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朝述論

內容提要：朝會制度歷史悠久，它是一個朝代政治面貌的直觀體現。明代的朝會，有著不同於前代的獨特個性，正由此決定了朝制以後的變化。宣德以後，朝會的發展軌跡，就是在逐漸喪失其政治功能的軌道上趨於僵化；與之相應的，是一個“以奏章批答相關接”的制度開始形成並鞏固，維持了朝廷的正常運轉。明代早朝太繁太密，又只徒具形式，對君臣雙方都是一個負擔。但除了早朝，明代皇帝沒有另一個固定的接見群臣的機制；隨著早朝的廢弛，君主日益深居高拱，上下不交，因此臣下興復早朝的呼聲從未停息。

關於朝會的最早文字見於成書於戰國的《周禮》。先秦文獻不足徵，漢興，“採古禮，與秦儀雜就”，立漢家制度，留下了漢高祖用叔孫通“起朝儀”的故事。①唐時魏徵《賦西漢》詩云：“終籍叔孫禮，方知皇帝尊。”②朝會正體現了“尊天子”的政治理念。

君主臨御，為聽朝、視朝；臣下趨朝，為朝參、侍朝、朝謁、朝請。在傳統社會的“五禮”中，朝儀屬“嘉禮”。朝會之時，天子高拱，百辟趨拜，講論天下大政，故有道：“禮莫重於視朝。”③但自古朝儀無一定之制，輕重繁簡亦自不同。只是到了明代，朝會才成為一個時代“治忽”的首要標誌，帝王形象與其臨朝勤怠緊密地牽纏在一起。

明代朝會，分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萬壽聖節三日舉行的大朝最重，皆大會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稱賀。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百官公服行禮，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後改名皇極殿，今太和殿），屬禮儀性質，止行“朝賀之禮”，不引見奏事。處理政事在常朝。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於晚朝久廢，故常朝一般徑指早朝，又稱日朝。

明初，早朝或御殿④，或御門（奉天門，後改名皇極門，今太和門），後僅御門，稱“御門聽政”——“日朝御門，為奏對之便”。⑤

朱氏政權在立國之初即行朝會，明朝對朝會的重視是前所未有的，朝儀之盛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但恰恰是明朝的皇帝給後世留下了“不上朝”的壞印象，這不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悖論麼？

作為集權政治最直觀的參照物，朝會在我國古代政治體制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學界對此殊乏研究。⑥本文透過對大量零散史料的勾輯整理，還原出明代早朝的輪廓，並透過研究其演替，以窺明朝政治史之一斑。

一 明代早朝之概述

明代行朝會之始，可上推到甲辰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這年正月，朱元璋在金陵稱吳王，建百官，不久即行朝會。⑦朝會的舉行，標誌著一度依附於龍鳳政權的“吳國”向獨立自主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明初諸禮，皆由禮官、儒士雜考前代遺制，“酌古準今”而定。洪武以後，“累朝以漸而詳”，各有“禁例”。⑧但明代並沒有一部完整的朝會儀注，正史中僅見列朝“榜例”，《會典》所載，也只是“事例”的彙編，缺漏極多；私人筆記中有不少記載，其價值在於能提供一些具體而微的細節。下面擬在這些公私史料的基礎上，對早朝試予“復原”。

“古禮，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⑨明代史料於上朝時辰多用“漏盡”、“昧爽”、“星存而出”等詞來形容，如太祖“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臨百官”。⑩昧爽也就是天剛破曉的時候。嘉靖初年，少年世宗“常於昧爽以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為此閣臣擔心：“是固勵精圖治之心，第聖躬得無過勞乎？”於是嘉靖六年（1527年）規定，從新歲始，視朝“每以日出為度，或遇大風寒日暫免，著為令”。（11）晨曦初開之際上朝，好處不言而喻：“一則聖躬志慮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得免疲倦，可以整飭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致懈弛，可以理辦政務，五則鐘聲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一舉而眾美成具，天下必將稱頌聖明。”（12）

預朝官員稱“朝參官”、“京朝官”。為便於上朝，他們多在城南擇屋而居，“如東、西長安街，朝官居住最多”（13）。每晨星月未散，即須趕到皇城，由東、西長安門步行入內。為方便官員候朝“待漏”，皇城內建有多處朝房，各官在此按品級坐立。

午門乃紫禁城正門，闢有三闕，中為御道，不常啟，左、右二闕供當直將軍及宿衛執杖旗校人等出入；（14）又左右兩掖各開一門，稱為左、右掖門，為百官入朝之門。（15）午門上樓名“五鳳”，設朝鐘朝鼓，由鐘鼓司宦官掌管。（16）

天順元年（1457年）奏定：門上“鼓三嚴”，即第三通鼓響，先開二門，放官軍旗校先入擺列，百官赴掖門前排隊，候鐘鳴開門入內。（17）

文武分兩班入朝，文由左掖門，武由右掖門。入內後，先於金水橋南依品級序立，候鳴鞭，各依次過橋，詣奉天門丹墀，文為左班（東班），武為右班（西班），在御道兩側相向立候，稱為“起居”。（18）

奉天門上廊內正中設御座，謂之“金臺”。丹陛左右鐘鼓司設樂，殿陛門楯間列“大漢將軍”，皆著明鐵甲冑；御道左右及文武官班後各有校尉相向握刀布列。（19）

樂起，皇帝御門，錦衣衛力士張五傘蓋、四團扇，聯翩自東西升立座後左右；內使二人，一執蓋立座上，一執“武備”（20）、雜二扇立座後正中。天順後，執傘、扇力士移到金水橋南夾立，只留座上之傘及夾武備二扇；座上之傘，遇風勁時也撤去。（21）

