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南安文廟名師宿儒雲集

在歷史上曾有完整備制，宮牆峻整，吸引大批人才前來參與興教、傳經授業——

曾幾何時，南安文廟名師宿儒雲集

與南安文廟相關的數塊碑刻被珍藏於泉州市南建築博物館中

南安文廟殘存幾乎被茂密樹林和草叢所遮蔽，僅露出一角。

泉州網訊 （記者吳拏雲 文/圖）文廟，又稱孔廟，是古代為祭祀孔子和推廣儒家教化而興建的重要禮制性建築，也是古時士子的“修身天地、晉身之階”。南安文廟（古稱南安孔廟，亦稱南安縣學、武榮黌宮），北宋欽宗靖康年間（1126—1127年）建於縣治西，紹興年間（1131—1162年）邑令劉孔修移建今所，迄今已有800多年曆史。1952年，因廟殿失火，荒廢至今。近日，南安市有關方面宣佈啟動南安文廟復建工作，令泉州文化界人士為之振奮。那麼，南安文廟古時究竟是如何建制的，曾有過哪些建築物？又有哪些名師曾在文廟內宣教？不妨讓我們去一探究竟。

據南安文史學者王贊成介紹，宋時，朝廷奉行“興文教”國策，先後發起三次興學運動，各地州、縣學相繼落地生根。南安縣學是在第三次興學運動之後創辦的。據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四·學校》介紹，南安文廟在宋靖康年間建成後，除劉孔修移建的那次外，還有3次修繕：乾道三年（1167年）、六年（1170年），令鹿何、朱端章相繼修之；寶慶元年（1225年），令毛淮增高之。不幸的是，在景炎間（1276—1278年），文廟便“毀於寇”。

文廟最重要的建築物是大成殿和明倫堂，它們分別承擔祭祀和教學職能，圍繞它們再形成各種建築群。實際上，南安文廟在宋代只能算初具規模，真正擁有較為完整的備制是在元代。元初至元中期，統治者將重興路、縣學視作籠絡儒士、化誘風俗、維護統治的一種手段，因而各地積極開展重建、重修文廟的工作。據《泉州府志》載，元延祐年間（1314—1320年），縣尹李日曄重建南安文廟；泰定年間（1324—1328年），縣尹劉孚繼修。元統二年（1334年），縣尹劉升火兒建殿廡、戟門、欞星門，殿左為遵道堂，殿右為明倫堂。至正初（約1341—1350年），縣尹常瓚闢泮池。不難看出，這時的南安文廟才展露出了它該有的恢宏氣勢。但好景不長，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南安文廟又毀。

進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確立“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的文教政策，各地官宦、鄉紳對於文教事業十分重視，繼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重建、擴建、修繕府、縣學上。洪武、永樂間，南安文廟修齋舍、儀門；宣德年間，先後建欞星門、廨舍，拓泮池、射圃，立觀德亭於圃中；弘治年間，先後建饌堂、號房，修禮殿、欞星門、明倫堂，移建舊牌樓於廟學左右，復建齋宿；嘉靖年間，建敬一亭、啟聖祠，鑿泮池、建石橋，並立文昌、臺甲二臺，建應奎、毓秀二坊。此時的南安文廟堪稱規模龐大、氣勢雄闊。後又設四門先生專祠在文廟東，奉祀唐代四門博士歐陽詹；設朱子祠在明倫堂左，奉祀大儒朱熹；設名宦祠在文廟東，奉祀歷代知縣、教諭、訓導。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在重修文廟時續建文明閣，後來又屢有修繕。明代所立的一些重修縣學碑記記載了南安文廟明代重修的歷史，部分碑刻迄今仍存。

在重視文教政策的導引下，明廷還在地方設立提學官、提調官、學官三級管理體制，加強府、縣學的行政管理，同時吸引更多名儒參與興教，提升府、縣學的教學質量。據民國《南安縣誌·職官志》介紹，明時，南安縣學設“儒學署”，為地方官學的行政機構。整個大明王朝276年間，南安縣學共有教諭46人、訓導77人。這些人中不少是名師宿儒，如包原明、郭器、彭顯烈、陳恩、區鶴鳴、龔士鏢等，他們學問淵深、篤實嚴謹，對南安文教的較快發展，起到了不可小覷的推動作用。在這一期間，南安文教出現“百里之間，弦誦相聞”的盛景，讀書風氣濃郁。

