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糧食危機：唐朝是怎樣被餓死的？

因為吃飯問題，唐中宗李顯發了很大脾氣。

大唐景龍三年（709年），由於長安城所在的關中地區接連遭受水旱災害、再次出現糧荒，於是，有大臣建議唐中宗效仿他的父親唐高宗和母親武則天，搬到洛陽“就食”，以方便接受江淮一帶的糧食供應。

沒想到，唐中宗卻發了好大脾氣，他憤怒地說：

“豈有逐糧天子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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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逐糧天子”還真的有，而且為數不少。隋唐兩代，隋文帝就是“逐糧天子”的首創者。

隋朝開皇十四年（594年），關中地區發生嚴重旱災，夏糧顆粒無收，為此，立都長安的隋文帝不得不帶著一干王公大臣東移到洛陽就食，因為在當時，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地窄人稠，所產的糧食在平時就已經難以滿足關中地區日益增長的人口所需，一旦出現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關中地區更是經常發生饑荒和“人食人”。

鑑於關中地區出產日益不足的困窘，隋朝大業元年（605年），隋文帝的兒子、隋煬帝楊廣發動男女百餘萬開鑿通濟渠，從而掀開了隋唐大運河的浩瀚工程，以方便立都關中的帝國，方便接收來自江淮地區的糧食和財賦。

由於開鑿大運河功臣浩大，隋煬帝又急於求成使得民怨沸騰，因此唐朝人在論及隋朝滅亡原因時，普遍認為大運河工程，是促成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唐朝詩人皮日休在《汴河懷古二首》中寫道：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

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在皮日休看來，大運河是惠及千古的交通工程，隋煬帝若不是急於求成濫用民力，其治水之功，甚至不亞於大禹，而大運河的核心功能，是由於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中國的經濟中心有逐漸向江淮地區轉移的趨勢，而定都關中地區的隋唐兩代，正是透過大運河得以接收來自江淮地區的糧食和財賦，確保帝國的運轉。

而此中，糧食運輸是核心中的核心，因為，缺糧，一直是困擾隋唐兩代帝國的魔咒，隋煬帝為了到江淮流域“就食”，甚至最終被困死揚州。

中華帝國自公元前十一世紀的西周開始，此後兩千多年間，帝國的首都一直在長安-洛陽一帶來回擺動，因為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一直在長安-洛陽一帶，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長安所處的關中地區的糧食供應，已逐漸不堪重負。

以長安城為例，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峰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鹼化、肥力減退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年）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民以食為天，沒有地，沒有糧，定都關中長安的隋唐帝國愈發困窘。

618年唐朝建立後，儘管帝國新生，但缺糧的魔咒仍然像隋朝一樣，時時困擾著唐朝歷代皇帝，隨著唐朝逐漸進入盛世，關中地區人口不斷膨脹，而糧食的缺口也愈加扶搖直上，唐朝初年，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約為20萬石（每石42公斤，約合840萬公斤），最高峰時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後來雖然有所回落，但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約合4200萬公斤）。

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穀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生水旱蝗等自然災害，就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就食，以唐高宗為例，他在位共34年（649-683年），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為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而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後，隨後掌權的武則天在683-705年間，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為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等糧食主產地，沒有漕運之苦。

到了705年，宰相張柬之等人聯合發動神龍政變，擁戴太子李顯上位，武則天被迫退位，由於武周正式定都洛陽，為了恢復李唐，唐中宗李顯於是在第二年（706年）便迫不及待地西遷回到長安。

但是回到長安的第四年（709年），關中地區就由於水旱災害，再次發生饑荒，儘管唐廷緊急調運山東和江淮地區的穀米，但是由於路途遙遠，“牛死十之八九”，而運入長安的糧食卻仍然嚴重不足，於是，便發生了本文開頭的一幕，大臣們集體請求唐中宗效仿唐高宗和武則天前例，東遷“就食”洛陽，由此惹得唐中宗發了好大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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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糧問題始終困擾著大唐帝國。

到了唐玄宗在位時期（712-756年），唐玄宗就有五次由於關中地區缺糧，而遷到洛陽“就食”。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第一次前往洛陽“就食”前，當時長安城內太廟由於樑柱腐朽崩塌，為此唐玄宗認為是上天警示，就猶豫要不要前往洛陽，宰相姚崇於是勸唐玄宗說：