皇帝安座後，再鳴鞭，鴻臚寺“唱”入班，左右兩班齊進御道，再排班。此時文官“北向西上”，武官“北向東上”，行一拜三叩頭禮，是為“大班”。公侯、駙馬、伯自成一班，居武官班前而稍離。（22）

行禮畢，鴻臚寺官對御座宣念謝恩、見辭員數，這些人已於前日在寺具本報名，此時在庭下或午門外遙行五拜三叩頭禮。若邊方奏有捷音，“大者宣露布，小者具奏本，俱於早朝未奏事之先宣佈，所以張國威而昭武功也”。（23）然後，進入早朝最重要的環節——奏事。

鴻臚寺官唱奏事，各衙門以次進奏。（24）俗例，各官奏事之先，“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25）。然後“從班末行至御前跪奏，畢即復位”（26）。奏事不用口語，而是大聲朗讀本章，據稱，“呂震聰明絕人，每朝兼奏三部尚書事，誦牘如流”（27）。

通政司、鴻臚寺官除了引奏，有時還代讀奏疏，為達到“美觀瞻”的目的，在該衙門任職者當“美姿容”、“大音聲”，以故北人獨多。（28）

奏對之際，班列中有禮節失當者，御史、序班即予舉劾。若無失儀，御史、序班一躬而退，鴻臚寺官唱奏事畢，鳴鞭駕興，待聖駕退後，百官亦退，各回衙門蒞事。

明初，一切政事皆理於公朝，為“不廢務”，即便惡劣天氣，也很少免朝。洪武三年（1370年），“敕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29）就連“各廟忌辰”也照常朝參，只是改服淺淡色衣服，不鳴鐘鼓。如遇大喪，皇帝則“視事於西角門”。（30）

后妃、親郡王薨逝，例行“輟朝儀”，從一日到三日不等。起先，文武一品喪，輟朝一日，其後從省，惟於“歲終類輟朝”一日。（31）

對於年老大臣，作為一種優禮，特免其常朝侍班，惟朝朔、望；而對有罪者，則“絕朝請”以示懲處，如欲恢復朝參，須經奏請。

早朝還留下一些舊例，如令節賜食：聖誕、千秋節壽麵，立春春餅，元宵圓子，四月初八“不落夾”，端午粽子，重陽糕，臘八面等，俱光祿寺先期上聞，至日早朝後覆奏，朝罷賜宴。但並非所有官員都得與宴，官卑祿薄者往往免宴，改折“節鈔”。（32）又如每年三月諭百官穿羅、五月頒扇、十一月傳戴“暖耳”，都是行之久遠的早朝“故事”。（33）

見君之時，禁例極嚴，百官須各照品級，第加敬遜，不許攙先越次，且有“私揖之禁”。遇有聖諭教誡，須專心拱聽，不許放肆，馳心外想。午門之內，不許吐唾。近侍御前有病咳嗽者，即許退班。奏對時務必從實，不許妄對。小大官員如上丹墀，身常朝北，不得向南或左右環轉，勿得徑行中道並王道，如有旨令行，許側邊隨行。（34）為了警諭百官，從皇城門、承天門到午門，一路都有訓誡紅牌。皇城門前牌書“大小官員面欺者斬”（35），午門牌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36）。

以上便是明代早朝的大致情況。在近三百年的時間裡，早朝迭有停格，但每當新朝更始之際，它總會重新振作，始終搖而不墜、輟而不廢。

二 明代早朝之“個性”

朱元璋建立政權之初，許多制度都直接承襲於元朝，如中書省、御史臺等，但朝會制度卻不循元制。元代朝會極其簡略，“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37）。至末年尚有臣子進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於前代……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建議“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38）因此有學者認為元代沒有朝會（39），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御前奏聞”是一種特殊的視朝，但範圍極小，時間地點都不固定。（40）元代的御前會議，“得奏事者”只有中書省、御史臺、宣政院、樞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數人而已”。（41）無疑，這樣的朝會很不利於擴大皇帝的資訊來源，而朱元璋對元主失鹿的一個最重要的經驗總結，就是權臣矇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將其視做弊政而予以徹底改造。應該說，明代朝會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會接見面過窄的反面啟示的。但朱元璋一手創立的朝會，與漢、唐等王朝的朝會相比，仍有很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獨重，朝會缺乏合理的功能劃分。周天子有幾朝，歷來說法不一，大體有“三朝”、“四朝”二說（42），蓋因理解不同之故。但根據不同需要——禮儀、政事、發令、商榷——分別在不同的殿廷上朝，則為歷朝通例。明初，朝會原是有功能劃分的：禮儀性的大朝會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門，晚朝在便殿門。但在發展中，形成早朝獨重的局面，這主要是晚朝長期停廢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稱常朝，除了必要的禮儀，以處理政事為主。但晚朝初無定製，以致不少人誤以為國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說，早朝後，“至午復出朝，晚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43）。其實晚朝與午朝實為一事，稱謂不同而已。朱元璋時，晚朝或於奉天門，或於右順門（後改名歸極門，今熙和門）；永樂時在右順門，宣德後在左順門（後改名會極門，今協和門）。早朝與晚朝的政事安排是這樣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當奏者不須赴晚朝，聽在司理職務，惟通政司達四方奏牘，早晚須朝。”（44）也就是說，晚朝以奏“警急事”為主，不需要百司都來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進呈的通政司官。永樂四年（1406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命“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45）晚朝僅奏重事，參加者有限，禮儀較簡，君臣可從容展論，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補充。但晚朝（景泰間定儀注後，乃定稱午朝）自英宗即位後長期停廢，景泰及弘治初曾試圖復興，但都維持未久。所以君主聽政之所，實只有正門早朝，早朝乃等於常朝。這是明代朝會與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46），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門“合奏啟事目”達184款，除了選舉、盤糧、建言、決囚、開設衙門等大事以及災異、雨澤、囚數等類奏事項，還有許多像“收買牛支農具”、“追贓不足家屬”之類的雜事。凡涉及“軍中機密事情及守衛門禁關防等事”，許官旗軍人“徑奏”；民間詞訟，也往往“實封聞奏”。（47）有司所守之事，亦須一一面請，就連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可謂“煩瀆”至極。像明代皇帝這樣，親坐朝門，一切庶政，不分輕重大小，樣樣過目親理，這是前所未有的。如此豈能持久？而祖制又不準變，這實際上已埋下了後世朝會走向虛應故事、名存而實亡的隱機。特別是宣德以後，早朝決政方面的內容不斷萎縮，上朝不過趨拜行禮，其性質已與大朝、朔望朝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最後，因為凡事都要請旨，旨不發則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須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萬機”與天天坐朝其實是不同的。以前朝為例，西漢中期以前的情況不詳，自漢宣帝始實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48）制度雖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於便殿辦理公務，接見大臣。一直到三國時期，“五日視朝之儀”仍被視做舊制。（49）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還有“常參”，就是每日朝參。（50）常參制度後為宋代所繼承。因此，明代的朝會，主要借鑑了唐宋制度。但每日的朝參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每日入朝），號“常參官”，其他官員由“九參”（一月朝九次）、“六參”（朝六次）降及“四時參”（一年僅四朝），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則朝朔、望而已”。（51）這顯示了前代朝參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官員由其地位不同，朝參日數遞減，並非不加區別地一體見君。即便漢代，“朝臣”與“非朝臣”之間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書等方面均有體現。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數京官的義務，從宰輔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雜職，每日接踵趨朝，駢首門下，了無親疏輕重之別；就連在京“倉場衛分”小官，也“日逐隨朝”。（52）

