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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決定論”並非全部:用新視角解讀歐洲的崛起

  • 由 地緣分析君 發表于 垂釣
  • 2022-10-28
簡介歐洲帝國的翹楚——大英帝國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地理大發現”和歐洲的崛起是“地理”與“人文”共同作用的結果:歐洲被沙漠-草原通道阻隔在西端的地理現實以及奧斯曼帝國的擠壓,迫使歐洲文明只能選擇向海外擴張

崛起如何解釋

發現只孕育在勇往直前的堅持之中,我想,它與懦夫大概永遠無緣。

——哥倫布

15世紀開始的“地理大發現”是世界歷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從這一刻開始,歐洲從原來貧窮愚昧的中世紀中走了出來,踏上了長達五個世紀的崛起與擴張之路。“地理大發現”連同“文藝復興”被視為歐洲崛起的開始。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地理大發現”為何會在原本落後的歐亞大陸西部邊陲開始?它又是如何促使歐洲崛起的呢?本文即是以此入手,為讀者分析和解讀“地理大發現”與歐洲崛起之間的內在邏輯。

“地理決定論”並非全部:用新視角解讀歐洲的崛起

歷史問題的研究絕對不能脫離該事件所處的時代背景。“架空歷史”的談歷史事件的“普遍性解釋”是歷史分析中應儘量避免的現象。因此,在分析本文的主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來觀察1400年代歐亞大陸的樣子。

站在“地緣”的角度來觀察歐亞大陸,我們可以發現,歐亞大陸是由三條“主線”連線起來的:一條是由喜馬拉雅山脈-興都庫什山-伊朗高原-安納托利亞高原-喀爾巴阡山-阿爾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串聯組成的連續的山脈鏈。這條山脈鏈成為阻隔南北方的天然屏障,而其之間的缺口則成為交換和流動的通道。第二條也許更加重要,即從北非-西亞經中亞一直延伸到蒙古高原和俄羅斯南部的沙漠-草原通道。這條通道為古代遊牧民族的遷徙提供了重要的場地。在這條“沙漠-草原”通道的東西兩端溫帶和亞熱帶區域分佈著歐亞大陸最重要的定居文明,如東亞文明、印度文明和歐洲文明等。其北部的寒冷地區更適合狩獵。與上述自然地理分佈相對應的是穿越上述山脈鏈和沙漠-草原通道的貿易路線,以古代“絲綢之路”最具代表性。這樣的貿易路線既可以將在地理上相隔甚遠的定居文明聯絡起來,也可以養活依附於這條路線上的眾多城邦和民族。

“地理決定論”並非全部:用新視角解讀歐洲的崛起

古代絲綢之路示意圖

以上便是1400年代歐亞大陸的整體輪廓。相較於當時相對統一和富足的東亞、印度和阿拉伯文明,歐洲只是偏安於歐亞大陸西部的狹小半島,位於歐亞大陸貿易路線的最西端,被沙漠-草原通道與歐亞其他重要文明隔離,同時又被南部的撒哈拉沙漠與非洲南部相隔。這裡有一點需要說明:從地緣的角度上看,是撒哈拉沙漠而非地中海才是歐洲與非洲天然的分界線,北非同樣屬於歐洲和西亞文明的一部分。

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和拜占庭帝國、阿拉伯文明的興起,歐洲權力的重心逐漸轉移到地中海東部及黎凡特地區。這裡也成為了西方貿易的核心區。十字軍東征的失敗證明了西歐文明無法從陸地上向東方擴張。隨後不久崛起的奧斯曼土耳其(特別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僅將歐洲向東方的陸上通道死死堵住堵住,奧斯曼帝國的兵鋒也不斷指向中歐,極大地壓縮了歐洲文明的戰略空間。因此,向海上尋求出路成為西歐基督教文明唯一的選擇。

“地理決定論”並非全部:用新視角解讀歐洲的崛起

奧迪曼帝國的擴張嚴重擠壓了歐洲文明的空間

故事講到這裡,“地理決定論”始終在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的論述還沒有結束,地理之外的因素也將發揮巨大的作用。

