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百家爭鳴時期，荀子詩學有何特色？具有怎樣的歷程？

前言：春秋戰國是一個文化藝術觀念層出不窮的時代，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先後活躍於社會當中，並對社會的變遷產生反作用。我們知道，一種思想或語境的產生，背後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變遷的因素。

當社會不斷演變，人們的思維也會跟著變化，那麼會加速新思想的產生。反過來，當新的思想影響力持續擴大，會推動社會加速演變。這就是思想或語境同社會變化的相互作用的關係。

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先後產生。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之後出現了孟子，而後在戰國後期，則是荀子

。到了戰國後期，社會統一的呼聲日益高漲，天下一統人心所向，因此社會語境變化很大，

荀子的思想，特別是其中最為重要的部份，即詩學觀點較之前人儒家或孟子，均有明顯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的背後就是社會演化的結果。

那麼，這些差異性體現在哪裡呢？

荀子

荀子學說的沿革

在春秋早期，儒學觀點興起，在社會語境中具備話語權，形成了以儒學思想為主的社會意識形態。

此時，社會上並未出現過分強大的“異端邪說”，因此孔子能得以較為輕鬆地構建軍自己的學說觀點。

當時的社會存在著“禮崩樂壞”的現實，於是他得以在前人遺留的文化遺產的基礎上，

以這些遺產為材料，並憑藉著他自身十分豐富的知識及文化資源，

最終得以進行立法活動，並以“立法者”的姿態構建起新的儒學意識形態，並掌控了話語權。

春秋早期，“禮崩樂壞”

孟家學說的困難

孟子晚於孔子。到了孟子時期，舊有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不復存在，早先的意識形態也不再具備普遍的影響力

。此時士人階層，包括儒家在內，思想家們都在提出解決現實問題的新構想，

於是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百家爭鳴”的大格局。

到了那個時期，

各個學派學說的理論都已成熟，有些學說甚至還得到了諸侯國的採納，比如秦國之商鞅變法、楚國之吳起之術、齊國的孫臏之學等，且都取得很大的成效。在這種情形下，孟子想要掌握話語權，就需要同各學派進行爭辯，因此顯得更加困難。

孟子學說

荀子發展了儒家學說

荀子又晚於孟子數十年時間，那時已經進入了戰國晚期了。經過了百家爭鳴，到了荀子時代，百家之學又開始互相滲透、交融合流，進行了新的整合。此時，人心趨於一統，天下統一的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此時的

荀子，深刻反思儒學的意涵，在堅持儒學基礎內容的基礎上，孟子吸納了其他多門學說中有益的因素，最終把儒學構建成為具備超越烏托邦精神又有現實性質的意識形態，這也構成了荀子學說的主要內容。

從上面的沿革我們看到，荀子學說是在儒家裡具有深刻影響力的思孟學派基礎之上，所構建起來的學說。

由此可見，

荀學本質上是儒學的發展，同時以孟學為基礎，但同儒學及孟學又具備明顯的獨特性。

其中，

荀子詩學是其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份，其所具備的獨特性表現得尤其突出。

“詩言志”是戰國時期的普遍現象，荀子詩學有新闡釋

用詩言志在戰國時期普遍被詩歌採用

。比如《左傳》裡記載的襄公二十七年時期，當時就有“詩以言志”的記錄：昭公十六年時，

“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

”；另外，在《國語·楚語上》裡也有記載“

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

”；又比如《孟子·萬章上》在講述寫詩方法時也寫道“

以意逆志

”；此外，《莊子·天下篇》也記錄著“

《詩》以道志

”的說法。

這類的記錄帶有普遍性，在許多的文獻中均可找到相關內容

。由此可見，用“詩”來言“志”，是戰國時期的共識。以“詩言志”不難理解，其中的關鍵在於“志”字。從相關文獻及上面的引用，這裡的“志”並非一個十分確定性的概念，泛指的應該是人的情感和意願，因此，志是是創作詩賦所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到了孟子時，“以意逆志”只是指詩人寫作詩歌的本意。

《左傳》

荀子的新闡釋

荀子對“詩言志”的理解同儒學或孟學的理解不同

，他有新的闡釋。對此，荀子說：“

其雲：聖人也者......天下之道管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文也......”

