是明朝天子賜予的，稱為大明“賜服”。在文化交流中，韓服學習、借鑑了很多明朝服飾的特點。也就是說，古代韓國本沒有自己的衣冠制度，根據明朝服飾進行改良，才形成了後來大家看到的古裝韓劇中的服飾。

朝鮮人崔溥曾說：“蓋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朝鮮文人徐居正亦曾作詩云：“明皇若問三韓事，衣冠文物上國同。”這裡的“上國”指的自然就是中國。明王朝對李氏朝鮮也格外施恩，明太祖曾言：“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表誠敬而已。惟高麗頗知禮樂，故令三年一貢。”這些都道出了明朝與李朝非同一般的關係。

史書記載李朝向明朝“貢獻，歲輒四五至焉”。據統計，明朝永樂年間（1403—1424年），李氏朝鮮共朝貢89次，平均每年4次。終明朝之世，朝鮮朝貢最頻繁的是洪熙（1424—1425年）、宣德年間（1425—1435年），11年時間裡共嚮明朝進貢67次，年均6次之多。

到了清代，因為清王朝統治者是以少數民族“夷”的身份取代大明入主中原的，因此，在具有“華夷之別”文化心理的朝鮮君臣看來，中國發生了華夷嬗變，“夏華”的中國已經滅亡，取而代之的是“夷狄”的世界。

所以表面上朝鮮君臣無可奈何地承認清朝，但在背地裡不忘明朝舊恩，從文化心理的優越意識出發，視清朝為“夷狄”之邦。這種尊周攘夷的文化心態始終貫徹在朝鮮李朝後期。

正是這種文化心態，使得朝鮮長期懷著感念明朝的情感而無法認同清朝的中華正統地位；

也正是這種文化心態，使得李氏朝鮮以接受明朝的賜服為榮耀，心甘情願地接受大明正統的華夏服飾文化，其冠服制度、服飾禮儀幾近大明，李氏朝鮮官員服飾、婦女禮服圓衫等都是模仿明朝服飾的

。

明代對李氏朝鮮的賜服

“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華、夏一也。”在中國古代，衣冠服飾一向被視為一個國家文明與否的重要標誌，同時也是上下君臣等級禮制不可逾越的外在表現形式。

宗主國對藩國賜給服飾表示安撫、恩寵和激勵，使藩國更忠心地為宗主國服務。

這種外交形式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明代在對外關係上也採用了這種形式，而且相當頻繁。

明朝對朝鮮半島賜服始於高麗時期。李氏朝鮮建立後，

李成桂確立“襲大明衣冠，禁胡服”

政策，為朝鮮服飾變革指明瞭方向。

明朝對李氏朝鮮的賜服，從禮儀上來看，是大國對小國的一種恩寵，從政治上來說，是明朝籠絡朝鮮的一種手段。而且事實證明，這種籠絡手段的確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明與朝鮮的宗藩關係在較長曆史時期內保持穩定，李氏朝鮮成為明朝最忠實的藩屬。

這種忠實的藩屬地位使李朝更積極、自覺地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李朝統治者極其重視“效法中華”，主張“從時王之制”對儀章制度作出調整變革，以博取中國大明統治者的嘉獎

。

表現在服飾文化上，明代賜服對朝鮮君臣效法明制、改造自身衣冠有相當大的影響，相比周邊民族和國家，冠服禮儀受中國影響以朝鮮為最深。

第一、是對李朝服飾制度的影響。

與明朝一樣，李朝也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以衣冠制度別上下君臣、明等級禮儀。如上文所述，明朝在賜予李朝君臣服飾之時，就十分注重君臣等級有別。對朝鮮國王及王妃等王室人員，明朝主要是給以冕服、玄圭絳紗袍、王佩、玉帶等物，而對於一般的使節則是給予一般的文武官朝服和公服，並根據他們官位的不同，也給與不同品級的冠服。這種等級分明的賜服制度對李朝服飾制度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影響。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朝鮮國王李祹認為世子冠服同陪臣一等，有所不便，請加梁數，於是宣宗特賜世子六梁冠，等朝臣二品，從此以後成為定製。宣德五年（1430年），又賜世子朝服一副，其中玉帶玉環更為明一品章。李裪對此感嘆：“其重我世子至也”。英宗正統三年（1438年），李祹又因為永樂年間未賜遠遊冠、絳紗袍而請賜。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夏四月，李祹又奏請賜世子冕服。

