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拔為何不講專業，不講理不講德，而只讓民眾去抓鬮

美國總統必須是參議員嗎

美國是很講專業精神的，專業化水平也很高，一般認為世界最高。但是，唯獨有一個領域卻是不講專業的，是反專業的，那就是政治。美國的政治是非專業化的、反專業化的。當然，整個西方都是如此。

在政治領域，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官員的選拔，尤其是政府首領的選拔。在美國，不僅議員、州長的選拔是極度非專業的，總統的選撥更是如此。

美國總統選拔的非專業性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總統的候選人並不要求政治業的從業背景，是非專業的，而且即便做了總統，也可以邊做總統，邊運營自己的私人產業。即美國的總統以及其他高階官員，可以兼職來做。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是透過一個選舉程式所產生，參與選舉的都是非專業的普通民眾，他們在候選人之間進行抓鬮。誰被抓的次數最多，誰是總統。

毫無疑問，政治業對一個社會至關重要，而官員的選拔，尤其是高級別官員、首腦的選拔，對政治業又至關重要。因此，政治理應成為獨立的專業、行業，而官員的選拔，更應該是高度專業化的，應該由專業人員來完成，參與選拔的和候選人都應該是專業人員，而不應該非專業的民眾對非專業的候選人抓鬮。

從專業化的角度看，美國的政治無疑是非常落後的。

非常諷刺的是，實質非常落後的美國政治卻被現代學術說成人類最先進的。

那麼世界是有沒有先進的專業化的政治形態？有！在哪裡？在中國！中國的政治是先進的專業化政治。

中國的政治不僅是先進的專業化的，而且政府在中國出現起就是。政治在中國什麼時候出現？堯舜時期。因此，不僅《尚書》是從堯舜開始寫起，堯舜之道也是中國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則，也是中國文化的核心。

《禮記 禮運》說：“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任能”，把官員的選拔當成維護天下秩序，實現天下有道的核心內容。這裡說的就是堯舜時期的盛況。所有的官員都是經過選拔的，都是“選賢任能”，包括作為政府首腦的天子。天子選拔的過程就“禪讓”。《尚書 堯典》中詳細記載了堯對舜的選拔、考核和禪讓。

《禮記 禮運》接著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以為禮”。這裡說的就是夏商周三代時的情況。“大人世及以為禮”指的官位世襲，尤其是天子之位的世襲，而不是“選賢任能”，不再透過選拔，而被一個家族所壟斷。

實行官員普遍“選賢任能”的堯舜時期，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時期，天子之位被家族壟斷的三代時期，則是“天下為家”的“小康”時期。

注意，在中國的歷史中，是先有的“大同”，後有的“小康”，是從堯舜時期的“大同”，退步到三道時期的“小康”。“大同”與“小康”的根本制度不同就在官員推舉形式的不同。

為什麼說在政府形成的堯舜時期，中國的政治就是先進的專業化的，因為此時就立了一個規矩，這也成為此後中國最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就是“不與民爭業”。後來被說成“不與民爭利”，而且這個說法更廣為人知。

董仲舒呈給漢武帝的《天人三策》第三策重點談了“不與民爭業”，他說：“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董仲舒還舉了一個“拔葵去織”的例子：“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公儀子是魯國的宰相，他不允許妻子織布，禁止家人種菜，這是在“與民爭業”，而應該向人民購買。

其實“不與民爭業”比“不與民爭利”，更能說明事實真相。“業”指的一切的經濟產業，一切的經濟活動。“不與民爭業”就是，一旦進入政府做了官，就不允許再從事任何的產業經營，禁止從事任何的經濟活動，其收入只能來自俸祿，而俸祿則又來自稅收，稅收則來自人民。

也就是說，自堯舜以來，政府官員是被剝奪經濟權力的，這種權力只屬於人民。用馬克思的話，中國的政府官員，從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人民才是“有產階級”，恰恰與西方歷史相反。

從對人民權力保護的角度，“不與民爭業”才是最根本的憲政，因為直接限制甚至剝奪了官員的經濟權力。放眼整個人類文明史，唯有中國實現了這一憲政原則，而且是4000多年前。至今西方仍然沒有做到，包括現在的美國。

從行業分工的角度看，“不與民爭業”也使得政治在中國成為獨立的行業、專業，所謂的獨立，就是相對經濟的獨立，因為“不與民爭業”切斷了經濟與政治的直接聯絡。

以來歷史以來，唯有中國文明貫徹了“不與民爭業”，唯有中國的政治被切斷了與經濟的直接聯絡，故而也唯有中國的政治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專業。其他任何文明中的政治都是不獨立的，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業、專業，包括現代西方文明。

