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文藝世俗精神的成因是非正義性政權的建立和分封制的內在影響

西晉司馬氏統一全國後倡導以“孝”治天下，雖然有以儒家思想治國的政治設計，但是主要還是為了掩蓋西晉政權的非正義性，擔心自己篡奪來的政權又被別人篡奪。《晉書·宣帝紀》唐太宗“制”文雲：“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柞？雖複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尤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天未啟時”云云，明白道出司馬氏以晉代魏不合天時，“智競”、“力爭”揭示司馬氏代晉前的種種陰謀。初唐史臣洞察了司馬氏提倡“以孝治天下”的真實動機。既然“以孝治天下”主要是掩耳盜鈴之舉，就很難發揮淳化世風、鞏固統治的作用，反而在社會上滋生“貪鄙、淫僻”的風氣。

一、非正義性的政權與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

《晉書·武帝紀》載：“平吳之後，天下義安，遂殆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後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這就是西晉自公元280年以後奢靡、昏庸、黑暗、腐敗的政治，說明西晉統治者倡導“孝”治之不真。

西晉“貪鄙、淫僻”的社會風氣勢必影響士人的人生情趣、心態和人格操守。

諸多研究指出，西晉士人普遍心態輕佻浮躁、缺乏人格操守，西晉士人絲毫不諱言物質享受。《晉書·陸機傳》載：“然（陸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浸淫在“貪鄙、淫僻”的世風中，就連“伏膺儒術”的陸機也“以進趣獲譏”。

《晉書·潘岳傳》載：“嶽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慜懷之文，嶽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嶽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嶽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嶽終不能改。”

金朝詩人元好問感慨道：“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誰會想得到，“才名冠世”、“勤於政績”的潘岳為攀附賈謐竟望塵而拜。“潘陸”引領西晉文壇，他們在人格操守上表現出進趣、攀附、輕躁，其他西晉士人的人格操守是可想而知的。

西晉肆意宣揚、享受物質生活計程車人代表是石崇。《晉書·石苞傳附石崇傳》載：“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與貴戚王愷、羊誘之徒以奢靡相尚。‘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身名俱泰”雖然是從石崇的口中說出來的，但的確很能代表西晉士人不諱言物質享受的普遍情形。

總之，西晉武帝企圖提倡“以孝治天下”掩蓋政權的非正義性，影響所及，世風愈加颳起“貪鄙、淫僻”之風，士風“進趣”、“輕躁”、“卑佞”，“望塵而拜”、“身名倶泰”就是西晉士人的代名詞。

在此世風、士風之影響下，文藝被當成諂媚權貴、獲取名利的工具，學風尚博、士風炫才耀博，文藝似乎一下子墮入卑俗的境地，體現一種十分鮮明的世俗精神。西晉文學、繪畫、書法、音樂等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世俗精神，文學、音樂尤其突出。

有的西晉士人從“貪鄙、淫僻”的世風和輕佻浮躁計程車風中突圍出去，從而引領文藝迴歸凡俗，這也體現了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如：潘岳、左思對親情的抒寫；

當世

文臣武將入畫；“嘯”、“詠”等音樂形式和琴、笛等樂器的逐漸流行等。

二、分封制與西晉文藝的世俗精神

陳寅恪先生說：“罷州郡武備與行封建制度，是西晉政治上的兩件大事，影響甚巨。”分封制於西晉政治之重要性可見一斑。泰始元年武帝分封諸王，目的是依靠宗室戚屬長久穩定西晉政權。陳寅恪先生指出，西晉採用分封制度意味著代表儒家強宗豪族的司馬氏奪得了政權，九品中正制被門閥制度所取代。分封制減少了西晉庶族、吳蜀亡國文士的進身的途徑，士人出現隱逸避世和攀附權貴兩個極端，總體上後者居多。

分封制還是西晉陷入內憂外患的罪魁禍首。

《晉書·簡文三子傳》唐史臣評曰：“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屬亂階。”“晉氏之禍難荐臻，實始藩翰。”西晉分封制一方面造成西晉文士顛沛流離的生活和艱苦的文藝創作環境，另一方面減少了西晉寒士、亡國文士的進身途徑，他們被迫放棄文藝創作的原則和健康的審美趣味，去迎合掌握權力、財富的諸王的審美趣味，西晉文藝因之具有濃郁的世俗精神。

汝南王司馬亮雖“少清譽有才用”，因“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眾心，由是失望”。可見，司馬亮貪婪、虛榮、胸無大略。楚王司馬瑋“性很戾，不可大任”，只是賈后削除衛璀、司馬亮的一粒棋子。趙王司馬倫“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眾望”，後倫、秀“矯詔”、篡位。“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黯小人，貪淫昧利。

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竟榮利

，無深謀遠略”。“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

倫繼位後，“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

齊王司馬冏“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司馬攸）風”，輔政後大興土木、“沈於酒色，不入朝見”、“惟寵親暱”，最終令“朝士側目，海內失望”。長沙王司馬乂“孺慕過禮”，誅殺冏，終捲入骨肉相殘的爭鬥殺伐中。成都王司馬穎做了“儲副”後，“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眾望”。