“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己備，不可失信。”

姚崇以“不可失信”的名義勸說唐玄宗東遷，但根本原因仍然是“關中不稔”糧食歉收供應不足。就在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至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五次東遷洛陽“就食”後，唐玄宗終於受不了了，於是，他廣召臣下商討對策。

根據《舊唐書》的記載，當時的糧食運輸，僅僅是從洛陽含嘉倉轉運進入陝西，1石糧食就需運費五百文，早期長安城每年運糧20萬石，就需要運費10萬貫；而關中地區在高峰期糧食缺口達400萬石，僅僅從洛陽到陝西一帶的運糧費，就需要200萬貫，這種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大唐帝國不堪重負，而官吏為了催促運糧更是驅使百姓，使得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江淮地區的糧食、財賦，要經由黃河進入渭水，透過漕運供應到長安，但黃河三門峽段非常兇險，

“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常）十（之）七八。”

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百姓的怨恨，以及運糧的損耗，種種原因，使得從隋文帝到唐玄宗的隋唐兩代帝國多位皇帝為了“就食”，一直在長安和洛陽之間往返奔波疲於奔命，為此，唐玄宗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當時的京兆尹裴耀卿提出對策，一是在漕運經過的沿岸廣設糧倉；二是最佳化漕運的辦法，將透過大運河的漕運從全程通航變為分段通航，例如在黃河三門峽段開鑿18裡山路，透過陸運以避開三門峽的黃河天險，然後再繼續船運。

裴耀卿的漕運改革對策被付諸實施後，史書記載，按照裴耀卿的改革措施，唐朝在三年間共漕運糧食700萬石，僅僅運費就省下了“三十萬緡”。此後一直到安史之亂前，透過大運河加陸運的方式，每年江淮流域進入關中地區的糧食，每年都能達到200多萬石的水平，基本滿足了關中地區的糧食需求，從而使得地窄人稠糧少的關中地區得以糧食充裕，唐玄宗終於不用再為了“就食”東遷洛陽了。

唐玄宗為此非常高興，此後，立了大功的裴耀卿被逐步升至宰相。

而在解決了關中地區吃飯問題的基礎上，大唐帝國逐漸進入了開元盛世的最高峰，為此，詩人杜甫在《憶昔》中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尤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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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則使得大唐帝國的糧食運輸再次進入困境。

755年，安祿山在河北起兵叛唐，

“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在哥舒翰20萬大軍兵敗潼關後，唐玄宗倉皇出逃，由於事出倉促，唐玄宗一行在離開長安幾天後，就遇到了糧食不足的問題，以致當地百姓在獻上一些粗糧後，昔日錦衣玉食的皇親貴戚和王公大臣們，竟然爭相用手抓著吃飯。

由於逃亡路上糧食問題越來越突出，太子李亨和大將陳玄禮於是利用禁軍的不滿情緒和騷動，逼迫唐玄宗處死了奸相楊國忠和楊貴妃，後來，詩人白居易在《長恨歌》中寫道：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但楊貴妃之死，並不能拯救大唐帝國的糧食危機，隨著安史之亂的持續發酵，叛軍開始向位處江淮流域要衝的睢陽城發起了衝擊，以求將大唐帝國的糧食生命線徹底掐斷。

於是，為了保衛江淮流域這個大唐帝國的糧倉，守衛睢陽城的名將張巡前後堅守兩年，與叛軍交戰400多次，最終因糧草耗盡、士卒死傷殆盡而被俘遇害。

到了763年，安史之亂終於被平定，但是大唐帝國的糧食供應，又出了大問題。

安史之亂後，唐朝中央所能控制的人口，從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的891萬戶、共5291萬人，銳減到了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的293萬戶、共1692萬人，由於戰爭導致大量人口死亡，加上人民逃亡南方、或是躲避徭役“匿戶”，例如李白就在《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中寫道：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這就使得大唐帝國的徵稅基礎銳減了三分之二還多，為了恢復稅收，於是到了780年，唐朝開始改變以往按照人頭稅收的辦法，改而實施按照土地徵稅的“兩稅法”。