現在很難弄清到底哪些人必須朝參。洪武初年給賜朝臣公服、朝服，受賜者達2813人。（53）照理這些人都當朝參。宣德六年（1431年）一次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餘人。（54）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次失朝官員竟達1118人。（55）這些人都是當注門籍、每日赴朝的，可見上朝官員相當龐雜。

為什麼早朝到明代會發生這樣的變化？朝會的性質是由高度集中的專制統治決定的。欲求明代朝會變化的原因，仍要從朱元璋利用朝會以尊“主權”、強化“主尊臣卑”關係上找原因。

從歷史上來說，朝會制度與宰相制度密不可分。朱元璋忌相，一人獨攬大權，是造成早朝之變的首要原因。前代，宰相在朝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唐制，“宰相帥常參官”。（56）宋制，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57）明初，宰相聲勢赫奕，也見於朝參之時。如高啟《候早朝》詩云：“騶吏忽傳丞相至，火城如晝曉寒銷。”這與後來閣臣入朝“僅二燈前引”形成極大反差。（58）有宰相輔佐，中外之事，先經甄別權衡，小事自決，大者奏請，故早朝事不繁累。漢代，丞相府或司徒府甚至有“百官朝會殿”，雖然《漢書·黃霸傳》顏師古注云：“（朝會殿）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但以臣下而用“殿”字，無疑是極為僭越的。

相權過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因此也就造成中國政治史上一次大變革：廢除宰相。但廢相後，政事散於六部，無人總其綱，凡事必面君請旨而後行，於是事無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湧到朝會上來了。朱元璋最擔心的就是臣下矇蔽，如今他朝堂高坐，事事過目，人人皆至御前，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無“欺弊”了。

洪武時，除了朝參官員，凡奉召來的耆老、人才、學官、儒者等，皆令“隨朝觀政”，將官子弟年紀稍長也令“隨班朝參，以觀禮儀”。（59）當時“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早朝的場面極為壯觀。朱元璋坐在門上，親“試文辭，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60），往往一語相得，即予優擢，用人“面選者多”（61）。官員犯法，也常“面責而處之”（62）。

朱元璋還將朝會作為宣化的場所，“每日早朝晚朝，說了無限的勸誡言語”（63）。“於大班中，竭氣語諭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64）更將那些“裸形縶手、其狀醜惡”的罪囚引於公朝，“使兇頑知警”，起到誡示的作用。（65）

這些都是前代難以想象的奇特景觀。

需要強調的是，朱元璋的早朝，正如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樣，深深鐫刻了他的個人印記，是完全按照他獨特的個性及行為方式創造的；正因為這個制度具有太過強烈的個性，從而具有了某種不可替代性，當它作為祖制被繼承下來時，雖外存其“形”，內實乏其“神”，蛻變是不可避免的。

三 明代早朝之“蛻變”

朱元璋創設的朝會，即便在他生前已不能維持如初，如每日朝罷後的百官賜食，即以“職事眾多，供億為難”，不得不於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停止。（66）朱元璋晚年上朝也頗為隨便，隨駕所在，甚至於右順門、西宮舉行早朝，過去的盛大場景不復再見。

總體來說，早朝有三次大變：第一次，洪武十三年（1380年）廢相，原有政體解紐，早朝的性質及功用也因之而變；第二次，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沖年即位，規定早朝奏事必須預進事目，並限制每朝奏事件數，早朝政治功能大為弱化；第三次，隆慶六年（1572年），同樣是幼君（神宗）繼位，改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從此早朝一月只舉行九次，不可再稱“日朝”了。（67）另外，明後期長期停朝，也使朝儀不能如舊。如於慎行說：“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後，凡三十餘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穆考登極，始復常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世廟初年合否？”（68）