現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是一個房地產巨頭，擁有很多的產業。他也是直接以房地產商的身份而當選總統的。那麼怎麼保證他坐在白宮的總統椅子上，不去思考和關心自己的私人產業，怎麼徹底杜絕他不用總統的權力和影響為自家的私人產業服務。

前紐約市的市長布隆伯格，也是彭博社的老闆。關心金融的人都知道，彭博社是世界第一大財經資訊提供商，比路透社還牛。此人當紐約市長期間，號稱是義務的，每年只拿像徵性地拿一美元薪金。但是另一方面，藉助彭博社業務的發展，布隆伯格做了12年的紐約市長，其個人淨資產卻45億美元攀升至330億美元，翻了7倍多。顯然，布隆伯格是義務當市長、兼職當市長，專業當老闆。

布隆伯格也是今年美國總統的角逐者之一，如果他真的做了總統，無疑也是會象紐約市長一樣，只拿一美元，義務地、兼職地去做，讓總統成為其自家產業的服務工具，讓身價再迅速翻幾番。

為什麼政治可以在中國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專業？中國的政治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行業、專業？關於這一點，2300年前的孟子給出了精彩的說明和論證。

孟子是人類歷史中最早注意和論證行業分工的人，比被認為是經濟學始祖的亞當斯密早2100年。而且更重要的是，孟子論述經濟的產業分工，是為了證明政治業存在的合理性，而亞當斯密僅僅是在謳歌經濟上的分工本身。

孟子認為，政治是一個專業性地從事仁義、義理服務的專業、行業。當政治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業後，中國社會在行業分工上也就是出現兩個大的部類，一個是“義行業”，一個是“利行業”。“義行業”就是專門從事義理服務的政治業，而“利行業”則是專門從事經濟生產的經濟類的各種行業。

因此，義利之辯在中國歷史上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實踐中的行業分工問題，有實實在在的制度作為支撐。所以，《大學》說，“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並非虛言，並非空洞說教。這句話實際上實在說，政府的專業是提供義理的“義”，而非追求經濟利益的“利”。“利”是人民的專業，求利的權力屬於人民。

孟子說的“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孟子是從行業分工的視角說這些話的，意在說明和維護政治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勞心”就是政治業，被禁止參與任何生產勞動，禁止參與一切經濟活動，是一切經濟業之外的獨立行業。“勞力”則是一切經濟產業，只能由人民所參與。勞心業就是做官、從政、入仕，勞力業就是為民，從事一切的經濟生產活動。在“士、農、工、商”中，“士”就是“勞心業”，“ 農、工、商”就是“勞力業”。

“勞心”、“勞力”成為兩大行業分工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保障就是“不與民爭業”，即從事“勞心業”的官員們被禁止參與“勞力業”，被剝奪從事經濟活動的權力。因此，“勞心業”的官員們便喪失了獨立獲取收入的權力，而只能依附依靠於“勞力業”。

“勞心業”存在的目的就是為“勞力業”提供“治人”服務，以換取“勞力業”的稅收，兩個行業之間是行業分工之間的交易關係。即“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現在人一看到“治人”就會很不舒服，因為在現代人觀念中，“治人”就是對老百姓實行專制、壓迫和剝削。但孟子說的，那隻整個儒家說的“治”，沒有絲毫的專制、壓迫成分，而是基於義理、道德的，是“仁政”、“德治”，提供“治人”服務也是“治天下”服務、“義理”服務。

進一步看，為什麼在堯舜時期，在政府初創之際，就可以實施“不與民爭業”，創造出一個獨立的義理行業、政治行業，使得中國在行業分工的意義上，現實“義利分離”，讓義理、道義的存在不受經濟的干擾和制約？答案在於，在堯舜之前，義利分開的理念和實踐早已存在。

中國的上古史是一個“三皇五帝”到“三代”框架，唐虞堯舜居於五帝時期之末，也是從三皇五帝到三代的過渡。在堯舜之前，則是漫長的三皇五帝時代。堯舜是政府的形成期，那麼漫長的三皇五帝時期則是沒有政府的。