接下來,讓我們分別考察“地理大發現”中幾個重要參與者的情況。首先來看葡萄牙。葡萄牙王國土地狹小、人口稀少,人們透過農業租金和勞役供養軍事-宗教貴族階層。在經歷了1385年與卡斯蒂利亞的戰爭後,原本的貴族階層衰落,代之以支援阿維什王朝以及由王室支援的商人階層,商人們透過獲得王室的進出口特許權而獲益,但是商人階層無力改變葡萄牙的社會結構。葡萄牙的鄰居西班牙(卡斯蒂利亞-阿拉貢)呈現出另一種統治模式。卡斯蒂利亞是在不斷的征戰中成長起來的軍事政權,軍事貴族控制國家的大多數土地;阿拉貢-加泰羅尼亞原本擁有繁榮的工商業,但是在與熱那亞的商業競爭中遭遇失敗。西班牙統一之後,卡斯蒂利亞貴族組建了強大的牧羊主聯盟,並與熱那亞的金融業結成聯盟,這樣一來就進一步抑制了加泰羅尼亞的工商業發展。隨著西班牙和葡萄牙對西半球的征服,大量的貴金屬湧入伊比利亞半島,引起通貨膨脹,這進一步抑制了自身工業的發展。因此,“地理大發現”雖然在表面上為西班牙創造了鉅額財富,但是西班牙實際上只是一個將黃金白銀從新大陸引入歐洲的通道,自身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並沒有因此得到發展。

“地理決定論”並非全部:用新視角解讀歐洲的崛起

與葡萄牙和西班牙不同,尼德蘭本身就是一個由商業精英統治的城市聯盟。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尼德蘭歡迎來自葡萄牙、西班牙等地的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們,這些人中有大量的熟練工和金融家,尼德蘭的技術和經濟實力也因此得到巨大提升。有意思的是,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尼德蘭商人獲准可以同時向交戰雙方,也就是包括自己的敵人進行貿易,出售建設海軍所必需的木材和其他軍需品。戰爭非但沒有摧毀,反而極大地刺激了尼德蘭的貿易發展,使其獲得了“海上馬車伕”的稱號。但是,尼德蘭自身的發展也存在弊端:與後來的英國相比,尼德蘭的農業已經實現資本化,沒有工業發展早期所必需的過剩的農業勞動力供應,同時也沒有煤鐵資源;高度商業化的尼德蘭更看重利潤豐厚的航運業,這些都嚴重阻礙了自身製造業的發展。

與上述國家不同,英國同時具備以上國家所沒有的優勢:首先,與西班牙相似,英國也是一個養羊業發達的國家。13和14世紀英國的優質羊毛大量出口,供應佛蘭德斯等地的毛紡織業。與尼德蘭不同,英國農村勞動力價格低廉,可以為製造業的發展提供足夠的人力支援。難能可貴的是,英國的毛紡織業很快得到了國家層面的大力支援,以1600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為代表的一大批商貿公司在國家的支援下相繼成立。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王室權力遭到制約,使英國逐漸形成了一個傳統貴族與新興資產階層共存的新社會。為將來的殖民擴張和工業革命鋪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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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帝國的翹楚——大英帝國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地理大發現”和歐洲的崛起是“地理”與“人文”共同作用的結果:歐洲被沙漠-草原通道阻隔在西端的地理現實以及奧斯曼帝國的擠壓,迫使歐洲文明只能選擇向海外擴張。與此同時,葡萄牙、西班牙和尼德蘭相繼崛起,成為殖民大國和海上強國,但卻由於自身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的弊端,難以避免的走向衰落。最終,歐洲海洋文明的集大成者——英國——克服上述國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最終成為歐洲帝國的翹楚。我們如果將目光投向更長遠的二十世紀就可以發現,英國的衰落也同樣標誌著歐洲時代的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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