其實，除了具體的形式，早朝最根本的變化是它逐漸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於早朝奏事”（69），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內容。那時，人主親裁萬機，在早朝上發揮著主動作用。但這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國有長君”。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繼位的英宗還是個九齡稚童，完全不具有當朝處斷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問題，制度的缺陷頓時暴露出來。為此輔政大臣提出折中方案：規定每一早朝，止許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進呈“面帖”，由內閣預先處分，皇帝只須照答即可。如“內系吏部者，聖旨：‘吏部知道。’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該都察院者，聖旨：‘都察院知道。’其雲本司奏者，聖旨：‘該衙門知道’”。（70）以後就這麼沿襲下來。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又詔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過五件。（71）經過如此刪省，“公朝決政”的早朝遭到釜底抽薪的打擊，被架空了。

孫承澤記明末“奏事儀”雲：

於午門外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五府六部以次奏所司合行事。次通政司引入，於御前面奏請旨，該司官出班承旨，大理（寺）以下有事則奏，無則已。次禮部引差使、考滿官員。次六科各奏旨意題本、守衛揭帖、賞賜鈔錠。次鴻臚宣奏藩府、邊境所遣使臣，上命以酒飯賞賜。既而兩京堂上新升者及在外三司來朝赴任者面叩頭畢，鴻臚卿唱“奏事畢”，群臣俱側身向上立，鳴鞭畢，上（退）……(72)

與國初相比，奏事大省，而引奏、謝恩等例行公事卻佔據了早朝的大部分時間。

對於循例奏請之事，日久已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春明夢餘錄》記：官員遣祭覆命、升遷謝恩、到京陛見以及各衙門奏事無請旨字樣者，“俱不旨答”。太常寺奏祭祀、京營官請神祭旗、旗手衛請祭旗纛並六月初六日請旗纛曬晾、吏兵二部奏頒給文武官誥敕以及尚寶司請寶、捧寶並請用寶及奏關金牌，旨俱答“是”。（73）據說，憲宗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為苦。鴻臚卿施純揣知玉音不便，請易為“照例”，大獲龍心，不久榮擢尚書。“兩字得尚書”，傳為笑談。（74）從這一記載來看，“答旨”程式在成化時已形成定製。

除了“是”或“照例”，還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員面辭有當領敕的，叩頭畢，聖旨雲：“與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該賜酒飯的，受敕叩頭畢，旨雲：“與他酒飯吃。”又有該賜銀兩表裡的，謝酒飯叩頭畢，旨雲：“與他賞賜。”吏科進旨意題本、兵科進守衛官軍揭帖，旨雲：“接來。”司禮監官承旨接上。年終各衙門類奏差錯，旨雲：“你每說的是，且都饒這遭，在外的還行文與他每知道。”等等。天語一下，該衙門官立即出班承旨，習慣上“皆曰‘阿’，其聲引長”。（75）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但明代有個特殊情況，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領旨，閣臣即便兼領部務，也例免廷跪承旨，這顯示了對輔臣的一種優待。

奏對之際，禮法最嚴，稍有不謹，就可能遭到彈劾。小官登時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請旨。（76）若過錯不大，皇帝說“饒他”；否則則命“錦衣衛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沒有半分喜劇色彩——等到奏事完畢，即可以傳宣退朝了。

由於早朝所行皆循成規，空文太多，禮體又極嚴，“大庭之上，體貌森嚴，勢分懸隔，上有懷而不得下問，下有見而不敢上陳”（77），君臣雙方的主動性都因此受到制約，到最後，“奉天門奏事，徒為觀聽之具”（78）。

四 明代早朝之名與實

自古以來，皇帝勤朝被視做盡君職的表現；《長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一言概盡君王勤惰情態，足見朝會之“名”甚重。但朝會之“實”，亦當細論。其實，明代的早朝存在嚴重的制度缺陷，這是太祖之後的君主多怠於上朝的根本原因。

其一，一個以皇帝為唯一和絕對中心的朝會，對君主各方面素質都提出了過高的要求。朱元璋在無人輔佐的條件下，做到了萬機獨斷，然而後世人主生長深宮，必不能無輔弼。但早朝是皇帝一個人的舞臺，不允許類似宰相的人物重新出現，尊重祖制與現實需要的矛盾，勢必造成“早朝性格”的“分裂”，這已經埋下了後來早朝空寄虛名、實際政治則轉向後臺的伏筆。很快，當宣宗勤不如初，英宗又以少主即位時，早朝——或曰明代政治——便不得不有所更張了。

其二，早朝太重、太繁，禮體太嚴，不間寒暑，日日趨朝，而所為之事，又不過嵩呼舞蹈、虛蹈故事，久之必致厭怠。明代帝王幾乎無不以勤朝始而以怠朝終。百官也不堪日日趕朝，怠慢也是普遍而大規模的，許多官員經常藉故或無故逃避朝參。可以說，君臣雙方都為早朝所苦，懈怠並不止於人主。而且，官員每天到皇城候朝，半日光陰略盡，也影響到他們履行職務，“朝退多不入公署蒞政事”的情況在洪武時已不少見。（79）神宗初年，將朝期大大減省後，又議定“應否常朝官定規”，將參加常參者略予開除：“兵部協理戎政侍郎遇開操日免朝，戶部總督倉場、管東官廳、祿米倉、銀庫、大通橋、崇文門，禮部提督四夷館，工部管修京通倉，戶、刑二部照磨，各部司務俱朔望日朝參，刑部提牢主事暫免”；“其餘在京差管倉場廳廠官”仍俱常朝。（80）