從朝鮮國王的不斷請賜中，可以看出其對中華服飾文化的仰慕和對服飾等級制度的重視。

嘉靖時期，朝鮮陪臣在議論本國冠服制度時，就主張效仿中國變革以“從時王之制”者，認為“中朝必嘉其同文同軌之化”、“儀章制度，皆效中華，中朝所以待我國異諸外國”等。明也極贊朝鮮“文物存商制，衣冠備漢儀”。

李朝詩人徐居正曾說，朝鮮“為中國之番邦，故歷代親信於中國，受封爵，朝貢不絕，禮儀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於中國各代之制，故曰：‘詩書禮儀之邦，仁義之國也。’”徐居正之言明確指出了大明與李朝宗藩之間密切的關係，肯定了李朝之所以被稱為“詩書禮儀之邦，仁義之國”的原因——衣冠制度，悉同中國。

第二、明代賜服為李氏朝鮮效法中華服飾提供了一種最直觀的形式。

朝鮮君臣一直將“上國”賜服視為榮耀、身份、地位的象徵，“衣冠服飾，煥然一新，使我東方得免胡元之俗。復見禮樂文物之盛，誠千載盛跡也。”

大明對李氏朝鮮的賜服已經超越了形式上的恩寵禮遇，而與文化認同緊密相連，朝鮮君臣認定凡事務遵華制，上行下效，推而廣之，逐漸使中國明朝服飾文化在朝鮮生根、成長，融入朝鮮服飾文明之中，成為其民族服飾特色的組成部分。朝鮮國王及世子冕服、王妃翟衣的沿用及改革，就是以明朝所賜章服為基礎。早期李朝國王與文武官員的公服、常服皆與大明相近，甚至可以說其款式完全相同。

圖 1為《明太祖坐像》（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所著為明代皇帝常服。明代皇帝常服於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制定，基本款式為：烏紗折上巾、盤領窄袖袍、束帶。明成祖永樂三年（1405年）對皇帝常服又一次作了更定，規定：頭戴烏紗製成的帽子，折角向上，這就是後來所謂的“翼善冠”；身穿盤領、窄袖黃袍，袍身前後及兩肩各織一條金盤龍；腰束玉帶；腳著皮靴。圖 2為李朝國王李成桂的常服，除了服裝色彩不同，冠服款式及圖案可謂完全相同，甚至連神態也是極其相似。

圖 1：明太祖坐像（臺灣故宮博物院藏）

圖 2：李朝國王李成桂常服

世宗李祹

下圖為明代官員常服。常服是常朝視事的服裝，明洪武三年（1370年）制定文武官員常服：一般為頭戴烏紗帽，身穿團領衫，腰間束帶。腰帶根據官品不同，品級不同，質地也不同。

明代官員常服

明初官員服飾胸前身後並無補子，至洪武二十四年，朝廷對官吏常服作了新的規定，凡文武官員，不論級別，都必須在袍服的胸前和後背綴一方補子，文官用飛禽，武官用走獸，以示區別。

李氏朝鮮官員常服

明初的朝鮮官員常服於明代初期官員常服一樣，前後身都沒有方補，直到明憲宗成化年前後才全面仿效明代官員補服。上圖為李朝官員常服，從影象上可以看出，李朝官員所穿的服裝與明代官員服裝相同：頭戴烏紗帽，身穿團領補服，腰束革帶。