在“聖人”的觀點上，荀子與孟子很大的區別，主要在於對“聖人”的作用看法不同。

因此，對“聖人之道”的理解自然也有很大的不同。在這一點上，荀子的理解與孟子相反，他認為人世的價值都由人們自己確定而得，而這一點就是“偽”，同天地自然沒有關聯性。人並非其他自然物質，根本原因在於人有能力制定禮儀規範並讓人們去遵守。而聖人能異於常人，其根本的原因在於他是這些禮儀規範的制定者。

由此，荀子自稱他寫的詩是“佹詩”，這體現出他內心深處把他自己當成了聖人，但又不好意識公開在另人面前稱自己是聖人，因此內心充滿了矛盾

，這樣才有“佹詩”的說法。由此可見，荀子透過其詩學觀點，從側面表露出，他心中想要像其他聖人那樣為天下立法的意圖，但他又沒有孔子那樣的影響力，因此內心糾結異常，只能透過詩論來表述心情了。

荀子的新闡釋

荀子詩論同“性”、“偽”的關聯性，具備獨特性

荀子認為，只要是人生來就有的東西，就是“性”；而透過人們後天才創造出來或學習得到的東西，就是“偽”

。依照這一劃分，詩歌是後天學習得到的，當然應劃入“偽”的範圍內。不過，對此荀子卻看得更深入。他認為，

詩歌同人的“性”及“偽”二者都有緊密相關的聯絡。

對此，他在《樂論》中寫道：“

夫樂者......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而人之道......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這一段話表面上看，講的是論樂，但卻完全適用在詩論上

。其中的原因在於荀子認為，《詩》是用以承載聖人的樂的。對此，他寫道“

《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因此，雖然是說樂，但同說詩的道理一樣。

荀子認為，《

詩》既是人們的“性”的自然表現，同時也是聖人的“偽”的必然產物，是這兩個方面的結合體

。從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出，荀子的樂論或詩論，

其所要描述的最終目的，在於描述社會功用性

，不論是詩歌或者音樂，這些無非都只不過是聖人給社會立法的手段罷了。

由此，

荀子的詩論是有獨特性的，主要在於他認為詩同“性”與“偽”存在的這些緊密的聯絡上。

《樂論》

荀子對詩樂功能，是儒學烏托邦精神更深刻體現，帶有強烈的特異性

荀子詩學同樣是在儒家詩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同樣具有社會烏托邦的一面。

在這一點上，荀子與孔孟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主要表現在，他們都欣賞既有明確等級差異，同時也充滿溫情而各睦的社會。這顯然是具備了烏托邦的共性。

荀子與孔孟烏托邦相比，又帶有強烈的特異性，主要表現在，他認為人們人們應本著不是被迫的接受而是誠心接受社會的差異性，對社會的差異性，人們不僅應認為這是合理的，而且在道理上也要承認這的合理性

。因此荀子把這種具有嚴格的禮制法度的詩樂教化教化活動，當成他要追求的合理社會來看待，併為此立法。

荀子的上述詩樂觀點，顯然來源於現實，他讓人們接受社會上人與人是不平等的現狀，

並以此基礎建立一個新社會立法形態，以達到苦樂融融的烏托邦景象，這是儒學詩學裡所沒有的，帶有強烈的特異性。

對此一觀點，我認為，要求人人接受人與人是不平等的現狀，並要在這個現狀的基礎上組成和睦的社會，這本身就是烏托邦，也就註定了其最終不能實現的結局了。

荀子詩學的烏托邦精神：不平等下的和睦社會

結語

綜合詩學的發展歷程，先秦時期儒家詩學觀念

，到了孔子時期融合了個人的道德修養和社會政治功能兩個方面的內容。到了孟子時期，則演變成旨在同古人溝通的詩歌形式。而

到了荀子時期，則詩學被完整地併入到政治話語體系當中。

荀子認為，聖人（包括具有高尚品質的君王）具有絕對權威對社會進行立法，其所有的話語建構（也就是所謂的“偽”），從本質上講都是政治行為。因此詩樂身為這種話語構建的重要組成部份，其最張的目的也就是為政治的構建服務。

由此，孔子詩學觀開啟了後世人們用詩歌來陶冶個人情操，並以此表達臣下對君主的不滿的先河；孟子則開創“詩歌闡釋學”；

而荀子則在理論上突出了詩歌成為社會政治教化手段的功用。

綜合上述情況，我認為荀子的詩學觀並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一開始就立即形成的，而是經歷了必要的沿革，跟隨著社會變遷才產生的。它立足於儒家詩學觀點，發展於孟子觀點中，但與此二者相比，又有了突破，並且具有鮮明的獨特性。由此，荀子的詩學觀雖然具備烏托邦的一面，但對於文化建設，也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