其三，皇帝當朝裁決政務，多出一時喜怒，思慮難以周全，而臣下面承趨風，極易造成決策畸輕畸重。明初，朝鮮陪臣即竊議：“臣觀上國之事，不可則效者多矣。六部官吏羅立庭中，皇帝高拱如天。至於刑決，絕無擬議，一言決了，不知幾人無辜受戮。是不可取法也。”（81）這在洪武時代表現得尤為明顯。況且這樣的朝會效率並不高，事無鉅細，一切上聞，很容易造成文移推委的習氣。“蓋上要下煩，上煩下亂，若米鹽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反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82）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朝會的三次大變中，後兩次都是在幼主即位的情況下，出“一時之權變”，然最終舊制不可復，權制乃為定例。它表明，早朝之變，有一個背後的力量在推動，而觀察其嬗變，正可透析出明代政情的種種微妙變化。

過去一般認為，宣宗以前的皇帝勤於政事，以後逐漸荒怠，以致亡國。這樣粗線條的“素描”，將勤朝等同於勤政，於史實亦不盡合；更重要的是，它無法解釋：為什麼在“皇帝不上朝”的情況下，明朝統治仍能維繫二百多年？事實上，早朝的廢弛，首先是以朝政運轉方式的轉變為前提條件的。（83）

早朝作為一種制度，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其存在及其形態必然要順應各種主客觀條件的變化。朱棣奪位後，經常北巡，權力核心轉移，早朝與大政的“關係度”已經弱化。當時，皇太子在南京監國，仍行早、晚二朝（84），但一切軍國政事均須奏聞行在，而不是徑決於公朝。由於北地冬季氣候寒凝，扈從之臣早朝奏事，久立不堪，永樂七年議準：以後“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如常儀”。（85）亦即從“便宜”的角度考慮，自後奏事在便殿，早朝只履行一些必要的禮儀。

朱棣長期不在京師，無法朝見百官，加之晚年多疾，特別是永樂十五年（1417年）以後“鮮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決之”（86）。常朝實際上處於半停廢狀態，而由皇太子在文華殿接見群臣，奏啟處事。

皇太子即位，是為仁宗，他是一個享有開創“仁宣之治”美譽的皇帝。但據朝鮮使臣的報告：“洪熙沉於酒色，聽政不時，百官莫知早暮。”（87）這是不見於明朝史料的記載，提供了鮮為人知的一個側面。但仁宗並非荒怠之主，“聽政不時”說明他並不樂於朝門高坐。仁宗有著二十年的監國經驗，於施政之要必有其心得。他登基不久發生這樣一件事：一日早朝，大理卿弋謙奏事，“過於矯激”，且所言之事本該於“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對眾敷奏”，不無“賣直沽名”的嫌疑。仁宗當著群臣受到羞辱，雖不降罪，但“臨朝之際，數形於詞氣”。結果始料未及：“朝臣皆悚仄，相與以言為戒。”為此他不得不當眾原諒弋謙，並以敕書的形式向群臣求言。（88）類似的事情或許讓仁宗對“公朝”產生一種厭倦情緒。他在位期間，臨朝可能不夠勤勉，但他緊密依靠宿舊老臣，並團結一批精明強幹的九卿僚佐，有效治理了國家。

在接下來的宣德朝，史書中開始出現廷臣大規模“失朝”（逃避朝參）的記錄。所謂上行下效，宣宗也可能不是一個勤於朝參的皇帝。正是從宣宗起，開始命大臣“條旨”，形成票擬製度。這一制度立足於奏疏的遞進與批答，大致程式是：章疏由司禮監收進，經御覽後發內閣擬票（擬出處理意見），再經御筆或司禮太監按閣票硃筆批紅（批答）後發出施行。票擬並不意味著對過於集中的皇權做適當的分割與讓渡，它只是皇帝透過授權，為自己的日常工作找到了代勞者。不能不說新的制度是一種頗有成效的替代機制，它很快在宣宗暴亡、幼君嗣位的大變下體現了價值。宣德十年五月：

行在禮部上祖宗忌辰禮儀。先是，上謂尚書胡濙曰：“朕念祖宗恩德深厚，每遇忌辰，良切悲感，食稻衣錦，豈心所安？爾禮部其與翰林院計議以聞。”(89)

從這兩行文字裡，完全看不出一個“一元”的獨裁政權剛剛失去了主持者，並由此經歷了一場危機。一個九歲兒童如何講得出“祖宗恩德深厚”這樣的大道理，所謂的“上”，不過是條旨者的“代言”罷了。正因為內而司禮監、外而內閣的輔政體制先已形成，故“有臣無君”朝廷得以不亂，朝參照常進行。

但幼君不能親政的事實無法忽視，天子大權又豈容為幾名近臣專據。於是在皇太后主政的名義下，一定範圍的廷臣分享了議政的權力，實現了某種“政治民主”。正統以後，凡奏疏呈進，必下部“覆議”；若事體重大，牽涉面廣，則召集勳臣及府部九卿詹翰科道等衙門“廷議”，然後將意見奏呈聖裁——這或可稱為臣職的一種迴歸。

過去，政事奏於公朝（用“奏本”），退朝時有警急軍情，許用“題本”投進宮門。“批答”制度的形成，刺激了較簡易的題本的發展，成為臣下奏事的主要形式。一個上下以“章奏批答相關接”的形態在特殊時期維持了朝廷的穩定，自身也得到鞏固。英宗成年後，已無法恢復舊制。從此早朝只是對數件公事“照例答旨”而已，它被抽去“講政”的血肉，只剩下禮儀的皮相。

