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佛初學貴在一門深造，乃能精義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歸

有些論著把太虛大師列為近代法相宗人，似不妥。誠然，太虛精研佛學，對法相唯識學尤下功夫，在其全部論著中有關法相唯識之學也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對弘揚法相作出了極大貢獻。但他之所以大力弘揚法相，是由於法相唯識學深刻獨到，邏輯徹底而且嚴密，比較適應當時與西方文化對話的需要，適應佛教與近代科學接軌的需要，適應正由傳統士大夫轉變為近代知識分子的特定社會層需要；也是由於他對法相唯識學在近代正當機得體具有慧見卓識。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大師就是法相家，即使承認太虛基本上以法相唯識學為主構造了他的較成熟的思想體系，但太虛的思想遺產極其豐富，仍然不能侷限於法相一家。何況太虛本人也反覆強調：“本人在佛法中的意趣，則不欲專承一宗之徒裔。”“在教理解釋上，教法弘揚上，隨機施設，而不專承一宗或一派以自礙。”本著同樣的意趣，太虛亦大力提倡建設人間淨土，弘揚淨土宗。視時勢、場合、人群及其根器不同，太虛“隨機施設”，同樣弘揚禪、律、天台、華嚴。因此，對大師留下的豐厚遺產，各宗也儘可取資。就方法的靈活而言，與其說大師秉承法相唯識，不如說歷代著名禪師機鋒的潛在影響更深。

進一步發掘大師的思想遺產可以看出，靈活並未背離原則，多樣並未脫離統一。太虛思想深處堅持的原則與統一不在一宗一派，而在直學佛陀，以釋迦佛祖為導師，以原始佛教教義為基本依據。

原始佛教本為反對婆羅門教的思想束縛、印度社會嚴格的種姓等級制度而興起，本具強烈的救世傾向，因而與太虛提倡的佛教革新能夠合拍。唯其“原始”，函蓋廣大且可塑性、適應性極強，因而由此發展出北傳，南傳兩大系列，極為多樣化的各教派，並適應了各國不同的社會、自然環境成為世界性宗教，而且完全能由此引伸出新義，適應現代社會。由此，堅持靈活與原則，堅持佛教的本來面目與中國化、現代化都可以求得統一。太虛後期的佛學思想就以原始佛教的“諸法平等”為依據，把世界佛教歸納為巴利文、漢文、藏文、日文、英文五大系列，無所偏執，亦兼弘各系，世界佛學苑及其各語系的設立就體現了他的基本思路與前瞻。

然而在統一的原則基礎上，各宗各派仍有充分發展的廣闊天地。這是由於儘管人類在許多方面具有共識，生活卻無限豐富，思想也十分複雜，需求越來越趨多樣。在這一意義上，沒有各宗各派的振興弘揚，也就沒有佛教整體的繁榮。

關於太虛對法相及各宗的弘揚，當應從他“為發揚中國佛教”而“隨機施設”的角度來理解。確實，各宗各派都應弘揚，但弘揚本宗之時，也要注意不逾界限，不墮入原始佛教反對的“我執”、“法執”，如唯我獨尊，貶低別宗抬高自身，自我吹噓如何“優越”之類。正如太虛所指斥的“數百年來，學者病在一邊，唯汗漫乃適成紛爭。”在破除“法執”方面，唐代禪宗的革新精神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不過，不要搞“紛爭”不等於不要百家爭鳴。當代佛學上的百家爭鳴，恰恰構成了有利於佛教現代化的氛圍。在各宗各派為適應現代化需要而爭妍鬥紫中，成功的傳統創造性轉換將脫穎而出。古代禪宗五家七宗相互間爭競激揚，曾使中國禪宗獲得空前發展。相信現代禪宗在中國的五家之恢復，在日本、韓國乃至歐美衍生的諸多宗派的弘揚發達，也必將成為推動禪宗與佛教現代化的一大助力。

總之，適如太虛所主張：“初學貴在一門深造，乃能精義入神。久修自知殊途同歸。”這對在保持與發揚禪宗特色的同時，加強諸宗間溝通，取長補短，以期現代佛教的振興，具有普遍意義。另一方面，如同大師當年弘揚法相一樣，依大虛的慧質，在現代社會人與自然之間，人性與工商業社會乃至後工業社會的異化現象愈演愈烈的情勢下，大師當今也會大力弘揚禪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