由上引《晉書》關於西晉諸王的記載，可知，汝南王司馬亮、司馬顒、司馬越、司馬冏年輕時候確為可塑之才，然一旦捲入政治鬥爭中，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司馬瑋“性狠戾”，成為外戚殘殺大臣、諸王的棋子，因“無學”、“不知書”而“庸下”、“無智策”的司馬倫任用如牽秀一樣的邪佞之人，只圖獲取“榮利”，因“狗尾續貂”而臭名昭著。司馬瑋、司馬倫簡直就是政治災難的製造者。

司馬穎、司馬越有“無君之心”、“不臣之跡”，也是西晉政治混亂的罪魁禍首。唯有“少有清名，輕才愛士”司馬顒留下一個好形象。總之，西晉自永熙元年陷入宗室內亂之後，

“八王”就或主動或被動地捲入權力爭奪中，你方唱罷我登場，一陣熱鬧後都不免淪為權力的犧牲品。

西晉藩王昏庸、貪婪和殘暴，與建安“三曹”迥然有別，西晉一大批有文才計程車人不僅沒有受到他們的延攬、愛惜、保護，而且或直接或間接地死於他們之手，陸機、陸雲、潘岳和張華就是例子。劉勰《文心雕龍·時序》雲：“前史以為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嘆息！”故以“二陸”之死為例再說明之。

《晉書·陸機傳》載，陸機委身成都王司馬穎，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討長沙王乂，讓陸機作後將軍、河北大都督。後作戰失敗，遭宦人孟玖、

牽

秀誣衊，他們說“陸機將反”，遂被害於軍中，弟陸雲和子蔚、夏一同罹難。

陸雲原本是一位恪守儒家倫理道德的文士，不像他的兄長那樣性格張揚、功名欲強烈，但因兄長連坐被處死。陸雲之弟陸耽在陸機之禍中同樣慘遭殺戮。

可見，在西晉諸王相爭的政局中，文士的生命如同草芥，生前甚至死後只充當諸王爭權的工具，為權利而生的諸王是不會把文士的德、才放在眼裡的，誠令人扼腕慨嘆矣！

從《晉書》、《晉陽秋》等的記載來看，西晉藩王根本就是一幫只知追逐政治權力和物質慾望的動物，與西晉之前之後的諸王、太子相比，他們顯然文雅不存、浪漫不再。“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是啊！當統治者昏庸、貪婪、殘暴，沒有起碼的文藝情趣，小人一旦得勢，最先遭到殺戮的就是那些以正直、清高自譽的苦命文人。

陸機、陸雲、潘岳、張華等西晉文士的遭遇與屈原的遭遇何其相似！張興成先生指出，“西晉宗室封爵”的特點包括：“皇子、皇弟等受封王爵等高爵者年齡均較小”；

受封

年齡較大者；“西晉始封王的封國等第並非固定不變，存在一個動態調整的過程”。

西晉分封制所封諸王的年齡普遍較小，因此西晉分封的諸王大多缺乏文藝積累，由之更談不上什麼文藝才能，這是其一。其二，西晉分封諸王封國的流動性不利於延攬、聚集文藝人才。

由於以上原因，分封制下的西晉諸王形成的對文藝、文士的認識勢必深刻影響到整個西晉文藝、文士的狀況。

西晉分封制下的宗室諸王承繼了司馬懿、司馬昭父子“務深方術”而“跡沉儒雅”的稟性，

不論文士們選擇依附他們，還是抗拒他們，結果都是“運涉季世，人未盡才”。

僅僅因為某

一個

後世看來十分荒謬的理由，文士就遭到無辜的殺戮，他們滿腹的文才根本觸動不了宗室諸王們內心起碼的憐憫、珍惜之情。極度缺失文藝趣味和文藝精神的西晉宗室諸王會給西晉政權、文藝帶來什麼有益的作用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西晉諸王之所以手握生殺予奪的大權，其根源就是分封制所賦予他們的地位和權力，然而，他們似乎並不自知自足，更是逆魏晉文藝自覺的時代大潮，變本加厲的戕害西晉文藝、文學的一個個“脊樑”，無情地將之紛紛擊碎，讓西晉文藝、文學留下不可彌補的遺憾。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先言“晉雖不文，人才實盛”，然竟以“人未盡才”之慨嘆結束，極能揭示西晉文士、文藝之不幸、西晉文學成就之不高，士風卑俗，文藝充滿世俗精神無不與西晉分封制息息相關。

總結

西晉政權的非正義性促使文藝之士普遍形成“卑佞”、“進趣”、“輕躁”之人格，形成“身名俱泰”之人生情趣，進而滲透影響他們的文藝創作，西晉文藝因此充滿濃郁的世俗精神。西晉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導致前治後亂之政局打破了文藝創作的穩定環境，肆意戕害許多即將達到文藝創作成熟期的文藝之士，如“二陸”、潘岳，西晉文藝的這種意外中斷讓西晉文藝很難有機會平靜地反思，

因此文藝沒有得到應有的昇華，很難再有機會突破既己形成的世俗精神。

在我國古代文學史、文藝史上，獨有西晉沒有形成文人集團，原因是分封制下諸王大多昏庸、貪婪、殘暴，缺失文藝情趣，沒有延攬、愛惜文藝之士的浪漫和風雅。在眾多小人的讒毀、操縱下，西晉文藝之士頻頻慘遭殺戮，這就遏制了西晉文藝繼續發展的可能性，這樣的悲劇要到偏安江南的東晉才得以改變。因為政治，西晉文藝被迫走向世俗，政治是西晉文藝世俗精神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