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化】千年“達”卷‖鄧苗苗

以下文章來源於官察室 ，作者鄧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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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達”卷

鄧苗苗

大巴山下，渠江流域，一座擁有鮮明氣質的城市坐落於此。

城市的氣質來源於靈秀山水，也來源於薪盡火傳的文化。在2300多年的建制史中，達州長期為州、郡、府、縣所在地。在漫長的沿革中，這方熱土曾擁有過許多名字。無論是在西魏廢帝二年（553年），因“四路通達”得名“通州”，還是在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因“居四達之地”改名為“達州”，都彰顯了此處地理位置的關鍵。

通達二字不僅是達州的歷史縮影，亦是達州的態度。

濱江新區——達州江灣城（圖片來源：四川線上）

武功並文治

“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據《華陽國志》記載，達州在歷史上曾是賨人（有時亦稱巴人）聚居地。《輿地紀勝》說這裡“鄰山重迭，險比相次”，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發展的賨人“勇健好歌舞”。勇猛強悍、崇尚武力的他們，早早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權，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文化，歷經幾度興衰，在浩瀚文獻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渠縣賨人谷賨王橋（蓬州閒士攝）

在數次改變中國歷史的關鍵戰爭中，賨人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武王伐紂時，巴蜀之師勇銳難擋，更“歌舞以凌”，在氣勢上壓倒殷人，在戰爭史上書寫了極具畫面衝擊力的一幕——“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在秦統一巴蜀後，秦國將領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浮江伐楚，賨人在征戰中勢如破竹，戰後論功行賞，獲得年人均繳稅40錢的優待，比別的民族少繳80錢。楚漢相爭時，賨人為漢軍衝鋒陷陣，立下汗馬功勞，劉邦便仿照秦國的做法，對賨人七大主姓免除租稅徭役，其他賨人則“歲出賨錢四十”。

賨人的驍勇崇武歷經多次戰爭，一筆一筆地繪成了達州的底色。武功赫赫的同時，達州的文治也閃耀著思想的光芒，彰顯通透豁達。

文廟是中國古代紀念孔子而設立的祠廟建築，廟學合一的制度使文廟的內涵在發展中早已超越了最初單純的紀念性意義。一個城市文脈的傳承、教育的延續，往往以文廟為載體。

始建於北宋的渠縣文廟，幾遷幾毀，幾毀幾建。現在這座矗立在渠縣和平街的古樸建築群，是從清康熙二年（1663年）開始修建，經康熙、雍正、乾隆、嘉慶數朝相繼修葺，於道光元年（1821年）竣工。歷時158年，這座承載當地興文重教希冀的文廟終成規模，氣勢雄偉，被譽為巴蜀一絕。

目前渠縣文廟呈現出的最壯觀的建築，當屬由石頭雕刻而成的欞星門。“這塊牌坊是六柱五間，六根柱子每一根都是一個整體。最高的柱子超過8米，是一塊整石，可以想象當時採石、刻石的難度。”據渠縣歷史博物館館長肖仁杰介紹，渠縣文廟欞星門牌坊的石雕都是鏤空雕，正反兩面的圖案一模一樣，在類似鳳尾略薄的部分，稍有差池就有可能毀掉整塊石頭，足見技藝之精巧絕倫。

渠縣文廟（圖片來源：渠縣歷史博物館）

有一種說法是，欞星乃天上的文星，主管文人才士的選拔，也主宰著科舉文運。欞星門作為文廟的“標配”，代表的含義不言而喻。但渠縣文廟最初為何而建，又是由誰所建呢？相傳，北宋仁宗時期有一名叫龔鼎臣的官員到當時的渠州（今渠縣）任知州，他見渠州無人參加科舉，更沒有學堂，便向朝廷請奏，興建廟學。自此，渠州方有登科入仕者。據說，僅宋代渠州就出了50餘名進士。為感念龔鼎臣對渠州文脈涵養的貢獻，百姓繪像對其進行紀念。穿越時空，如今人們站在渠縣文廟的高處，能清楚聽到一街之隔的渠縣第一小學傳來讀書聲、嬉鬧聲，感受到傳承的脈動與力量。

