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後期在礦業是否也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在歐洲中世紀形成的“產業資本的萌芽”，存在於三個部門，採礦業是其中之一。中國明代中、後期的礦冶業，同樣也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單位。

自當時的鐵冶業中有關於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單位的明確記錄。嘉靖《廣東通志初稿》載：廣東“凡韶惠等處系無主官山，產生鐵礦，先年節被本土射利奸民號山主礦主名色，招引福建上杭等縣無籍流徒，每年於秋收之際，糾集兇徒，百千成群，越境前來，分佈各處山峒，創寮住札。每山起爐，少則五、六座，多則一二十座。每爐聚集二三百人，在山掘礦，煽鐵取利。山主礦主利其租稅，地鬼總小甲利其常例，土腳小民利其僱募”。

這裡的“土腳小民”是因為“利其僱募”而參加鐵冶生產的，而且其僱主是從福建上杭來的“無籍流徒”，只於每年“秋收之際”前來組織生產，大概是利用冬天的農閒季節進行短期經營，所以“土腳小民”與其僱主不會形成牢固的依附關係，可見這是一種符合科學含義的“自由”僱傭勞動。每爐所聚工人達“二三百”個，這表明在一個生產單位中僱傭勞動力的數目不小，不應屬於封建的小規模的僱傭勞動。很清楚，這裡的“山主礦主”類似於歐洲十六七世紀的土地所有者，充當僱主組織“在山掘礦、煸鐵取利活動的“福建上杭等縣無籍流徒”，相當於歐洲的租地農業家，而“土腳小民”則是被剝削剩餘價值的僱傭工人。這種經營方式自然是屬於資本主義性質的。

明朝人王士性記載了雲南銅礦業中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情形：“採礦事惟滇為善…其未成硐者，細民自挖……其成硐者，某處出礦苗，其硐頭領之，陳之官而準焉。則視硐大小召義夫若干人。義夫者，即採礦之人，惟硐頭約束者也。擇某日入採。其先未成硐，則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費，皆硐頭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礦可煎驗矣，有司驗之。每日義夫若干人入硐，至暮盡出硐中礦為堆，畫其中為四聚瓜分之：一聚為官課，則監官領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為公費，則一切公私經費，硐頭領之以入簿支銷者也；一聚為硐頭自得之；一聚為義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積聚而自為焉。”

根據這個記載，硐頭在“未成硐”之前，“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費”都需負擔，這說明他是擁有開發礦山資本的人；而被召來的“採礦之人”即“義夫”，卻是一無所有的人。礦山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因而採出礦石以後，要有四分之一上繳，以充“官課”。可見，這裡的硐頭也跟歐洲的租地農業家地位相似，“義夫”就是硐頭僱傭的工人。有的史學家認為：“在這裡是以對分產品的方式以代替貨幣付酬的，而且義夫要受到硐頭和封建官吏重重的剝削，並且受到硐頭的‘約束”，所以這裡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這是應予商榷的。

恩格斯曾說，僱傭工人和資本家的僱傭關係，“可能被參加分紅的組合形式所掩蓋”。這就是說，分紅的組合形式，不妨礙資本主義經營的實質，以對分產品的方式處理硐頭與“義夫”的關係，就是一種參加分紅的組合形式，可見它不應當成為否認這裡實行資本主義性質經營的理由。至於受硐頭的“約束”，也不應用來做這種否定的根據。馬克思說過：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的“直接生產者大眾來說，他們的生產的社會性質是以實行嚴格管理的權威的形式，並且是以勞動過程的完全按等級安排的社會機構的形式出現的，這種權威的執掌者，只是作為同勞動相對立的勞動條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種生產形式中那樣，以政治的統治者或神權的統治者的資格得到這種權威的”。

可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並不是不要“嚴格管理的權威”，即不是不允許資本家“約束”工人，只是這種“嚴格管理的權威”即“約束”，不許紮根於政治的統治權或神權，而要依靠其掌握“勞動條件”的地位；這正是資本家對僱傭工人的權威與奴隸主、封建主對奴隸、農民的權威的重大區別之一。

當然，資本家對工人的這種“嚴格管理的權威”即“約束”，也不能發展到人身的依附或隸屬的程度，這也是它與奴隸主、封建主對奴隸、農民的權威的重大區別。雲南銅礦業中“硐頭”之得以“約束”“義夫”，正是由於“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費，皆硐頭任之”，即由於“硐頭”是“勞動條件”的掌握者；另外，從史料來看，也並沒有發現“硐頭”得以佔有或半佔有“義夫”的人身。所以硐頭與義夫的關係，應看作是僱傭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