但是隨著帝國對於人口等控制力的減弱和財收的銳減，加上安史之亂以後藩鎮時常割據、阻礙大運河等糧食生命線的運輸，這就使得大唐帝國此後時常進入命懸一線的危險境地。

當時，唐朝在經歷安史之亂以後，從關中地區到整個黃河中下游，

“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是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于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里蕭條。”

與此同時，不斷崛起的吐蕃則趁著唐朝衰弱，不斷侵入邊境，甚至在763年一度攻佔長安，儘管在郭子儀等名將的反擊下，吐蕃最終退卻，但是為了應對吐蕃的攻擊，唐朝卻因此不得不在邊境陳列大量軍隊。

當時，吐蕃趁亂佔據了唐朝的河西走廊和隴右等地，不僅掠奪了唐朝的大量土地和人口，而且深入到了關中地區的肘腋地帶，成為了大唐帝國的心腹重患，此後唐朝與吐蕃的戰爭一直持續到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的唐蕃長慶會盟才基本結束。

為了供養規模龐大的防禦吐蕃和威懾藩鎮的中央軍隊，唐朝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而糧食供應就是其中的首要問題。

唐朝初期，全國軍隊約為

60萬

；安史之亂後的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軍隊總數為

“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到了唐穆宗長慶年間（821-824年），唐朝軍隊已經擴張到了

“兵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一兵”

。

儘管這時期唐朝中央政府能控制的戶口增長到了335萬戶，但也僅有開元盛世巔峰時期的五分之二左右，戶口、財源銳減，但要供養的軍隊卻不斷激增，這種“三戶資一兵”的沉重枷鎖，也使得大唐帝國不堪重負，並只有透過加重剝削百姓來解決糧食供應和徵稅等問題，但這又導致了人民繼續逃亡“匿戶”等惡性迴圈和財收繼續減少等惡果。

當時，為了應對吐蕃等少數民族的入侵，在朝廷收入銳減的情況下，大唐西北邊境的軍隊士兵長期處於缺衣少食的境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亂，唐朝中央於是調派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人前往助陣平叛，當時平叛計程車兵經過長安，大多攜帶子弟，希望能得到一些賞賜養家餬口，沒想到唐朝中央卻僅僅供應粗茶淡飯應付了事，為此涇原士兵大怒說，

“我們為朝廷去送死，卻連飯都吃不飽！”

於是，暴怒的涇原士兵鼓動著攻破長安城，並殺死唐德宗的皇叔彭王李僅，和唐德宗的皇弟蜀王李溯，還大肆搶掠國庫，唐德宗只得帶著皇妃和太子等人倉皇出逃，儘管涇原兵變在第二年就被平定，但唐德宗卻因此成為了繼唐玄宗、唐代宗之後，第三位被迫逃離長安的大唐皇帝，從此以後，大唐天子的威嚴更加掃地，中央權力被進一步削弱，而唐德宗經過涇原兵變以後，更加猜忌將領，並大肆重用宦官掌兵，從而為後續宦官控制唐朝中央、多次刺殺皇帝打開了魔鬼之門。

但因為糧食導致的兵變只是開始，涇原兵變三年後，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年），當時由於漕運不濟，當時關中地區再次爆發糧荒，由於沒有飯吃，有的禁軍士兵公開解下頭巾怒擲在地上說：

“把我們束縛在軍隊中卻不給飯吃，這些人都是我們的罪人！”

面對禁軍的騷動，鑑於涇原兵變導致長安城破、大量皇族被殺的慘劇，唐德宗日夜憂心忡忡，這時，剛好韓混運送三萬斛米進入陝西，在得知訊息後，唐德宗喜出望外，特地跑到東宮，幾乎流下眼淚跟太子說：

“米己至陝，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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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糧的魔咒下，大唐帝國陷入了迴圈死結。

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帝國中央能控制的戶口、稅源銳減，這就使得唐朝更加加緊了農民的盤剝，為了徵收更多糧食，唐朝則更加重農抑商提倡農業，這就使得商品經濟始終受到重度的壓制，無法為唐朝創造更多稅源。

在這種愈加“重農抑商”的國策下，農民被壓入了惡性貧困的死迴圈，因為帝國的邊境戰爭、對內威懾藩鎮和龐大的軍隊、政府開支都需要糧食供給，但供給只能是從農業、從農民來，農民不堪重負只能逃亡、“匿戶”，這就使得政府收入更加減少，剩下的農民生活更加舉步維艱。