沒有政府，但是依然有良好的秩序，甚至更理想。前面已經提及，按《禮記禮運》的說法，堯舜和堯舜之前，中國是天下為公的“大同”，自大禹之後，反而退步到“天下為家”的“小康”。的現代人已經很難理解，一個無政府的秩序如何能存在，如何能實現。

《周易 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堯舜之前的中國，就是“結繩而治”的中國。結繩和書契是中國最早的契約形態，也是世界最早，結繩是打著繩結的繩子，書契則是刻有契齒文的小木片。“結繩而治”，包括“書契而之治”，實則都是“契約而治”，契約而非政府，成為治理社會的主要工具。

作為人類最早的契約，結繩和書契式契約與現代契約有著本質不同，現代契約恰恰是法律和政府的存在為基本前提，顯然是一種後起的變異的契約形態，需要政府和法律來提供信用保障。結繩式契約是一種直接契約，無需第三方權威，基於契約各方之間的直接信用。

既然直接契約完全基於各方的自願自覺，那麼契約的簽訂一定是基於各方完全誠心認同的共識，不能有絲毫的虛假，否則契約的執行就成問題。因此，中國文化很早就意識到“誠”的重要性，甚至說“誠”就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庸》說：“誠者天之道”。其實整篇《中庸》都是在講一個“誠”字。

“誠”不是一個空洞的說教，而是基於三皇五帝時期漫長的契約實踐的，也是對三皇五帝文化的一個概括。因此，“誠”既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也是契約的核心精神。

“誠”是基於契約關係的，也是基於人際關係的。《中庸》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誠”既是對自己之人性的最大尊重和發揮，也是對與你打交道的別人的人性的最大發揮。

整個社會就是所有人之間的關係，而所有人關係的基本單元則是二人關係。正確處理二人關係的核心就是“誠”，在充分尊重的基礎上，透過溝通和協商，達成共識。這就是“仁”，就是義理、道義。

因此，契約和核心精神也是義理，這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經學的核心，是四書五經的核心。

進一步看，契約是對義理的實踐和表達，一定先有的義理，而後才依據義理設計出契約這種工具和符號。那麼義理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在中國文明之初的伏羲時代。伏羲時代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就是“伏羲畫卦”，即發明了《易經》。而《易經》的核心就是“貞”，貞的核心就是義理。因此，後來《易經》被稱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沒錯，結繩和書契既是最早的契約形態，同時它們也是符號，信用符號，也是義理符號，與易經的八卦符號一起構成甲骨文之前的符號系統。

作為契約，結繩和書契本身的資訊承載能力很有限，只能靠繩結和契齒來記錄數字，更詳細的契約條款則是以語言的形式附著在結繩和書契之上。因此，結繩和書契更是一種信用憑證、憑信。“空口無憑，立字為據”最初的形態是“空口無憑，結繩為據”。

義理就是道，誠就是道，因此，“文以載道”的最早的“文”，既非文章，亦非文字，而是契約符號。作為義理的承載者，結繩和書契符號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價值和最高信仰，對此後的中國文化有著深刻的影響。無論是後來的政府，還是漢字，都是契約的基礎發展而來，中國漢字就是“契約文字”，中國的政府也是“契約式政府”。

甲骨文造字時，就是將契約符號作為基本的字形結構，整個字形的構造也是基於契約場景，每個字的含義都是基礎契約機制的。當然，甲骨文中也的確有象形字，但是數量極少。目前所發現的甲骨文，至少60%都是基於契約符號的契約文字，而且代表中國文化的核心字，無一例外都是契約文字。

也就是說，甲骨文的字形本身，包含著文字產生之前的中國歷史的歷史資訊和義理資訊。對結繩時代的文字記錄極少，正是透過破解甲骨文，我才可以恢復“結繩而治”的歷史場景。

契約和核心精神和原則是義理，是誠，但是分歧總會存在，那麼產生分歧的時候怎麼辦？這個才是契約機制的關鍵，才是理解“結繩而治”的關鍵，也是明白堯舜時期政府性質的關鍵。

解決分歧的辦法，不是訴諸政府或法院，那時根本沒有政府，也沒有法律，而是找“大人”評理。“大人”是當地德高望重之人，義理水平很高的人。“大人”沒有任何正式的權力，完全基於道德、義理，對糾紛各方進行教育和說服。“大人”要成功地進行評理，必須要完全依據義理，不能有私心，不能偏袒，更不能與糾紛各方有任何經濟聯絡。