既然大政並不賴早朝以決，而早朝又如此繁累，它豈不成了一個可割而棄之的贅疣？武宗時，免朝已為常事。到世宗時，乾脆說“朝堂一坐亦何益？”（90）嘉靖十餘年後，三十年不朝。他自解道：“早朝率多彌文，至軍國大務，何嘗不日經心？”（91）他認為，關心政事，批答章疏，就是盡到了為君者的責任，“止是一早朝始終不一耳”。（92）世宗將早朝之弊一語道破，但他只是將其拋棄，而不是試圖改造它。

然而，對於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君王不朝勢必帶來嚴重的消極影響：

其一，“早朝率多彌文”恐怕並非世宗的獨見，正德時大學士楊一清就曾有針對性地對武宗說：“陛下豈不以天下政務文武諸司分職於外，輔導之臣論思於內，委任責成，可不勞而理？”他指出勤朝的必要性：“人君元首也，臣下股肱也，未有元首不運而股肱得效其用者。”（93）皇帝必須“謹視朝之節”，才能達到“觀示臣民”的目的。如果不上朝，“積習既久，遂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玩，極心志之樂，觀聽之間，不無惶惑”。（94）

君修其德，才能聚人心、作士氣，孝宗是個典型的例子。孝宗在弘治八年（1495年）後“視朝漸晏”，但晚年頓改前非，“無日不視朝”，於是“朝臣無大小，皆樂趨朝，以仰承德意。間有語及早朝事不能答者，就知其懶於朝矣”。（95）據說當時“每早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龍樓上”（96），堪輿家稱之為“鴉朝”，視做“弘治致治”的佳兆。（97）而在隨後的正德年間再也沒有出現這樣的景象。可見，人心是凝聚於朝會這“萬眾矚目之地”的。

如果君王不朝，將導致“君荒於上，臣怠於下”的直接後果。這一點就連世宗也不否認，他抱怨說：“朕不視朝，下遂放逸。”（98）永樂末年，士風開始敗壞，有人就將此歸咎於天子不臨朝，如楊士奇雲：“太宗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99）嘉靖間政風日下，也因“數年以來，朝儀久缺，委任匪人，遂至賄賂公行，刑罰倒置，奔競成風，公私殫竭”（100）。到明朝面臨傾覆的巨大危機時，臣下更有極論：“皇上御朝則天下安，不御朝則天下危，早朝則救天下之全，遲御則救天下之半，若終不御朝，則天下終無救而已矣。”（101）

其二，儘管至尊坐朝，只是對大臣的既定安排表示首肯，但這個宣示至高君權的形式卻必不可免。因為爵賞、征伐，非臣下敢專擅，須由人主親發命令，如果朝參不按時舉行，必有所妨害。如正德十年（1515年）十月，虜寇入侵，已命都督張洪出師，但因武宗不視朝，大軍遲遲不能起行。兵部不得不以軍情緊急，“請擇日視朝，臨遣洪等”。（102）

然而這樣一個形式，卻是可以用中旨取代的。朱元璋時就經常用中旨、內批行事，到後代停朝成為常態時，凡事傳旨而行，也能省去坐朝的麻煩。像上面兵部請臨朝遣將，最後即以旨行。但政事一切以“奏本進入，旨意批出”，必將帶來“欺蔽”的嚴重後果。

其三，舊制，“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事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早朝面進，此外未有朱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敕旨，防詐偽也”。一旦廢朝，無法面君復旨，而內批“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褻綸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103）武宗在位，“免朝日多，視朝日少，諸司百辟惟知有左順門之趨候而已”（104）。天下本章都由司禮監在左順門收進，又於左順門傳旨行事，上下暌隔，奸弊叢生。正德一朝，早朝的廢弛與權奸的縱恣形成鮮明對照。世宗即位後，即從錢寧家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數百件。（105）

針對“近世壅蔽之弊”，嘉靖初年，前大學士王鏊上《親政篇》，專論朝會。王鏊不是從“君德”的角度而是從體制自身的缺陷上進行了分析。他說：

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於萬里，雖欲言無由也。

他指出，古有三朝，奉天殿大朝可比古“正朝”，奉天門常朝可比古“外朝”，今獨缺少“內朝”。“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悶，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端由是而積”。他認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具體辦法是：早朝之外，於文華、武英二殿，“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諮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106）

王鏊抒發的是臣僚的普遍心聲，希望改變自憲宗以來天子見臣下只於“視朝數刻”，朝退後即深處九重、不復相接的故態。但這一狀態的形成，與不立宰相的政治傳統以及特殊的朝會、部議、票擬、批答等制度有著複雜的內在聯絡。囿於祖制與時勢，王鏊無法對“上下之間”僅以“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的體制進行深入批判。但他知道，這一制度固然使君主在深居不朝的情況下，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政事不至廢輟，但它反過來也加深了君臣的隔膜和宮府的隔絕；一切政事皆由奏牘的批答來推動，皇帝更可安心“靜攝”，不必出朝了。然而君面難謀，“凡有章奏，悉出內批，不知果上皇親批歟，抑奸臣擅權歟！”（107）這使政治存在很大的弊竇。然制度與習慣難以遽改，唯有常行口奏、召對，才能有所彌補。這便是王鏊籲請設立內朝的原因所在。

