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戲｜這個不看書的時代，TA竟為書殺了人

文 | Eva

據說謀殺是一種習慣，因為不難。

據說人們都喜歡挖掘老歌、老的衣裳，以及塵封舊案。

這個悶得筆者蠻想“打打殺殺”的4月，電視劇《喜鵲謀殺案》（Magpie Murders）原著的開頭，具備那麼一點點清熱降火的功能：“一瓶紅酒，一包家庭裝的烤乾酪玉米薯片配一罐薩爾薩辣醬，旁邊放著一包煙；雨噼裡啪啦地敲打著玻璃窗；還有一本書。”

紅酒，無。薯片配辣醬，無。煙，不抽。雨？不愁。魔都的雨，姑且用一屋子的書來解憂。

據說“看謀殺”也是一種習慣——偵探小說，尤其本格派的偵探小說常予人微妙的衝突感，即直面犯罪帶來的刺激，和好整以暇隔岸觀望帶來的安穩。因此，情緒紛亂之際，選一本偵探小說，或者選一部偵探影視劇打發時光，其實是調劑、是發洩、是安撫。

小說《喜鵲謀殺案》曾橫掃本格推理五大獎項，問鼎日本推理十佳第一名。作者安東尼·霍洛維茨（Anthony Horowitz）系福爾摩斯、007等同人小說官方認定的續作寫手，上世紀90年代起便開始改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想必，由他親自擔任編劇，劇版《喜鵲謀殺案》不至於令筆者“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喜鵲謀殺案》的兩顆明星：大偵探阿提庫斯·龐德（Atticus Pünd），蒂姆·邁克穆蘭（Tim McMullan）飾；出版社編輯蘇珊·賴蘭（Susan Ryeland），萊絲利·曼維爾（Lesley Manville）飾

筆者並沒有失望。然而，當彬彬有禮的大偵探龐德與他的賴蘭小姐揮手道別，當喜鵲從樹梢一隻接一隻飛走，還是未能忍住心頭淡淡的惆悵——

“他不只是個朋友，他是我認識的最善良、最聰明的人。”

Farewell， Atticus Pünd。 再見了。

兩個世界案中案

《喜鵲謀殺案》的大女主蘇珊·賴蘭是個資深的編輯，她所在的小型出版公司手握一張王牌——推理小說作家艾倫·康威（Alan Conway）。康威創造的“大偵探龐德”系列大受歡迎，第九本即將付梓。出版公司的老闆查爾斯（Charles Clover）面臨退休，如果能順利地把龐德系列連同公司賣給大出版集團，就能安享富裕的晚年。豈料，蘇珊收到的最新書稿，不知何故居然缺了最關鍵的最後一章，而康威亦蹊蹺地墜亡……隨著閱讀的深入、調查的深入，蘇珊越來越確信，書中的案件與現實世界的案件千絲萬縷、交相纏繞。

本劇“雙世界+雙偵探”的結構屬於比較工整的“套娃”藝術：書外，蘇珊一邊追蹤書稿，一邊破解康威謎案；書裡，龐德的注意力則聚焦在男爵之死及男爵府邸發生的其餘幾起“意外亡故”案件上。艾倫·康威成了一條紐帶，他個性卑劣自私、極度記仇，會把生活中“得罪”過自己的人和自己看不慣的人化作筆端不堪的丑角。而一無是處的姐姐、粗鄙的園丁、販賣贓物的古董商等各懷鬼胎的疑犯集中在表面風平浪靜的村鎮，又偏偏是那麼“阿婆”，一條條“紅鯡魚”游來游去，無疑是對“女王”克里斯蒂、對多蘿西·L·塞耶斯、對本格派推理經典的致敬。

萊絲利·曼維爾看上去頗為機敏，可以嘗試扮演馬普爾小姐

康勒斯·希爾（Conleth Hill）飾艾倫·康威

這份大張旗鼓的致敬，令古典推理迷大呼過癮。“七隻喜鵲”的童謠首先讓他們聯想到“十個小黑人”（《無人生還》）、“唱一首六便士之歌”（《黑麥奇案》），隨著故事的推進，他們又發現這首童謠之於案情，實則更像“五隻小豬”（《啤酒謀殺案》）——童謠和謀殺案主線並無干係，卻在無形中烘托著故事爛漫詭異的氛圍。案中案部分，典型的黃金時代推理風格，莊園、小屋、湖泊；貌似被害的是意外，偽裝橫死的是謀殺；指控的真實物件被故意模糊，障眼的花哨幌子被拋到臺前……更有趣的是，案中案的三個主要探案角色一一對應著波洛系列的人物，甚至連名字發音的韻腳都相似。