清朝在基本沿襲明朝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施行籠絡與鉗制兼施的文教政策。清代的幾次文字獄，對各地府、縣學打擊頗大，儒生的思想受到嚴重禁錮，自由講學、辯論的風氣已大不如前朝。清順治元年（1644年），兵寇毀壞南安文廟，順治十四年（1657年）重修。康熙三年（1664年），文廟遭遇大水傾圮，廟前石坊也坍塌。從康熙六年（1667年）起，歷經雍正、乾隆、道光、咸豐、光緒等朝，先後重修了南安文廟的戟門、欞星門、大殿、兩廡、啟聖祠、文昌閣、奎星閣、名宦祠、鄉賢祠、朱子祠、崇聖祠、四門先生祠、石坊等。據民國《南安縣誌》載，清代南安文廟曾有兩名來自建安（今建甌）的教諭十分有名，其一是解元潘金卣，另外一位是舉人陳翰墨。

民國初，南安文廟還有兩次修繕：一次在1913年，增建明倫堂東西房，並葺雲泮橋；另一次在1915年，修葺兩廡。到了1952年，因廟殿失火蔓延廊廡，南安文廟被燒得僅存前門及部分殘垣，令人痛心。

斗轉星移，滄海桑田。回首南安文廟歷史，有輝煌時刻，也有落寞時分，興衰兼具。如今該文廟意欲復建，猶如一文化之塔將重新屹立，民眾歡欣鼓舞。泉州市文物保護研究中心研究員陳鵬鵬表示，南安文廟歷史格局比較完整，建議對現存舊址環境進行全面的清理整治，並進行科學考古勘探，取得詳細歷史資訊，為南安文廟保護修復及重建工程提供科學依據。修復及重建應盡最大程度保留遺構，呈現原有建築規制。

重讀南安文廟古碑刻

這些古碑刻對釐清南安文廟歷史發展脈絡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南安文廟在20世紀70年代曾作為北峰中學招聯分校的校舍，從這張攝於1972年1月的畢業照上還可看到當時的建築。（王贊成 供圖）

《御製》碑為明代碑刻

核心提示

在過去的800多年曆史中，南安文廟屢廢屢興，亦留下了不少記述歷史的碑刻。那麼這些古碑刻為我們遺留下了什麼歷史資訊呢？且待我們一起去解讀其中的部分碑刻。

□記者 吳拏雲 文/圖（除署名外）

“孕靈之勝區， 蜚英之名宅”

南安文廟舊址位於豐澤區北峰街道招聯社群鄭成功焚青衣處旁，它始建於北宋欽宗靖康年間，已有800多年曆史。現今僅存的殘垣斷壁被深掩於樹木與荒草間。舊址旁有工廠與田地，繞行觀察時還能發現柱礎、條石之類的歷史遺留物。據南安文史學者王贊成介紹，早前在此還曾發現一塊“南安縣貞烈節孝祠”匾額。

在舊址殘存的一面牆上嵌著三通古石碑，雖有風化，所幸字跡尚能分辨。這三通古碑分別為明代歐陽模撰《南安縣重修儒學記》、明代傅履階所撰《南安縣重修儒學記》和清代吳觀域所撰的《重修南安學記》。

歐陽模是南安人，字宏甫，號八山，泉州衛指揮僉事歐陽深之長子，明嘉靖戊午（1558年）舉人、己未（1559年）進士。歐陽模歷官都察都事、戶部員外郎、寶慶知府、廣西按察司訓使等職，為人“篤於倫常，寬裕溫好”。他所撰的《南安縣重修儒學記》講述的是萬曆年間泉州郡侯的佐官陸鰲來（號駕山）見南安文廟垣牆坍圮，向上申請資金修繕，終使南安文廟重煥光彩的事蹟。

在歐陽模撰寫的碑記裡，對南安文廟地理情況記載詳盡：“南安縣廟學，在邑治城外迄東二三里許。其地自翠屏山右轉，經田麓數里，突一峰，為文廟、學宮肇基。清源、雙陽、九峰諸山環其後，金溪、黃龍江水繞其前，湍流、□山、鎮市抱其東南。學大門外，疆畝溝洫井然流注其間，海潮長入於內汛。”（□為無法辨認的碑文，下同）歐陽模認為南安文廟是鍾靈毓秀的好地方，“蓋孕靈之勝區，蜚英之名宅也”。

然而，因為臨水，南安文廟也時常遭遇水患，“值歲大浸，江水前溢，垣牆輒圮。隆慶三年（1569年）重修，至是復圮。前大尹江陵蕭君應鳳，請於當道，未竟”。蕭應鳳是萬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600—1603年）擔任南安知縣，他雖屢次向郡內掌政者打報告，請求修繕南安文廟，卻沒有下文。後來，浙江海鹽人陸鰲來至泉出任“郡侯別駕”（即知府的佐官）時，重新向上提出申請，終獲資金撥款，開啟了南安文廟的重修工程。從歐陽模的記述來看，陸鰲來應該是位雷厲風行之人，因為“不數月，頹廢者起，圮壞者完，丹青黝堊牢固”，南安文廟數月內就被修復成功，並且“望之煥然”。

