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後期江南服飾風尚的嬗變

明代早期隨著朱元璋大力倡導“重農抑商”的思想，江南地區的蠶桑絲綢生產便得到了國家的維護及扶持，進至天順、成化年間江南社會逐漸得以復甦，上層階級也開始變得奢靡無度，服飾消費需求巨大，常常令江南各個織造府增造上千匹彩段。

因此從官府對江南額外增加的服飾質料需求中，便能看出此時江南的紡織業也很繁榮，這使得江南重商觀念興起，以至在嘉靖（1522——1566）前後江南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40］。同時因明代賦稅制度，要求農民繳納絲絹實物，沒有生產絲絹的地區都需要在江南絲絹產地購買絲絹繳納賦稅，進而打開了江南絲綢的銷售市場，使得江南成為了絲綢名都，改變著江南社會的服飾風尚。3。2。1服飾風尚由“簡約樸素”到“繁複奢華”明初絲綢質料屬於上等服飾品，品質優良的綾羅綢緞等多是貴者使用的面料，而平民百姓大多使用低階的絲織品和棉、麻布等極其樸素的衣料。

江南以蘇州絲織業為主的商品生產在成、弘以後日益發展和普及，隨後江南各地區無論城市還是村鎮“亦有精其業者，相沿成俗”，“羅綺紬緞”等高階絲織品逐漸被更多人使用，明中葉至清中期像木棉與麻布等日常衣料，人們已經不屑於使用，如道光《雙鳳裡志》的有記載冬天禦寒一定得用羔裘，見客一定要穿綢綾等上好面料，否則就不見。

其奢侈風氣的具體表現為，其一由追求低質量絲織品逐漸向高質量絲織品過渡，如江南是盛產羅的地區，人們也多用羅織物，史料記載“羅初尚暖羅、馬尾羅、綺羅，而水圍羅又下矣”［41］可以看出人們逐漸改用質量較好價格較高的優質羅織物，便宜的水圍羅便很少再有人用了；其二將平日其它材質的款式改換成絲綢質料，《虞書》亦記載：“以常熟生員襴衫所用面料來說，一向以煉熟苧布製成。

萬曆三十九年，許士柔進學，改用湖羅制衫。越十餘年，至崇禎時，則盡以湖羅制衫”。此時服飾風尚以由明初粗麻細布等樸質風格開始轉向以優質絲綢為尚的奢侈之風，如圖3-4為筆者在山東博物館展覽時拍攝，此件服飾實物是參照浙江嘉興王店明墓等明嘉靖、萬曆年間江南一帶出土的服飾實物進行復原的明中後期女性服飾裝扮。其頭戴鬏髻頭面，身穿襖和裙，腳上穿高底鞋，其使用的頭飾金光閃耀，服飾也是上好的纏枝蓮紋緞。

從江南明中後期出土的鞋子來看也多是用上好的緞料製成如圖3-5為明江南泰州地區出土的花鍛鳳頭鞋，為薑黃色花鍛，內底為素緞，外底為白色棉布，鞋尖上翹呈鳳首形，後有包跟，緞面為四合雲紋，鞋面為雜寶紋，因此總的來看明中後期的江南服飾顯得十分奢侈華貴。且這種以“奢”為尚的穿衣風氣有增無減，例如，在《金瓶梅詞話》第五十六回寫到西門慶的一個兄弟，十分窮困潦倒，西門慶見狀便給了他一些銀子，結果他拿到錢卻不是用於生活日常開銷，而是到街上給自己的妻子買了上好的絲綢衣料做成漂亮的衣服送給妻子，雖然比較貴，但是妻子也認為很划算，可見在當時的社會人們十分熱衷於對服飾時尚的追求，即使再窮穿衣打扮也不能落了俗套。

江南在明代是全國的絲織產業基地，豐富的物產資源環境為江南一帶的絲綢服飾風尚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使得江南奢侈之風盛行，早期儉約質樸的民風就漸漸的消失了。透過在上一節分析明初江南服飾樣式與官方規定的服飾形制略有不同，其服飾更加緊窄，衣服較短，但到了明中後期逐漸發生變化。

以江南地區的墓葬出土實物袍為例，如圖3-6，筆者將繪製的袍服袖部結構按照明初至明晚的時間順序排列，可以清晰的看出其服飾從明早期的窄瘦到晚明逐漸變寬變大的趨勢，衣袖也趨於平直。地方誌對服飾向寬大流行這一現象也有記載，蘇城，弘治時期，一些“粗俗官員”，“暴富子弟”穿一種內稱作“發裙”的服飾，其有“使外衣之張，儼如一傘”的效果，婦女衣服在弘治時也只遮蓋出裙腰，但正德年間，服飾也逐漸的變大，裙上的褶襉也變得更密，嘉靖年間有的衫長到了膝蓋以下，離地只有短短的5寸，但是袖子卻寬至一米三［42］。

馮夢龍《古今譚概》中記有蘇州進士曹大奎創制一種大袖袍，有人問他袖子為何需要如此大，曹大奎說到要用其裝天下的黎明百姓，被人笑稱，要是能裝天下的百姓，那如今的蘇州城到處都是曹大奎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江南社會普遍流行寬衣博袖。至明末嘉靖時期南直隸六合縣也是衣服帽子多寬大，婦女梳高發髻；再晚些時候，至崇禎年間（1628-1644），江南上海地區的服飾雖形式上保持著傳統風格，但整體也變得更加寬大，據《記事拾遺》記載：“時尚奢華，寬衣大袖，衣長四尺，袖長二尺，襪皆大統，鞋心淺面”其衣裳袖子都十分寬大，襪子也非常寬鬆。

可以看出明中後期至明晚以來江南一帶無論男女服飾衣裳、髮髻、鞋子等都向寬闊發展，風尚由簡入奢。人們在服飾穿著上對這種寬鬆、舒適的衣著追求，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江南繁榮的社會經濟和服飾審美趣味。因此與其說是人們穿著上的奢侈浪費，不如說是江南繁榮的經濟社會生活在服飾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