但世宗沒能接受他的建議，內朝之典未興，常朝卻益加廢弛。嘉、萬兩朝，數十年不朝。值得注意的是，明末三帝履職頗勤，即便是“童昏”的熹宗，也從無懶朝的記錄。可是，早朝仍不過是“因循格套，粉飾虛文”，這樣的朝會被文震孟斥之為“第如傀儡之登場，了無生意”，“於政非不勤矣，而勤政之實未見也”。（108）早朝在僵化中已經走向死亡。

“皇帝不上朝”，這句極具概括力的評語為明代政治打上了不良的標籤。但正如早朝被賦予了它承受不起的過重負荷，那種認為皇帝一上朝就能圖治振興的觀點也未免失之過論。早朝不行，雖然並不必然使百務皆廢，但一個見不到天子的朝廷，將同樣看不到最高統治者的勵精圖治之心，這就是早朝為什麼必須存在的原因。

註釋：

①司馬遷：《史記·劉敬叔孫通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②《全唐詩》卷三一，中華書局1960年版。

③楊廷和：《楊文忠三錄》卷一《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④萬曆《明會典》卷四四《常朝御殿儀》（中華書局1989年版）僅記奉天、華蓋（今中和殿）二殿。其實洪武時，早朝較隨便，亦於謹身殿、右順門乃至西宮早朝。

⑤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一《制典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頁。

⑥這方面成果寥寥，主要有葛志毅：《周代朝會制度與夷夏融合關係》，《河北學刊》2008年第4期。李俊芳：《漢代常朝制度考析》，《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2008年第2期。楊希義：《唐代君臣朝參制度初探》，《唐史論叢》第10輯，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吳麗娛：《唐代的常朝與追朝》，《文史知識》2007年第11期。李治安：《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歷史研究》2002年第5期。韋弓：《清宮朝會儀式》，《紫禁城》1980年第3期。王薇：《御門聽政與康熙之治》，《南開學報（哲社版）》2003年第1期。徐藝圃：《試論康熙御門聽政》，《故宮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關於明代朝會，有無園：《明代的常朝御門》，《紫禁城》1983年第2期。高壽仙：《明代京官之朝參與注籍》，《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5期。胡丹：《明代的朝會與“懶朝”》，《紫禁城》2008年第9期。這不多的一些成果，對朝會多側重於介紹，而圍繞制度的演變規律及與時政關係問題的討論，尚待進一步深入。

⑦據《明太祖實錄》（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版）卷一四載，甲辰三月戊辰已有了朝會的明確記錄：該日，漢國遜君陳理“同群臣朝”。又“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班次即朝班，與官制為表裡之物，均為舉行朝會的基礎。

⑧萬曆《明會典》卷四四《禮部二·朝儀》。

⑨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九《禮部七·朝儀》，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⑩張廷玉：《明史·尹昌隆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

（11）《明世宗實錄》卷八三，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第1886頁。

（12）《明武宗實錄》卷二三，正德二年二月己卯，第633～634頁。

（13）陸容：《菽園雜記》卷五，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2頁。

（14）《明英宗實錄》卷二一一，景泰二年十二月甲戌，第4539頁。

（15）明初百官入朝皆由西掖門，洪武十七年命公侯駙馬並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由左、右掖門。後來，文武百官入朝，俱從左、右掖門。

（16）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頁。

（17）《明英宗實錄》卷二七四，天順元年正月甲申，第5792～5793頁。

（18）《明集禮》卷一七《嘉禮一。朝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9）陸容：《菽園雜記》卷四，第44頁。陸釴：《病逸漫記》，鄧士龍輯，許大齡、王天有主點校：《國朝典故》卷六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6頁。

（20）又名“卓影”，形制為一柄三刀，圈以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參見陸容《菽園雜記》卷一第1頁、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御座後扇》第69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21）尹直：《謇齋瑣綴錄》卷八，《國朝典故》卷六○，第1351頁。

（22）關於朝班情況，可參見拙作《明代“朝班”考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

（23）《明孝宗實錄》卷一五○，弘治十二年五月庚辰，第2647～2648頁。

（24）奏事次第見《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七，洪武二十九年十月丁酉，第3590頁。《明會典》卷四四誤作“二十八年”。

（25）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國朝典故》卷五四，第1269頁。

（26）《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第2790頁。

（27）黃景昉：《國史唯疑》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28）以王世貞《通政使表》（《弇山堂別集》卷六○，中華書局1985年版）為例，所錄55人中，除3人不知籍貫，另有原籍為南、實生長於北者3人，歸入北，則北人37名，南人僅15名。

（29）《明太祖實錄》卷五七，洪武三年十月丁巳，第1116頁。

（30）萬曆《明會典》卷四四《忌辰朝儀》。

（31）萬曆《明會典》卷四四《輟朝儀》。

（32）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七《正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3）張廷玉：《明史·輿服志三》；談遷：《棗林雜俎·智集·逸典·傳戴暖耳》，中華書局2006年版；《明憲宗實錄》卷一六，成化元年四月庚子，第353頁。

（34）《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十月丁卯，第2790頁。

（35）《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庚申，第3739～3740頁。

（36）李賢：《天順日錄》，《國朝典故》卷四八，第1170頁。

（37）《明集禮》卷一七《嘉禮一·朝會》。

（38）馬祖常：《石田文集》卷七《建白一十五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如周良霄《元代的皇權和相權》（《蒙元的歷史與文化》，臺北學生書局2001年版）、張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均持此論。

（40）李治安：《元代“常朝”與御前奏聞考辨》。

（41）《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治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2）以明人為例，《明集禮》卷一七主“四朝”說，謂為“外朝、中朝、內朝、詢事之朝”。而王鏊《震澤集》卷二○《親政篇》則主“三朝”說，謂為外朝、治朝、內朝（亦曰燕朝）。