歐陽模認為，修繕文廟一事不僅僅是普通地方政務，而是關係到整個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辦好廟學，培養士子，才能源源不斷為國家輸送可用之材，這是最重要的——“夫成毀，物之因；修舉，政之務。然此其小者，非關廢興之大也。國家設學校以養士大夫，道化之昭垂，將與日月並耀，天壤比隆。此豈徒規制弘備，士所為游泳服習其間；亦其豈徒詞章聲華取世資，彬彬先後謂興起哉？蓋幼學壯行，家修而廷獻”。歐陽模還引用《周易·蠱》中的“君子以振民育德”，以此告誡儒士們要接濟幫助民眾、涵養自己的德行。

由於碑文提及“維時新父母吳郡張君國維，以名進士來令吾邑”，故可推斷此碑文撰寫於張國維剛剛走馬上任南安知縣那一年，即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

清乾隆本《泉州府志》上有南安縣學多次修繕的記載

古時南安文廟前挹紫帽山，後負雙陽山，探勝挹秀。如今在南安文廟遺址附近，亦有“靈秀所鍾”石牌坊。

知縣趙時用捐俸修繕

傅履階，字則及，萬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進士，民國《南安縣誌》載他“以民部郎出為楚雄知府”，致仕後“見重鄉評”。和歐陽模一樣，傅履階也是南安人。他親撰的那塊《南安縣重修儒學記》碑，披露了萬曆年間南安文廟在海潮、風雨侵襲下崩圮，南安知縣趙時用（直隸海陽人）帶頭捐俸重修的事蹟。

《南安縣重修儒學記》碑載：“武榮黌宮，在邑治外三里許……顧其地平夷曠衍，八面來風，仍嚮邇黃龍□江，受海潮間值暴雨往颮，東西川傾注，海濤逆湧，宮牆之外匯為巨壑，恆慓焉崩圮是虞。甲寅秋，風雨殊常，黌舍崩圮，視往昔特甚。”武榮黌宮即指南安文廟，從碑文可以看出，當時文廟地處兩江交匯處，宮牆受海潮衝擊甚大，時刻有崩塌的危險。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年，1614年）秋，風雨大作，文廟學舍崩圮情況比往年更加嚴重。

回顧歷史，其實早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南安知縣史孔吉就已開啟南安文廟重修工程，不過他很快就離任了，工程因此擱淺。趙時用接任知縣之職後，卻遇全縣天災不斷，據《南安縣重修儒學記》載：“惟時民困災害，百廢宜襄，程費浩繁，良籌難展”，重修文廟的資金沒有著落。不過，趙時用沒有被一時的困難嚇倒，他堅持續修文廟，並“倡以捐俸”。在他的帶動下全縣縉紳紛紛捐資助力，“協成勝事”。據傅履階的記載，當時趙時用先修文廟，再修明倫堂，接著修齋房、廊廡。“衰者正，朽者易，缺者補。繼整啟聖祠、賢宦祠，諸凡師弟子起居、藏修、遊息之所，蔇茨丹堊，靡不艱完。”另據文獻稱，趙時用還重建文明閣於廟右，塑魁星像於其上。這次重修“始於甲寅季冬朔日，落成於丙辰季春望日”，前後歷時一年多。

傅履階對知縣趙時用的所作所為大加讚賞，稱“今侯方膺萬□，遷宰首閩，譽望日隆，要津浚陟，皆侯分內事。異日者，豐侯鼎彝之勳，而追其奮跡之地，必曰南安始基之也。則茲七尺貞珉，與召伯之棠並永矣”，認為南安是趙時用建功立業之地，未來表彰、總結他功勳之時，現今這塊碑刻亦能萬古不朽。

《宸翰》碑製作精良

遺址附近有鄭成功焚青衣處

“門牆峻整，祠宇鬱蔥”

南安文廟舊址裡第三通碑刻《重修南安學記》的撰寫者吳觀域，其身份比較特殊，是當時南安邑的縣令。吳觀域為清代浙江錢塘人氏，賜進士出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吳觀域奉詔出任南安縣令，結果上任的頭三天，他前往拜謁南安孔廟（即南安文廟）時發現這裡“堂廡傾圮，撩垣殘缺……未幾水溢，飄搖殆盡”，遂起修葺之意。這些都見載於碑記之中。

為了籌集修繕資金，吳觀域也是帶頭捐資，縉紳潘盛、博士黃廷琮自告奮勇來出任助理，南安邑的縉紳見此也都慷慨解囊，“邑中紳衿共事者紛紛焉”，最後吳觀域請陳霞翥、陳大任二人擔任董事，負責修繕事宜。

