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的160萬分之一：深陷恐懼7年後，他與“恐艾”說再見

仔細檢查身上有沒有淤青、紅腫……整整七年，這幾乎是Alex每天醒來都要做的事。

“如果在發病期，一想到這個問題或者要去做檢測，我壓根就沒心思做其他事。”直到最近一兩年，Alex說，自己才算漸漸走了出來。

Alex口中的“病”指的是艾滋病恐懼症，一個看上去離艾滋很近，而其實又很遠的心理疾病。

恐艾：160萬人的隱秘

“恐艾並不是一個專有名詞，我們一般會說‘恐友’。”卜佳青是上海青艾健康促進中心的創辦人，14年來一直致力於讓沒有感染艾滋病的人懂得如何自我保護，以及讓艾滋病病毒（HIV）攜帶者瞭解如何去提升生命質量。

依據“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我國專家提出，艾滋病恐懼症是一種混合性神經症，其核心症狀可表現為焦慮、疑病、恐懼、強迫、抑鬱中的某一種或幾種，也可同時伴有與艾滋病的臨床症狀相似的軀體症狀。

疾病具有一定的人格基礎，起病常受高危行為歷史以及生活壓力事件的影響；艾滋病病毒（HIV）相關檢測結果為陰性，但患者內心痛苦，反覆求醫。

國家衛生健康委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國報告存活艾滋病感染者104。5萬例。雖然沒有具體的資料統計，但據成都恐艾干預中心預估，全國至少有160-180萬例恐艾症，遠超艾滋病感染人數。

“第一個詞我想到的是焦慮，源於對未來的一個擔憂；第二個詞是恐懼，源於未知，對自己狀態不明確。”回顧過去7年，Alex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對生活沒有太多的希望。

大多數“恐友”是發生過性行為後，懷疑自己被感染了，但也有一些人因為缺乏常識，恐懼的原因有一些可笑。

在上海青艾微信公眾號裡，一群形形色色的“恐友”躍然紙上：因為過敏性皮炎抽血，HIV是陰性的，有感染風險嗎；室友私生活混亂，我用了他的指甲剪，會感染嗎；我和物件前天去醫院檢查HIV，這樣會感染艾滋病嗎……

“其實，在後臺我們看到這些問題是笑不出的。”卜佳青說，雖然現在資訊發達，但預防、瞭解艾滋病的工作還是任重道遠。

恐艾症患者的一個共同表現就是會反覆在網路上搜索艾滋病的相關資訊。嚴重時，Alex基本上每天都會去網上查艾滋病的相關資訊，但螢幕上的文字從來不是確定的，因為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機率。

“這個時候我總是會盯著1%或者0。1%的機率去鑽牛角尖，去想我會不會是最不幸的一個。”雖然Alex明白，如果做好保護措施，感染艾滋機率其實非常低，“但過不了心裡那關”。

“社會對艾滋病仍有一定的汙名化、給它貼標籤。有人認為艾滋病是不道德的、不好的，所以得艾滋病的人一定是不好的人。” 卜佳青說，一些人就此把自己定義為這類“不好的人”，認為今天發生了這樣的行為，做了這樣的事情是不好的。

“正是因為心裡已經給自己這麼一個定位，但發現自己沒有感染艾滋病，內心會接受不了。”從心理學層面而言是自我、本我與超我之間的一種混亂。這會導致一個人的超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好人，但實際生活中並沒有感染艾滋病。

“好奇怪，不好的人應該感染艾滋病了，我怎麼還沒感染，然後他不斷地去期待、去等待感染艾滋病。”而由於沒有感染，“恐友”會很痛苦、很苦惱，逐漸轉化為恐懼。

所以，真正要解決問題是探索出這一行為背後的動機。

而這，往往與一個人內心最隱秘、最不願為人知的故事有關。

恐艾：社會關於“性”的偏見

當前，性傳播是我國艾滋病主要傳播途徑。根據國家衛健委2017年資料，感染者中異性傳播佔69。6%，男性同性傳播佔25。5%。

“做檢測、查資料、看心理醫生、吃藥等等，這些我全都經歷過，但最後走出來還是因為我找了心裡的癥結，慢慢與自己和解。”這也正是Alex面對攝像機鏡頭時，選擇戴上面具和帽子的原因。

7年中，有平靜，有反覆；有失落，也有希望。“回過頭來看，這段經歷的確讓我對人生、生活有了更多角度的思考，但如果可以，我絕不希望自己成為恐友。因為，這是一種煎熬的心裡疾病。”

目前，Alex的工作與生活井井有條，此前由於個人情感生活導致與父母的爭執與隨之而來對他們的愧疚也已和平化解。不過，他仍舊坦言“雖然我願意表達和分享自己的恐艾經歷，但並不代表我足夠勇敢去面對大眾的評判”。

如何尋找這樣一位願意講述自身恐艾經歷的恐友？在擁有15萬用戶、累計發帖1662萬的“恐艾吧”裡，我們發的“尋人啟事”曾石沉大海。

“恐友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恐懼艾滋病，以及解決這樣一個自我矛盾的過程中，他根本沒有心思去管其他任何事情。”前期溝通中，想從上海青艾這樣一個接觸大量恐艾者的機構中尋找採訪物件的希望也曾落空。

“可以，但我不想露臉，你們需要保證我的隱私不外洩。”這是Alex答應採訪後，發來的第一個“條件”。其實，最早商量的拍攝方式是Alex戴上棒球帽，背對著鏡頭。但溝通完採訪提綱後，他主動提出“我還是正對著鏡頭，背對著像做了壞事，不夠坦蕩”。

恐艾，是一個社會對於“性”的解讀與認知問題。

卜佳青說，他接觸過的恐艾者，大部分都有過婚外情、嫖娼等行為，事後他們會陷入擔憂，一個是害怕生病，一個是觸犯社會禁忌所面臨的道德壓力。

“他們無處可說，畢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有一位恐友是一名企業家，發生了婚外情後覺得愧對一起白手起家的妻子，對外還要表現一切正常，心理壓力非常大。”因為在當前社會環境下，艾滋病不只是生個病，而是對道德與社會性的全方位摧毀。

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在現代社會，“疾病”成為一種隱喻，從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倫理道德批判，進而轉換成一種壓迫。

最鮮明的就是社會中常以描述戰爭的詞彙來形容艾滋病。

例如，將艾滋病描繪成“生命殺手”、“人體免疫系統與防禦系統的侵犯者”，形容易感人群或艾滋感染者為“目標人群”、“高發區”，艾滋病防治工作則是“艾滋病戰役”等……

對於疾病的描述已成為了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艾滋感染者是“我們的敵人”，恐艾症患者則是“潛在的敵人”。

“雖然接觸了許多恐友，但是確診感染HIV的患者這幾年越來越少。” 卜佳青說，原先上海只有幾家艾滋病檢測定點醫療機構，如今每個區、每個社群衛生中心都有免費的艾滋病篩查服務。“無論是錢力、人力還是系統建設，政府在艾滋病防治方面巨大的投入產生了效果，我們在防艾一線的感受最明顯。”

縱相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