（43）丘浚：《大學衍義補》卷四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4）《明太宗實錄》卷二九，永樂二年三月壬戌，第521頁。

（45）《明太宗實錄》卷五○，永樂四年正月丙辰，第756～757頁。

（46）《明仁宗實錄》卷三上，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戌，第103頁。

（47）《明宣宗實錄》卷二五，宣德二年二月甲申，第666～667頁。

（48）班固：《漢書·宣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

（49）陳壽：《三國志·魏書·王朗傳》，中華書局1982年版。

（50）唐初如此，但至玄宗開元十八年，命“常參官分日入朝”（王溥：《唐會要》卷二四《朔望朝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安史之亂後，“諸司或以事簡，或以餐錢不充，有間日視事者”（王溥：《唐會要》卷五七《尚書省》）。

（51）（56）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四，唐代宗大曆元年二月丁亥朔，中華書局1956年版。

（52）朱元璋：《大誥續編·朝臣蹈惡第五十》。本文所引點校《大誥》，載於楊一凡《明大誥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3）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一一《禮部九·冠服制》，第5380頁。

（54）《明宣宗實錄》卷八○，宣德六年六月庚子，第1850～1851頁。

（55）《明憲宗實錄》卷二九二，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第4949～4950頁。

（57）脫脫等：《宋史》卷一一六《禮志十九·賓禮一·常朝儀條》，中華書局1977年版。

（58）黃景昉：《國史唯疑》卷一，第9頁。

（59）《明太祖實錄》卷七三，洪武五年三月己酉，第1335頁。

（60）《明太祖實錄》卷二四六，洪武二十九年八月己酉，第3579頁。

（61）《大誥三編·作詩誹謗第十一》，楊一凡：《大誥研究》，第387頁。

（62）《大誥續編·秦異等怙終第八十三》，楊一凡：《大誥研究》，第333頁。

（63）《大誥三編·進士監生不悛第二》，楊一凡：《大誥研究》，第378～379頁。

（64）《大誥武臣序》，楊一凡：《大誥研究》，第426頁。

（65）《明英宗實錄》卷一二○，正統九年八月甲子，第2428頁。

（66）《明太祖實錄》卷二四二，洪武二十八年閏九月壬寅，第3520頁。

（67）隆慶六年八月癸亥，大學士張居正奏言：“視朝不如勤學，尤為務實”，“乞皇上以三、六、九日視朝，其餘日俱御文華殿講讀”。上諭禮部：今後“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明神宗實錄》卷四，第145～146頁）這是神宗“方在諒暗”時的臨時安排。萬曆二年五月，禮部奏請恢復舊制，得到的答覆是“照三、六、九近例行”（《明神宗實錄》卷二五，第640頁）。從此一月九朝，成為定製。

（68）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一《制典一》，第1頁。

（69）《明太宗實錄》卷二九，永樂二年三月壬戌，第521頁。

（70）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殿門》；焦竑：《玉堂叢語》卷六《事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01～202頁。

（71）張廷玉：《明史·憲宗本紀二》。

（72）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殿門》。

（73）本文所引朝會之時的“答旨”程式，均參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八《殿門》，不再出注。

（74）陸容：《菽園雜記》卷六，第75頁。

（75）陸容：《菽園雜記》卷五，第56頁。

（76）萬曆《明會典》卷四四《常朝御門儀》。

（77）餘繼登：《典故紀聞》卷一八，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24頁。

（78）《明世宗實錄》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第695頁。

（79）《明太祖實錄》卷一八六，洪武二十年九月，第2787頁。

（80）《明神宗實錄》卷一二，萬曆元年四月癸丑，第385～386頁。

（81）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65頁。

（82）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一○《建言》，第113頁。

（83）王天有教授在所撰《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明清論叢》第七輯，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中，首揭明代朝會與朝政執行的關係，對本文具有啟發，特此說明。

（84）葉盛：《水東日記》卷五《胡忠安公自述三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49頁。

（85）《明太宗實錄》卷九七，永樂七年十月乙卯，第1283～1284頁。

（86）《明仁宗實錄》卷二中，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壬午，第59頁。

（87）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前編卷四，第343頁。

（88）楊士奇：《東里別集·聖諭錄中》，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98、402頁；《東里別集·代言錄》，第453頁。

（89）《明宣宗實錄》卷五，宣德十年五月庚辰，第102頁。

（90）《明世宗實錄》卷三六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第6497頁。

（91）《明世宗實錄》卷二八○，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辛丑，第5449頁。

（92）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五《皇明異典述十·罷輔臣特詔》，第277頁。

（93）《明武宗實錄》卷一二○，正德十年正月乙亥，第2420～2421頁。

（94）楊廷和：《楊文忠三錄》卷一《題奏前錄》。

（95）陳洪謨：《治世餘聞》上篇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9頁。

（96）黃景昉：《國史唯疑》卷四。

（97）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六《鴉朝》，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頁。

（98）《明世宗實錄》卷三○四，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第5766頁。

（99）楊士奇：《東里別集·聖諭錄卷下》，第408頁。

（100）《明世宗實錄》卷三三七，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庚戌，第6156頁。

（101）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一《宗社危在剝膚疏》，續修四庫全書本。

（102）《明武宗實錄》卷一三○，正德十年十月戊辰，第2590頁。

（103）（105）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一一○《禮部八·章奏》。

（104）《明武宗實錄》卷一四三，正德十一年十一月壬辰，第2811頁。

（106）王鏊：《震澤集》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7）《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戊子，第3761頁。

（108）《明熹宗實錄》卷二七，天啟二年十月己丑，第1385頁。

原文出處：史學月刊2009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