這次文廟重修耗時7個多月，大功告成。吳觀域撰寫《重修南安學記》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六月，當時修繕後的南安文廟看上“赫赫其廟，肅肅其宮，門牆峻整，祠宇鬱蔥”。吳觀域自己評價稱：“雖未增美於前，亦不廢墜於後。庶幾此邦人履其庭，登其堂，慨然嘆古先王之遺澤常存，大聖人之流風如接。家喻孝弟，戶懷仁讓，循循人倫之中，求其不忝為人，則深合千百世崇祀孔子大善，而於今天子崇文敦行之意舉無負矣。”應該說，還是很滿意的。

吳觀域對於為何要崇祀孔子也有自己的一番說法，這裡也將其列出：“夫社稷，土谷之神也；孔子，人倫之表也。人倫不能一日而廢，土谷尤不能一日而廢。人倫一日而廢，土谷則無以為生；一日而廢人倫，則無以為人。無以為生，猶可言也；無以為人，不可言也。故天下萬世崇祀焉，以報成人之德……”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認為孔子是人倫的表率，崇祀他是因為孔子教導人們如何成長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南安修儒學記》碑上的文字已經漫漶不清

遺址殘存的牆上嵌有三塊古碑刻。圖為文物保護工作者正在進行碑刻拓片工作。（王贊成 供圖）

嘉靖帝尊孔崇儒的 見證物

據王贊成介紹，除了在舊址中出現的這三通古碑外，目前在泉州市南建築博物館內還收藏著與南安文廟有關的數通明代古碑刻：一通是名儒傅夏器所撰的《南安修儒學記》，一通為《御製·敬一箴·有序》碑，兩通《宸翰》碑；另有兩通碑記在文廟附近民居中被發現，一通為《戈侯重建萬魁亭記》， 另一通為《南安邑侯吳公老父母去思碑》等；此外，還有兩通《宸翰》碑屹立於南安文廟舊址東側招聯小學校內，它們都是頗具歷史價值的碑記。

傅夏器所撰的《南安修儒學記》風化極為嚴重，所幸其碑文在歷史文獻中有記載。此碑主要載述的是明隆慶年間，南安知縣邱凌霄鳩材敦匠修葺文廟，而後順勢訓誨、開導南安儒生一事。碑文指出，經此一修，“瞻依之地，聚講之堂，煥然新矣”。

《御製·敬一箴·有序》碑立於嘉靖十一年（1532年），其書法精湛，刻工細膩，可惜正面字跡部分已模糊難辨。但《敬一箴》是明世宗朱厚熜於嘉靖五年（1526年）親自撰寫的勸誡文章，後來頒行天下，立石於全國的學宮內。仔細觀察，可以看出南安文廟的這通《御製·敬一箴·有序》碑，其內容與各地縣學的相一致。此碑論述的主要是“敬”和“一”這兩個字。“敬”指“恭敬”，指對儒教理學的恭敬；“一”指“純一”，指守衛內心天理這個“一”。而“箴”即箴言，是一種以規勸告誡為主的文體。“有序”是指帶有序文。在此碑中，嘉靖皇帝大力宣揚“主敬協一”是對修身養性、齊國平天下十分重要的理學思想，激勵士子儒生嚴格遵循儒學，維護儒家倫理之說。該碑背面文字載述的則是立碑官吏名稱與立碑時間。

南安文廟《宸翰》碑目前發現的共有四通，但風化嚴重，無法辨認其完整內容。“宸翰”即指皇帝親筆手詔。王贊成稱，根據歷史記載，嘉靖皇帝為了教化天下，穩固政權，以身作則激勵天下士子學人，曾將自己所註解的程子“視箴”“聽箴”“言箴”“動箴”以及“宋儒範氏心箴”以統一格式頒行天下，立石於各地學宮裡，而碑額皆有“宸翰”字樣。所以一般來說，學宮內如有安置《宸翰》碑的話，應有五通。南安文廟《宸翰》碑可能還有一通佚失了。現存的這些《宸翰》碑是嘉靖皇帝尊孔崇儒歷史的最佳見證。

《戈侯重建萬魁亭記》《南安邑侯吳公老父母去思碑》分別曾是南安文廟附屬建築萬魁亭、名宦祠的碑刻，就不再一一贅述了。除了這些古碑刻外，在民國《南安縣誌》中還發現不少與南安文廟相關的“碑記”“啟”等文，如洪科捷的《重新南安文廟記》《重建文明閣》、劉佑《南安縣重修學宮碑記》、黃養蒙《重修南安縣廟學記》、周學健《重修南安縣學記》、洪世澤《募建學宮東畔小山並構亭濬浦啟》等等。這些古人留下的文字對於我們釐清南安文廟的歷史發展脈絡，同樣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