也難怪，朝鮮作為屬國，明朝受封的下屬行政機構，官服帽子自然也和明朝差不多。

滿清時期滿族人入主中原，強行要求漢人剃髮易服，改穿滿人服飾：小頂辮髮、箭袖袍服，官員頂戴花翎。但清政府對朝鮮服飾並未作強行要求，所以朝鮮後期的衣冠仍保留明式樣。

但因為沒有了正宗的明朝服飾作準繩，朝鮮官方服飾走上了自行演變的道路，同時因為逐漸

受清朝服飾影響，服飾不再像明時那般大氣，官帽帽翅位置、大小有所變化、官袍長度變短、袖子變窄、腰帶位置越來越高、補子則較以前小了。

李朝後期官員服飾

如上圖，這是李朝後期官員的肖像，從圖中可以看出，到李朝後期，朝鮮官服雖然還與前期具備相同的款式，但是已經缺少了前期寬襟闊袖、大方補子的大氣和雍容，而是變得拘謹、小氣了。

李氏朝鮮初期的貴族女子服飾樣式與我們今天所見的傳統韓服並不一樣，基本和當時中國漢族女子的襦裙制是相同的，襦為短上衣、款式為交領，右衽，白絹護領，蝴蝶袖，左右開裙。不同的是漢人則在襦上用白絹袖緣，狹袖口，李氏朝鮮初期女子仍內穿著本民族的白色裡衣，因此寬袖口、袖管較短，中後期開始慢慢改制，也改成了蝴蝶袖式樣，被稱為唐衣，一直到今天傳統女性韓服仍用蝴蝶袖式樣。

李氏朝鮮中後期，女子唐衣作為王妃、宮女或士大夫妻子穿的一種小禮服。衣表用無紋的綢緞製作，胸前繡有鳳凰團花圖案，下襬弧形，前襟稍短，後身比前襟長30釐米左右。前襟或衣帶上繡有金箔紋飾，演繹出華麗的氛圍。唐衣一般穿在夾裙外面。著衣者身份、地位不同，衣服的顏色則不一樣。大妃著黃色，王妃著紅色，公主及貴族女子著草綠色。

至 19 世紀末期逐漸接受西式禮服之前， 朝鮮上層貴族一直沿用的是明朝服裝制度。甚至在大韓帝國時期，也曾根據《大明會典》來制定官服。但作為韓服的特點，裡衣還是一直保持了受中國服裝影響之前的傳統形式，即白色短襦，立領右衽胸口繫帶，男子白色寬鬆褲，女子白色高腰寬鬆長裙的民族樣式，如下圖。

因此，從韓國傳統服裝的傳承史來看，韓國作為古代中國的附屬小國，為了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便形成了這種外衣明顯為接受中國服飾制度的款式，與裡衣保持了固有的傳統款式的雙重構造。

三、髮飾官帽無不滲透中國服飾制度

韓國李氏朝鮮時期的宮廷特髻冠也頗具特色，其原型是中國明代的宮廷特髻冠，如下圖。

特髻是中國宋代開始有的一種假髮套，上面根據禮制插滿數量不等的裝飾，異常複雜繁盛。《明史·輿服志三》中記載品冠命婦的冠服為：一品禮服，頭飾為山松特髻，翠松五株， 金翟八，口銜珠結。正面珠翠翟一，珠翠花四，珠翠雲喜花三，後鬢珠梭球一， 珠翠梳四，金雲頭連三釵一，珠簾梳二，金簪二，珠梭環一雙。不過李氏朝鮮的特髻與明代的不完全相同，特別是特髻的下襬有兩個飛簷式的博鬢，盡顯雍容華貴。

李氏朝鮮末年，皇宮妃子們還流行一種雙環型的木質假髻，如下圖。

這種雙環假髻在中國唐代就有了，叫做雙環望仙髻，

是唐代的著名髮型

，是一種複雜而高峻的髮髻。由於這種髮髻非常高，超過二尺，梳理這樣一個複雜的髮髻特別費時，大約要三個時辰也就是六個小時，如果沒有這麼多時間，或者自己的頭髮不夠，那就事先做好一個假髮髻，外塗黑漆，到需要的時候再戴在盤發之上，用髮簪固定，這種戴假髻的風氣在唐代很盛行，所戴的假髻又稱“木質義髻”。