這樣，“大人”就在契約的簽訂和執行中發揮著重要的輔助作用。透過大人的評理，整個社會就會消除分歧、紛爭，而實現一種良好的社會秩序，實現“結繩而治”。

所以，大人在“結繩而治”、“契約而治”中就發揮著關鍵作用，甚至說“結繩而治”、“契約而治”就是“大人而治”。大人是中國最早的知識群體、政治家群體。但是，儘管大人是專業的，但是卻是非職業化的，他們提供評理服務完全是義務的。

堯舜其實政府的出現，實則就是此前的大人群體的職業化。這些進入政府成為官員的大人們，也是基於契約時代的實踐，基於為契約各方進行評理的經驗和原則，設計出了政府，定立了“不與民爭業”的基本原則，將切斷政治與經濟的直接聯絡，創造出一個獨立的政治行業、義理行業。

因此，從根本上說，中國的政府就是契約式政府、評理式政府、大人式政府、義理式政府，中國的政治也是契約式政治、評理式政治、大人式政治、義理式政治。

為何中國之外的文明，至今沒有出現獨立的政治業，沒有出現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原因他們至今沒有出現獨立的義理理念，沒有出現秉承義理的君子、大人，也當然沒有基於義理和大人的漫長的契約實踐。

他們的確出現了形式上的政府，出現了形式上的政治，但是他們政府與政治都非義理式的，與中國的有著本質不同。如果以中國的義理式政府和政治為標準，中國文明之外的政治和政府，都稱其不上政治和政府。

對西方的社會秩序維持而言，整體上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兩大形態。第一個階段是就是宗教階段，第二個階段則是現代社會的民主階段。宗教階段是漫長的，民主階段則是短暫的。

在宗教時代，神靈被認為是宇宙的創造者，當然也是人類的創造者，人類必須完全服從於神靈。到了一神教時代，尤其是基督教，也出現了“正義”的概念，這個正義有點類似於中國的義理，都是社會秩序的基石。所不同的是，基督教的“義”本於上帝，為人類所無，必須透過信仰上帝才可獲得。

中世紀的西歐出現一種奇怪的狀態，就是“政教分離”。這被現代西方學術界認為是一種“先進”的狀態，其實不過是一種畸形的，非常態狀態，一種政不政教不教的狀態。

西歐的政，來自日耳曼遊牧民族，只講私利，只有利益爭奪，而不講正義，因為，單純地靠這種政，是無法獲得人民的認可的，也無法實現對社會的治理和社會秩序的維護。因此，包括國王在內的野蠻的領主們為了實現對社會的統治不得不求助於教會。

基督教並非中世紀西歐的傳統，接受基督教的教化才是其傳統。但是，很可以基督教對西歐的教化總體上是失敗的。野蠻的日耳曼領主們，作為征服者和統治者，一直不願真心接受教化。

一方面，領主們不願真心接受教化，而執著於利益爭奪；另一方面，要實現對社會的統治，又需要正義，需要基督教。這才是政教分離的真正根源。誰也離不開誰，但誰又不服誰。

哥倫布的所謂的大航海，讓西歐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看到了中國。事實上，哥倫布繞地球航行的原本目的地就是中國。中國不僅技術先進，經濟發達，而是是一個沒有宗教的世俗社會。在中國的影響下，西歐、歐美最終擺脫了基督教，無論是在學術觀念上，還是在政治上。出現了所謂的科學和民主。

基督教的確有迷信之處，建立在虛構的上帝的基礎之上，但是基督教還包含著“義”，包含著道德，這是社會治理的基石。可惜的是，現代的現代文明，在拋棄上帝的同時，也拋棄了包含在上帝之中的正義和道德。

因此，西方社會從中世紀到現代文明，絕非都是進步，也包含著倒退。在中世紀，儘管和迷信，但是透過信仰基督教還是有正義和道德的。而在現代文明，拋棄了基督教後，西方的社會治理，西方的政治中，就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了。

因此，所謂的民主政治，不過是不講正義，不講道德的利益爭奪和利益妥協。

對真正的義理、正義觀念，現代西方是缺失的，所以他們認為每一個都是自私的，只有私利的“經濟人”、“產權人”。因此，無法形成超越於利益和經濟之上的政府和政治，從而也無法實現政治的專業化。

既然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都以謀求私利為根本，那麼任何人掌握公權都是危險的，因為他必然為以權謀私。所以，一定要對政府的權力進行嚴格的限制，而官員的選擇也必須全民投票，而所謂的全民投票不過是全民抓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