在賨人歷史上，有一位叫鶡冠子的思想家，史稱其“鶡冠綿綿，亟發深言，奇言奧旨，每每有也”，他也被譽為“西南道學鼻祖”。鶡冠子其人其事飄渺難考，但在清代，達州同樣出了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唐甄。唐甄是明朝帝師、開國儒臣唐瑜的第十一代孫，他一生擁有啟蒙元勳、民主先驅、市民哲學家、平民政論家、農賈經濟家、兵學軍事家、文學家、詩人等頭銜，梁啟超讚揚唐甄為人“品格高峻、心胸廣闊”，為學則“從陽明入手，亦帶點佛學氣味，確然有他的自得”“不為蹈空騖高之談”。唐甄留有《潛書》，被視作中國數千年曆代聖人思想的一個總結，凝聚著東方哲人智慧的精華。

“憂懷難具陳，慷慨寫鳴琴。”正如唐甄在《今夕》一詩中所寫，他的人生、他的仕途並不平坦。在任山西長子縣知縣僅10個月後，他就因要犯潛逃被責罷官，自此四處流寓，“經商則盡亡其資”“為牙（買賣雙方之間的居間商人）則客無至者”，去世時家貧無力營葬。但他抑君富民、社會平等等思想，卻熠熠生輝，“實乃醒人之良藥，逆耳之忠言”，成為達州歷史上燦爛的思想結晶。

六相遺韻

“聯絡金房，翼帶漢沔，西出渠閬，東下夔巫”，達州東臨鄂西、西依蜀原、南抵重慶、北通秦川，自古就是四川地區對外開放的東大門和通江達海的東通道。在千年不曾斷絕的南來北往中，達州始終以通達的態度敞開懷抱，許多清官廉吏也在此留下姓名與故事，共同構成了達州的悠長文化與清廉底色。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初九，通州城內的百姓自發來到城南的翠屏山，登高為一名官員送行。他的名字彪炳文壇，在群星閃耀、文豪輩出的唐代文學史上自有一席之地，他就是與白居易同倡“新樂府運動”、共創“元和體”，與白居易並稱為“元白”的元稹。

達州鳳凰山上的元稹塑像（曾麗 供圖，圖片來源：官察室）

元和十年（815年），元稹出任通州司馬。舊時通州雖“環城皆山，氣象宏闊，城南一江如帶，江外石壁如屏”，但畢竟地處偏僻，條件遠遠不如京城、江南等富庶之地。在給白居易的詩中，元稹這般形容通州的情況：“哭鳥晝飛人少見，倀魂夜嘯虎行多。”元稹與同樣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詩書往來，“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

但也正是在通州，除了與白居易往來的酬唱之作，元稹還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可以說，在通州的際遇成就了元稹的文學巔峰，而元稹同樣給通州帶來了聲名。清代嘉慶年間的《達縣誌》記載，“通州，以元稹聞名”。

元稹與通州（鄧高 攝於達州元稹紀念館，供圖：方誌四川）

在通州的四年裡，元稹雖病痛纏身，卻依然擔負起地方官員的責任，依憑之前監察御史之經驗，整頓吏治，改變了通州的官場風氣。他還興利除弊、拓荒造田、重學揚文，深受通州百姓的愛戴。

元稹因排行第九，又稱元九，而他離開通州時，也是正月初九。達州著名詩人李冰如曾賦詩：“元九逢元九，登高載酒來。相沿成美俗，共躋此春臺。遊盛知年富，飲稀覺歲災。醉人還少見，況說賦詩才。”從元稹離開通州、百姓登高送別起，正月初九登高便成了通州人世代相傳的一項活動。每到正月初九那天，達州人都會到鳳凰山、翠屏山登高，紀念元稹。

達州元稹紀念館（鄧高 攝，供圖：方誌四川）

唐宋時期，達州一帶相對偏遠落後，許多京官被貶謫至此。除了元稹，還有李嶠、李適之、劉晏、韓滉、張商英5人先後來到這裡為官，此後皆官至宰相之位，被稱為“六相”——李嶠官至平章事，李適之官至左相，劉晏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官至同平章事，元稹官至平章事，張商英官至尚書左丞。

他們6人雖是在達州地區度過了仕途中一段不算順心、不算平坦的時期，卻始終心繫百姓，造福於民，堅持自己的原則，踐行自己的執政理念，並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達州的文化傳承。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達縣知縣餘永寧於府署街前建“六相祠”用以紀念這6人。如今，祠堂雖毀，但在鳳凰山腰還建有六相廣場，立六相石雕塑像，傳頌6人的故事。