李氏朝鮮時期的王室及宮廷的文官，其帽式全部採用中國明朝宮廷帽式，形制沒有區別。只是李氏朝鮮王室戴的冕冠、翼善冠、通天冠、皮弁等，文官們戴的主要有梁冠、烏紗帽、幞頭等都比明朝的形制低，工藝粗略些。帝王大禮時所帶的冕冠，明朝皇帝穿十二章冕服，帶十二旒冕冠，而李氏朝鮮按親王服制穿九章冕服，帶九旒冕冠。

中國明亡清起，李氏朝鮮在服制上卻未作任何改動，依然延續明朝冠制，直至西方入侵。

第四、服飾色彩、紋樣等深受中國服飾文化影響。

以女子圓衫為例。圓衫是朝鮮半島李朝時期婦女廣泛穿著的禮服。宮中的重要場合，如嘉禮、國慶或王室慶典時，圓衫被制定為禮服應用，到了朝鮮李朝末期圓衫流入民間，成為庶民大婚時新娘的婚禮服。

圓衫的服色規定深受中國服色制度的影響。朝鮮李朝末期高宗稱帝之後，王妃稱為皇后，皇后著黃圓衫，在此以前王妃的圓衫為紅色，嬪妃的為紫赤色，其他宗親婦女的為草綠色，民間庶民的圓衫有綠色和青色兩種。

在裝飾紋樣上，圓衫也同樣成為體現貴賤等級差別的工具。根據紋樣的位置，圓衫上的紋樣可以區分為：袖身正面紋樣與袖身後面紋樣；袖身正面和後面連線處的紋樣；圓衫中下板紋樣，主要指圓衫下邊衣襟和中間腰部及袖子以下部位的紋樣。根據紋樣的型別可分為：動物紋、植物紋、吉祥紋和自然紋。

在圓衫上使用的動物紋並不多，主要是龍紋和鳳紋。龍紋象徵著王室貴族至高無上的地位，其他人不能僭越，只有皇后的黃圓衫上才可以用龍紋。在圓衫上裝飾的龍紋，作為主體的龍的造型並沒有多大變化，而副紋的種類繁多，比如與雲紋組合的雲龍紋，與壽字組合的雙龍壽紋，與喜字組合的雙龍喜字等。

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朝鮮民族也把帝王比作龍，皇后比作鳳。

鳳紋代表德、義、仁、信和正，因此在圓衫上應用的範圍比較廣泛，如王妃、嬪、公主、命婦等婦女的圓衫都可以修飾鳳紋，寓意王室的婦女要具有賢良淑德的品質。

植物紋在圓衫上應用是最為常見的。蓮花紋、寶相花紋、梅花紋、菊花紋、石榴花紋等，無一不與中國文化相聯絡。蓮花紋是經由中國傳入的佛教中變化得來，象徵著品德與純潔有“花之君子”之稱。寶相花紋是中國魏晉南北朝以來伴隨佛教盛行的流行圖案，它集中了蓮花、牡丹、菊花的特徵，是經過藝術處理而組合的圖案。梅花紋、菊花紋和石榴紋在圓衫上也很常見，作為修飾婦女的禮服的圖案，這些花紋在中國文化中都具有特定的寓意。梅花能禦寒而開花，古人用梅花象徵忠貞不衰，梅花具有五片花瓣，寓意五福，即福、祿、壽、喜、財。

菊花紋寓意長壽，石榴紋則象徵多子。

受中國服飾藝術的影響，追求吉祥如意也成為李朝服飾文化的一大特點，吉祥紋的運用便是這一文化特徵的反映。吉祥紋中吉祥文字佔有很大的比例，如壽字、福字、喜字都是圓衫服飾紋樣中常用的，還有四字成語，如：百事大吉、吉祥如意、百事如意等等。這些吉祥文字，最直觀地表明瞭韓服受到了中華文化多麼大的薰陶和影響。

直至今天，朝鮮傳統文化中仍保留了不少明式“遺蹟”。

“衣冠文物悉同中國”，這就是韓服的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