書裡憨態可掬的警察、C位的大偵探、大偵探的小助手，古典推理迷眼熟的配置

電視劇的呈現效果超越了原著小說。張弛有度的節奏，近乎完美的剪輯轉場，同一演員輕鬆分飾二角的“對號入座”，不同年代濾鏡和服化道的差異，巧妙地規避了本可能顯得生硬、混亂的兩個次元的不停穿插，充分彰顯了影像的優勢。更重要的是，身為阿婆的迷弟，霍洛維茨繼承了“阿加莎風貌”的優雅、圓滿：偵探總能解開謎題，就像每天總有日升月落。不管現實如何，我們永遠可以躲進推理小說的城池堡壘，在作者的指引下進行一場公平的遊戲。這裡雖然意外迭出，恐懼、嫉妒、憤怒、貪慾……文明的基本卻還沒有遭到徹底的破壞，一波三折之後，真相終將大白，不負苦心探索之旅。

昨日固然有憂傷的印痕無從排遣，但不至於真的出現變態、野蠻、混沌、無序的一面，對於已經活得足夠艱難的讀者而言，這種披上了一層珠片薄紗似的敘事，可以被當作是一種享受，乃至是一種逃離。遑論英格蘭的鄉鎮美景如詩如畫，芳草綠茵、森林幽趣、華屋小樓、臨街酒館，隨手一截，就是妥妥一張桌面桌布——

缺憾與悠遠回聲

當然，《喜鵲謀殺案》也存在不少缺憾。

很明顯，霍格維茨模仿的水平，遠超其獨闢蹊徑的天賦。他能夠布陳諸多大師作品中“驚豔一槍”的瞬間，卻難以為之注入新的生氣，過多的鋪墊後，是匆匆“殺青”。《喜鵲謀殺案》的案中案，過往的隱秘罪惡是悲劇的源頭，但大偵探抽絲剝繭的過程，難尋層層遞進的縝密，多少顯得針腳粗疏，使真兇現形不如預期的那般激動人心。而蘇珊之所以“精準定位”殺害康威的兇手，更浮皮潦草狀若兒戲，全靠離職員工的一句話！對，一句話一錘定音，推理的快感、智力的較量，談笑間灰飛煙滅。最後，康威玩弄的異位字謎，被設定成他的催命符，就連這個殺人的動機在筆者看來也是孱弱的——歸根結蒂，為書殺人的背後是為錢殺人，問題是作家的惡作劇果真如此毀滅性麼？

倘若把要求再放高一些，兩個世界的謀殺案，該當形成互文和餘音，可惜霍格維茨棋差一著，未竟全功。幾個案件的核心並沒有本質的關聯，不同時空的匯合，沒有昇華故事的主旨。偵探小說曾被諷刺為“被玩壞了的貴族老爺的消遣”，每一部古典推理小說中的莊園命案，背後都是一個龐大家族的坍塌和重新洗盤，在這點上，《喜鵲謀殺案》淺嘗輒止，觀眾唯一能確定的是，乖張傲慢的康威住在氣派的府邸，自我消費著原創作品裡的失落空間，這似乎也宣告了那個時代早已遠去，徒留形式上懷戀的空殼。那種緩慢和雅緻，連同它的陰暗和殘忍，再也沒有辦法重現了，只存在於“虛構”。

不過，自始至終，蘇珊·賴蘭和阿提庫斯·龐德惺惺相惜。他倆的互動，一紅一綠兩輛小車在美不勝收的鄉村小道交錯前行，一女一男一實一幻步調一致，奏響了《喜鵲謀殺案》的清亮和聲，並蕩起陣陣悠遠的回聲。最瞭解、最珍惜龐德的人正是編輯蘇珊，她參與了他形象和人格的塑造，既是他的伯樂，亦是他的知己。劇版二人同框出場、直接對話，彼此映照、彼此成就，映象CP搭檔默契，觀眾自然產生情感共鳴。

“在我們的一生，稀罕的是遇到了解。”蘇珊與龐德稱得上心有靈犀，這是《喜鵲謀殺案》最動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