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義跌宕，情思幽微，司馬遷究竟想在《伯夷列傳》中表達什麼？

伯夷是什麼梗

《伯夷列傳》位居《史記》中七十列傳之首，無論從文體還是主題來看都有其獨特之處，明顯區別於其他列傳。

從文體上看，“列傳” 作為一種人物傳記，以其傳主的生平事蹟為主，最後司馬遷在篇末以“太史公曰”四字開端，來寫他自己對人物的評價。但是《伯夷列傳》與其它列傳不同，夾敘夾議，敘述伯夷、叔齊的生平事蹟，記載伯夷、叔齊生平事蹟的文字只有二百餘字，

議論佔據了文章大部分篇幅

。

從主旨來看，司馬遷意不在給伯夷、叔齊立傳，而在借他們作引子，“自發其感慨之意”。一般意義上，人們評價這篇文章，基本上都在分析司馬遷的“怨”或者“不怨”。司馬遷因為本身的遭遇，心裡確實是有怨氣的。

在某種程度上，透過閱讀《史記》，我們也確實能發現司馬遷感嘆世界的變化，現在是個爭名奪利的世界，大道和大義已經失去其本身的重要性。所以，

很多人以為司馬遷是借《伯夷列傳》是發“憤”與“怨”

，借《伯夷列傳》中揭示了天道與人事相違背的現實，對天道賞善罰惡的報應論提出質疑。

其實不然。

《伯夷列傳》是

《伯夷列傳》以伯夷、叔齊為開始，縱向延伸，從古至今，像伯夷這樣的人，他舉了很多例子。也就是說，天下如伯夷這類人，雖然有千千萬萬，但是歷史上卻沒有他們的痕跡，書籍、經傳等，都沒有他們的記載。他們或長壽，或短命，都一樣的悄無聲息地死在水邊林下。

如今，司馬遷作為一個史學家，有著史學家的責任和自覺，

司馬遷將本篇置於首位，是為表明作者為古人立傳的宗旨及入傳的取捨標準，有發凡起例的作用。

。所以，司馬遷敢把“西楚霸王”項羽列入帝王本紀，也敢把呂后一個女性列入帝王本紀；還敢為諸如賣酒的、殺豬的、屠狗的這些草根立傳。

司馬遷就是這麼“另類”，就是這麼獨特，

他要為這些自己默默無聞、旁人也都不在意的人立傳，要為那些命運多舛的奇人異士說話

，就算他們不是王侯將相，也不是偉人帝王，他仍要記錄他們的言行事蹟，

他敢為古往今來千千萬萬有伯夷之義的人著書立說

。

讓他們名垂千古，青史留名

。所以，《伯夷列傳》位於七十列傳的首篇，其意義和價值不僅在於其形式和章法上的與眾不同，更在於其主題思想的深厚與豐富。

司馬遷在這篇文章開篇就發出疑問：人們對於世上的人，都考信於六藝，然而《詩》、《書》記載的這些人和事，無非都是帝王讓位，比如堯舜禹湯，無非都是中央之事，比如四嶽九牧。

“功用既興，然後授政”，待到他們的功績已經建立，然後才把帝位傳給他們。人們所考察的是“功用”，是結果。這表明，天下是最珍貴的寶器，帝王是最大的繼統，傳交帝位是這樣的難啊！

但是，聽說，堯要將帝位讓給許由，許由不肯接受，並以此為恥而逃避隱居起來。到了夏代，又有卞隨、務光等一樣的人。天下也如許由這樣的人還有很多，為什麼都沒記載？難道這些人不值得讚揚嗎？難道這些人的存在都是假的嗎？

“太史公曰：餘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雲。”司馬遷曾經登上箕山，發現那上面還有許由的墓。司馬遷用許由的墳墓作證，說明這些人是存在的。可是，歷史上卻沒有留下他們的事蹟。這說明，

這就是司馬遷想做的事，這也是這篇文章的主旨所在

孔子曾經排列論述古代的仁人、聖人和賢能之人，只有伯夷這麼一個人，僅僅因為被孔子口裡誇了一句，就流傳下來。其他的人像許由，只是因為沒有被孔子所述，世上的人便認為這種人可有可無，更何況卞隨、務光之類，幾乎連個姓名都沒留下。難道世人所瞭解的世界就如此片面？