世間滄海桑田、白衣蒼狗，歷史遺蹟也許會傾頹，會消失，但文脈的傳承、精神的力量卻會綿延不絕，正如家風的承繼。

達州市六相廣場（李世春 範希江 供圖，圖片來源：方誌四川）家風代代傳

在渠縣縣城至巖峰的小道邊，有6處看似不起眼的石碑靜靜矗立著。如果路過的行人對歷史、對古建有一定的瞭解，也許會認出，這是一種獨特的建築——闕。闕在漢代普遍使用，是一種導引性的標誌建築，多以成對的形式設在城市、宮殿、祠廟、宅第、墓園神道等前方。在全國僅存的29處漢闕中，渠縣就有6處7尊，其中，馮煥闕以飄逸空靈的風格而遺世獨立，被稱為“漢闕中的逸品”。

渠縣馮煥闕（蓬州閒士 攝，方誌四川 供圖）

馮煥闕的主人馮煥是東漢宕渠（今渠縣）人，曾任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等職。他為官期間，不畏權貴，不避親疏，執法不阿，曾多次嚴辦一些劣跡昭彰、魚肉百姓的貪官汙吏，踐行“志欲去惡”的抱負。

東漢建光元年（121年）的一天，身為幽州刺史的馮煥突然接到一紙詔書，稱他“疾忌賢能，亦失人和”，命他自裁。這則詭異的詔令對於馮家來說不啻于晴天霹靂，馮煥雖有不解，但也心灰意冷。他正打算舉刀時，年幼的兒子馮緄卻挺身而出：“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兇人妄詐，規肆奸毒，願以事白上，甘罪無晚。”意思是，父親您為官的志向就是除去奸惡，朝廷實在沒有別的緣故處置您，這次一定是兇人施展毒計，我想向朝廷反映此事，如果是真的，甘心服罪也不晚。最終證實，是朝中貪官汙吏不滿馮煥屢立奇功，便作偽戕害以示報復。馮緄“由是知名”，名滿天下，只可惜其父不久便去世，馮緄在家鄉為其立闕。

渠縣馮煥闕（蓬州閒士 攝，方誌四川 供圖）

令人欽佩的是，在修繕父親墓闕時，馮緄極盡節儉，僅在正面銘文書寫“故尚書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馮使君神道”20字，闕身上也僅刻有3幅圖案，是現存漢闕中圖案最少的。而馮緄本人在臨終前，亦留下遺願，要求薄葬，不建闕，不修祠堂。

馮緄不僅身體力行地堅持父輩淡泊名利、清廉節儉的原則，為官方面也秉承父志，踐行“志欲去惡”，立下赫赫戰功，鎮守一方。數百年後的梁元帝蕭繹有“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的詩句，“隴西馮”指的就是曾任隴西太守、戍守邊關的馮緄。在多次立下戰功後，馮緄被派到隴西，對當地羌人加以管制。馮緄善於用兵，卻不濫用武力，對待當地羌人，他採取以德服人、以義服人的方式，維護了當地的安定。

如果說在“志欲去惡”的家風影響下，馮煥、馮緄父子略微給人以剛毅的印象，那麼以衛承芳為代表的衛氏淇竹家風則如清風拂面。

明朝重臣衛承芳自號淇竹，典出《詩經·衛風·淇奧》。衛承芳為官四十餘載，歷仕明穆宗、神宗、光宗三朝，官至南京留都內閣吏部尚書，被譽為“三朝元老”“一代醇儒”。神宗萬曆年間，他一度因病回鄉休養，適逢明月江洪水暴發。他眼見沿江兩岸大片農田、房屋被淹沒，決意疏浚河道，於是傾其所有家資，又動員當地富紳捐錢捐物，親率民眾除石清淤。民眾踴躍參與，沿江狹窄之地，人聲鼎沸。歷時月餘，河道疏通，水患消除。“衛閣老開河”的義舉在達州婦孺皆知，廣為傳頌。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73歲的衛承芳病逝於任上，因家無積蓄，歸葬之日，其子孫不得不變賣田宅辦理喪事，朝廷追封其為“清敏公”，以彰其“清忠正直”。

達州這片土地在漫長的歷史中，被賦予了通達的意蘊，書寫了一張張“達”卷。名為通達，氣度通達，生活在此處的人亦是通達。他們在不同的時代，以血性精魂書寫剛毅擔當，以清正無私書寫豁達態度。倏忽千年，巴山仍峻，渠水仍清，這種精神依然以十足底氣立於川東，並將持續澤被後世。

達州市蓮花湖溼地公園鳥瞰圖（萬燕明 攝，來源：四川省人民政府網）

配圖：方誌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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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歷史文化】千年“達”卷‖鄧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