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洲：用數學邏輯之美揭示易理背後的自然規律

假如數學還有一種新的思維方法，那麼人們對事物概念的認識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假如“河圖”“洛書”是上古的歷法圖，或者它本身就是一種運算式，那將意味著什麼？在雲南中華文明研究會理事鄧正洲看來，“河圖”“洛書”的演變規律即是數字規律，其本質意義是天體執行概念，它強調質點的對應並企圖證明質點的作用，與“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經》本屬一體同源的邏輯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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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正洲自幼迷戀邏輯猜想，因不滿足傳統的風水、命理以及占卜應用術，自選課題“河圖洛書與《易經》關係”研究，歷時三十餘年。1992年得出“河洛八次同步運算”的方法和結論，解決了象數邏輯與數字邏輯之間的關係問題，從2000年至今一直潛心研究易學應用的新型模型，結合數學提出了“板塊理論”並繼續思索研究具體的“類別運算”，為建構未來科學的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就傳統的理論形式而言，鄧正洲認為其在邏輯上有許多需要澄清的問題，他堅信《易經》的互聯宇宙觀既然可以吻合現代科學的有關方面，也就必然能夠創造出一種新的方法論，去完善現代科學的應用與實踐。

雲南中華文明研究會理事鄧正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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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父志：研究《易經》從而認識事物、認識命運

雖然家境貧寒，但鄧正洲從小就在父慈子孝、書香韻味的環境里長大，這種韻味讓他體會到人生的充實與知足。在他眼裡，父親屬於有心挖掘理論從而發揚易經易理的“高人”，也是一位樂觀開朗、用愛肩負起整個家庭重任的好男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很偶然的一件事徹底改變了鄧正洲對於人生意義的理解。那時父親已退休在家，他把同事的女兒接到家裡輔導學業，鄧正洲突然發現，一輩子從事建築混凝土工的父親居然會說英語，這是他萬沒想到的事。與父親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年時間，居然不知道自己父親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這一驚一嚇讓鄧正洲對父親頓生敬畏之心，瞬間百感交集。

此時，鄧正洲意識到，年輕時的父親或許是個比自己更具有雄心大志的人，他迫不及待想要了解父親一生的經歷，也開始認真思考父親給他的人生建議：“研究《易經》從而去認識事物、認識命運”。並暗自發誓，寧可犧牲一切，也要用自己的言行去實現父親想做而未能去做的事業。

“我對《易經》的認識完全來自父親那種非凡的記憶，對易經基本原理及基本圖譜的認識與理解，也都是由父親手繪口授傳承的，而研究方向基本上也是父親擬定的。”得益於父親的正確教導，鄧正洲從不學習有關命師卦師的職業技巧，也從不學江湖術士逢人算命弄卦，而是像父親那樣，深研易理卻不追求傳統的但無濟於世的所謂實證派應用。1992年，鄧正洲完成了“河洛八次同步運算”的數學證明，實現了當初對父親許下的承諾，也宣告了一種全新的易研成果已經產生，即《易經》為有本之木，“易理來自數理”。

撫仙湖水下遺址出現的“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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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仙湖水下遺址易“字”石刻：展示一種最原始的天體意識

2008年，鄧正洲受邀參加雲南撫仙湖與世界文明研究會，無意中被會刊上一幅圓形圖案深深吸引，這是一塊來自撫仙湖水下遺址的圓形石頭，上面同時刻有五個似易字而實非易義的甲骨文符號。會長黃懿陸曾對此有過解述，他表示，撫仙湖水下遺址石質構件上的日月圖案對該字的結構和形成產生了非常直接的影響，“易”字的三撇或三捺來自日月圖中太陽的三條光線，三角來自日月圖月亮右角的陰刻三角，弧形表示月亮右邊弧形，表示陰陽結合的太極觀。

而對於鄧正洲而言，“易”字石刻的意義遠不止於此。他認為，在理性的易經思想尚未成熟之時，歷史必然要按其邏輯規律燒錄並保留著人民那種直白樸實的感悟之象，那是原始的也才是真正意義上圖騰文化的文明定義。撫仙湖水下的日月石刻圖案無疑已經吻合了中國人的傳統習俗及傳統文化觀念，如果易卦來自原始的某種圖騰崇拜或者符號概念，那麼這種與易卦緊密聯絡的“易”字的創造也就必然來自於那個圖騰象義與符號的演變，即對日月石刻圖案的再一次抽象與提煉，如此一來，“易”字石刻的“象義”沒有別的意思，它只會是對天象日月星的一種高度概括形式，是對宏觀宇宙天象的濃縮與證明。

在此之前，鄧正洲一直把“河洛”之謎納入上古“天體崇拜”的演變形式，理由是，在它之前有某種“類屬”應該早於“河洛”向人們傳達著極其重要的天體意識，那就是方位概念，撫仙湖“易”字石刻的發現為這種判斷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它就是人們一直不可理解的《論語》中那個典故‘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的來頭，如果人們的確可以把‘易’形圖案視為是一種天上的鳳鳥圖騰形式，那麼人們也就應該結束那種把‘河圖’一直視為來自黃河水中的‘龍馬圖’之傳說。”鄧正洲認為，史說中的“河圖”從一開始就只會是一個與天體有關的故事，易學講的是天體宇宙自然，所以“河圖”之名或許來自更遙遠的“銀河系”之義，易卦之形模擬並展示的是一種最原始的天體意識，而這些認知與理解為鄧正洲完成河洛類別運算提供了重要參考。

鄧正洲解述易理蘊含的數理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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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理”並非為占卜而創造

易學起源的真相是什麼？易卦的圖畫背後隱藏著哪些科學的哲理？長期以來，這些問題一直成為困擾國內外學術界瞭解中華民族誕生、破譯人類文明起源的瓶頸。一些人出於解釋未知社會、認識未來人生的目的，認為易學的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巫術占卜，進而被一些學派利用於算命等，其實這違背了易學的真正價值精神。

“我相信遠古的‘易理’絕不是為了占卜而創造的，更相信河圖洛書是遠古曆法的標本，曆法就要遵守或模擬自然的規律，就要遵守或借用數理的邏輯。”鄧正洲說，“河圖”“洛書”講的是數學法則，它的意義是以數理邏輯去模擬大自然的規律，《易經》說的是哲學邏輯，它的結構來自數理，人們是在掌握了數理的前提下創造了“易”，其內在所遵循的數的法則如何，直接關係到“易”的源頭何在這一重要問題。

歷經數次演算與證明，鄧正洲根據八次迴圈的數字演變規律，將“河圖”“洛書”的數理邏輯以及《易經》卦象的納象邏輯關係用變化的數字組合清晰地體現出來，並將這種演變形式分別製作成六幅精美的數字聯呈現在世人面前。

“以數示意，故名為易，以納天地之象。”鄧正洲說，自然規律即“道”是自然的，也是不可創造的，但卻是可以感悟得到的，“顯然，人們已知的數學是描述自然規律的，如果數學不能描述‘道’那並不說明‘道’不存在，那正是一種科學常識應有的思考。”（周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