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游犯罪事實未查明，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不成立

金翰明律師：詐騙犯罪案件辯護律師，廣強律師事務所詐騙犯罪辯護與研究中心秘書長

近日，檢察日報刊登了一則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案件的不起訴案例，針對為網路犯罪平臺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服務，但是無確實、充分證據，證明被提供服務方存在涉嫌網路犯罪的事實，辦案機關僅僅依據提供服務方的言詞證據和交易記錄，難以認定犯罪事實，檢察機關最終認定，指控行為人構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

案情簡介：經他人舉報，張某向公安機關投案，陳述其利用微信、支付寶等支付渠道，為多個賭博網站提供資金結算服務，並從中獲得20多萬元的“服務費”。公安機關經過偵查，未能查明張某所供述的多個賭博網站的任何資訊，只調取到張某一方的微信、支付寶的交易記錄，交易頻繁且物件眾多，但未查證交易物件的身份資訊及其交易資金性質。

偵查機關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將張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院審查並經二次退回補充偵查後，仍認為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對張某作出證據不足不起訴決定。

第一，行為人已經陳述了為網路犯罪平臺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檢察機關為什麼仍作出不起訴決定？

首先，關於刑事辯護思維的一點探討，很多人認為，在本案中張某已經主動投案，且陳述其為網路犯罪活動提供資金、支付結算並獲利的事實，那麼本案的犯罪事實自然是毋庸置疑的？可直接對其定罪量刑？

必須強調，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和民事案件不同，且與社會生活中的樸素認識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區別，刑事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關於刑事訴訟證明標準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規定，是為了規避重口供、輕實物證據的情況，以正當法律程式，排除一切可能存在的冤假錯案。

以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來說，刑法處罰的是為網路犯罪活動提供幫助的行為，但是因為幫助行為本身的依附性質，司法實務中，我們無法脫離被幫助平臺（即電信網路詐騙、網路賭博、網路傳銷犯罪等平臺）的行為定性，單獨對幫助主體進行定罪處罰。換言之，如果尚不能確實、充分的證明被幫助方實施了相關網路犯罪行為，又如何能夠精準的定性提供服務方的幫助行為？

因此，此類案件即使很多人會認為，張某可能確實存在涉嫌犯罪的事實，但是檢察機關嚴格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依據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作出不起訴決定，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也正體現了刑事訴訟法的價值所在。

第二，本案的定性探討

檢察日報在該文中指出，本案的定性，存在如下幾種爭議：

其一，張某為網路賭博平臺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應成立開設賭場罪的共同犯罪；

其二，張某明知他人實施網路犯罪活動，仍為他人轉移涉案違法所得及其收益，其行為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其三，張某明知他人實施網路賭博的犯罪活動，仍為其提供支付結算幫助，根據兩高《關於辦理非法利用資訊網路、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構成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

其四，指控張某構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案客觀上，張某所陳述的上游網路犯罪活動，辦案機關並未查明任何實質性內容和資訊，即上游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法查明、無法認定，在此基礎上，作為提供幫助行為的下游人員，既無法認定成立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也無法單獨對幫助行為進行定罪。因此，張某不構成犯罪。

上述前三種定性的爭議，也是為電信網路詐騙、網路賭博、網路傳銷平臺提供技術支援、支付結算等幫助行為的涉案人員，應以何罪名進行定性的主要爭議，司法實務案例中，類似案例以上述三種罪名定罪、量刑都是存在的，其定性依據，主要還是取決於偵查階段收集的證據傾向性。關於上述罪名之間如何區分與辯護，金律師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探討，本文不再贅述。

具體到本案，本案了無論是開設賭場罪的共犯、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還是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罪，雖然刑法及其司法解釋並不要求上下游犯罪案件必須合併審理，也不要求上游犯罪必須先予審理，但上游犯罪事實必須成立、被查明，在上游犯罪未查明的情況下，不應單獨對此類幫助行為定罪，這也是檢察機關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