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對歷史學性質的思考主要是針對其社會政治制度的論證而引發的

盧梭作為一個社會政治哲學家，他主要關心的是，如何為人類找到一種符合人性的社會政治制度。但是為了論證他的政治思想，他不時流露出天才的歷史觀。

盧梭的社會歷史觀，主要集中於其《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中，這也是其具歷史感的一本書。雖然盧梭並沒有建立一種歷史哲學，但他卻湧泉出歷史觀點，使他的歷史觀具有了深邃而又辯證的品格。

此外，盧梭與其啟蒙運動，和德國的浪漫主義思潮的獨特聯絡，使他的歷史觀在歷史哲學的興起中，成了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盧梭是啟蒙運動的產兒，但又是這一運動的叛逆者。他與其他啟蒙思想家過分崇拜理性的看法不同，他似乎具有反啟蒙的傾向。

啟蒙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要把人理性化，但在盧梭看來，把人理性化的前提是先把理性加以人化。因為理性並非是外在於人類歷史的抽象形勢，而是人類歷史長期發展的結果。

對此，盧梭認為野蠻人在本能中，只是有生活於自然狀態需要的一切，“他只在逐漸發展得起來的理性中，才具有生活與社會中所需要的東西。”啟蒙意識要用理性來考察一切，現在對理性自身的反思，似乎在盧梭那裡開始覺醒了。

正如奧伊則爾曼所指出的：“啟蒙的‘理性明燈’照射著外部世界，並將驅散各處的黑暗，但不驅散自身的黑暗。對自己來說，它仍然是黑暗的。而盧梭則把這樣的亮光投射到理性的黑暗。”

然而，盧梭並非走向啟蒙運動的對立面，那只是說明啟蒙精神發展的必然結果。盧梭贊同以理性的眼光來考察歷史，但是徹底的考察，必然導致理性本身的歷史考察。

啟蒙運動用理性的尺度來衡量一切，卻忘記了理性本身的歷史性質。盧梭首先意識到這個矛盾，從而開始啟蒙意識的自我批判的過程。

啟蒙運動倡導理性，理性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而盧梭在運用理性時，卻發現並非是那麼一回事。理性本身的發展過程中，總伴隨消極的東西。盧梭看到了這一矛盾，即進步就是一種退步。

對歷史和理性之間的矛盾，以及它們各自自身的矛盾的揭露，在盧梭那裡是以探討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發展途徑進行的，即人類社會歷史是從自然的平等時期——社會的不平等時期——社會契約的平等時期的辯證統一方式展開的。

在這一個時期，盧梭為了明確論述，不平等的起源與發展的原因，他在理論上假設了一個前提，即人類進入社會以前，處在一個自由平等的自然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