對此，後來官居宰相的李紳（772－846年），就在廣為人知的《憫農二首》中寫道：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的詩歌，正是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農民在官府催糧等重壓下，生存空間日益逼仄的真實寫照。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798年），關中地區大旱糧食歉收；隨後貞元十五年（799年）鄭滑地區又發洪水，詩人韓愈對於中唐時期的這些民間苦狀，也在《歸彭城》中紀實地寫道：

“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

去歲東郡水，生民為流屍。”

民生艱難、長期艱難，於是，就在公元806年，當詩人白居易前往長安，前往拜見著作佐郎顧況時，顧況看著白居易的名字發了好一會呆，然後才說：

“長安米貴，居住不容易啊！”

面對中晚唐時期的民生艱難，白居易又在《杜陵叟》寫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在這首詩的註釋裡，白居易特地寫道：

“傷農夫之困矣。”

鑑於關中地區長期缺糧，加上安史之亂後大量糧食產地被藩鎮控制，於是在安史之亂後，國力大為削弱的唐朝中央不得已，將供應軍糧的任務轉向地方，“應須兵馬、甲仗、器械、糧賜等，並於本路自供。”另外，唐朝中央為了減少糧食運輸的耗費，還經常將軍隊分散到地方供養，這就使得地方節度使更加得以從賦稅到糧食，更加掌控了軍隊的命脈，這種將軍隊供應權下放到地方結果，就是使得唐朝中央與地方藩鎮“弱幹強枝”的不利局面更加突出，從而加劇了藩鎮割據和唐朝的衰亡。

在這種內外的困境下，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私鹽販子王仙芝在濮陽（今山東菏澤市鄄城縣）起兵；隨後875年，另外一位私鹽販子黃巢也在山東菏澤一帶起兵響應，而兩人得以募集大軍，就是因為當時河南、山東地區持續多年大旱，而官府仍然催繳租稅、差役，百姓

“仍歲飢”

，最終導致

“盜興河南”

。

王仙芝死後，黃巢帶領軍隊繼續轉戰四方，並於廣明元年（880年）攻陷長安，由於不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組織，導致沒有穩定的糧食和賦稅來源，這支流民軍隊始終未能穩定在某個根據地，在唐軍的反攻下，黃巢軍隊隨後又退出長安繼續流徙，由於極度缺糧，黃巢的軍隊甚至一度以人肉為食，

“人大飢，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乃辦列百巨碓，糜骨皮於臼，並啖之……於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

在唐軍的合圍下，黃巢最終於中和四年（884年）被殺，但唐末的這次流民起事，卻使得唐朝遭受了極大打擊，此後藩鎮割據愈演愈烈，而從黃巢軍隊中叛投唐軍的軍閥朱溫最終日益坐大，控制了唐朝中央。

到了天覆四年（904年），朱溫最終強迫唐昭宗，遷都到了更靠近黃河水運的洛陽，以方便接收江淮地區的財賦和“就食”，兩年後，公元906年，朱溫又強迫唐哀帝“禪位”，隨後朱溫即皇帝位，滅大唐，改國號為大梁。

至此，陷入缺糧魔咒的大唐帝國，最終在各種惡性迴圈中走向滅亡。

糧也，命矣，古今皆然。

參考文獻：

杜海斌：《唐代糧食安全問題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

李維才：《唐代糧食問題研究》，山東大學2011年糧食問題研究

洪蔚：《古代中國的糧食安全與危機 》

吳賓 黨曉虹：《中國古代糧食流通與糧食安全》，《安徽農業科學》2011年第6期

吳賓 黨曉虹：《試論中國古代糧食分配與糧食安全 》

吳賓 黨曉虹：《歷史時期自然災害對古代糧食安全的影響》

吳賓 黨曉虹：《試論隋唐至明清時期中國古代糧食安全思想的嬗變》

王軍、李捍無：《面對古都與自然的失衡：——論生態環境與長安、洛陽的衰落》

蔡雲輝：《戰爭與古代中國城市衰落的歷史考察》

陳東：《唐長安城毀滅的歷史地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