伯夷、叔齊乃孤竹國之王子，讓國而逃，投奔西伯昌即周文王，不幸剛到周國，西伯昌就去世了，武王即位，率兵伐紂。伯夷、叔齊兩人拉住武王戰馬而勸阻說：“父親死了尚未安葬，就動起干戈來，能說得上是孝嗎？以臣子的身份而殺害君王，能說得上是仁嗎？”

後來，武王伐紂成功後，“天下宗周”，伯夷、叔齊以此為恥，堅持大義不吃周朝的糧食，並隱居於首陽山，採集野菜來充飢，最後飢餓而死。他們臨死時作了一首《采薇》之詩：“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他們感慨世道的變化，以暴制暴成為現實，以前的時代再也回不去了。

伯夷、叔齊二人，所體現出高尚的大義，是太史公司馬遷所推崇的、所提倡的。司馬遷在《太史公自敘》中說：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後來，人們將夷齊“兄弟讓國，扣馬諫伐，恥食周粟，餓死首陽”的仁哲大義，看成歷代中華仁人志士誠信禮讓、忠於祖國、抱節守志、清正廉明的典範。

言簡意深，

千百年來，類似許由的人被埋沒的人太多了，被記錄下來的人卻很寥寥。

。

古有伯夷、叔齊去位讓權，積仁潔行卻餓死首陽山，顏淵好學卻早夭，今有非公正不發憤的善人遭遇禍災；與之相反的是，古有盜蹠暴戾恣睢卻以壽終，今有操行不軌的惡人卻富厚累世不絕；司馬遷縱橫古今，正反對比，批判了“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宿命論。

司馬遷的生平與漢武帝時代相始終，他在這個時代書寫著春秋戰國的歷史鉅變、秦漢之際的天翻地覆，又親歷了漢武帝時代的大變局。他看到和感受到的歷史是不合道義的，不以實現正義為目的，“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人生一世，有何天道可言？追求富貴壽考之人如過江之卿，世道上如伯夷、顏淵這種人寥若星辰，所以這種人難道不應該去記載宣揚嗎？正如司馬遷這樣的歷史學家能發現他們的生命散發在歷史中的幽光，在既龐雜又殘缺的歷史遺存之中發掘他們的隱微之跡。

進一步說，

司馬遷讚美伯夷、叔齊“奔義”“讓國”的高尚行為，其目的是要影射、諷刺如今社會的“爭利”與“死權”

。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每個人追求不同，有人追逐於功名利祿，有人在顛沛流離中仍然能夠行仁義之道；

天道不可恃，人卻自有為

比如信陵公子，他可以不做竊符救趙這件事；他可以在魏安僖王懷疑他時，虛與委蛇，再用陰謀謀權篡位。比如侯贏，在信陵公子去往晉鄙軍營之後，他完全可以不自殺。比如豫讓，他可以不為智伯報仇。但他們都不會那樣做。

再說司馬遷，他可以明哲保身，可以不為李陵說句公道話。但是他沒有。

所以，即便盜拓橫行無忌，最後長壽而終，又能如何？

因為對那些品行高潔之人，在他們眼裡，最重要的是“求仁”，他們所輕視的，是天下功名利祿。對於這些人，他們不輕易為外物所擾，不會輕易改變自己內心的堅守。

所以，

諸如伯夷等這一類人，不同流俗，立志屹然，天道又如何，那也不能改變他們的志氣。

但是世人卻只記住那些追逐名利富貴的人，巖穴之士卻被湮沒，太可惜了。再者，伯夷、顏回，得聖人孔子的稱揚，因而“名益彰”、“行益顯”，這是他們的幸運。而其他許多如伯夷之類的卻因沒有得到聖人的傳頌，他們的名字早已湮沒不聞。這是令人十分悲傷的事。故而，司馬遷願為他們立傳揚名。同時，他也要為天下千年萬世立一個標準，寫出傳記的那種理想和懷抱，寫出自己獨特的《史記》。

在文章最後，司馬遷說了一個很現實的邏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那些無名之人，想成就一番事業，倘若沒有這些“青雲之士”的幫忙，怎可能成功？比如，草根帝王劉邦要在亂世之中成就霸業，假使沒有蕭何、張良、韓信等良臣將相輔佐，也不會有大漢江山了。

總而言之，《伯夷列傳》結構曲折多變，文義起落跌宕，情思隱約幽微、低迴要眇，似此奇文，哪能不推為千古絕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