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圖》裡的煙火氣，小商販也是繁華的一部分

，地攤經濟就火了，城市裡的煙火氣回來了。說起中國古代城市裡的攤販及其帶來的熱鬧場面，還得追溯到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從坊市制轉為街市制，從農業城進化為商業城，北宋王朝的東京汴梁商業氣氛濃厚。

展開《清明上河圖》的畫面，“熱鬧”兩字迎面撲來。正如評論家吳寬所說：“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塵土撲面耳。”

張擇端的畫筆，描繪的是北宋末年徽宗時代汴梁郊區、城內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和自然風光。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開封，在汴河邊上。據統計，當時汴梁城人口有26萬戶，如果以每戶5個人計算，總共130萬人左右，再加上常年駐軍約有40萬，差不多有170萬人口。在當時，汴梁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

《清明上河圖》中的河市

在宋代之前，中國流行的是坊市制。坊是居住的區域，外部有坊牆封閉，坊與坊之間靠街道相連，構成了棋盤式的城市格局。市是商業區，不僅集中設定，而且定時啟閉。偌大的唐代長安城，只設置了西市和東市兩個商業區。因此，古人採購東西是件非常麻煩的事，經常需要多處奔波。在《木蘭辭》裡，花木蘭為了置辦齊參軍的裝備，甚至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汴河即是隋代大運河的通濟渠。唐安史之亂後，江南興盛，汴河成了運輸江南稅賦物資到長安、洛陽的重要航線。向北可入河北，向東北可入山東，向東南可入江淮，向南可入鄂湘，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宋代城市商業氛圍濃厚，還有個重要原因：宋太祖開國後重文輕武，放任土地兼併，允許甚至鼓勵官員經商，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官員利用專營制度，以公為名，行私之實，茶業、鹽業、木材業領域尤為嚴重。就連號稱“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宰相趙普，也廣佔土地興建邸店，成了大富翁。

上行下效，人人熱衷於發展商業，所以宋代的商業氣息空前濃厚。官府、官權富貴及平民百姓，爭相在汴河沿線黃金地段建造酒肆、邸店，開展形形色色的商業活動。

《清明上河圖》中的小攤

由於五代十國連年戰亂，東京汴梁的城建並不系統，城內甚至很難找到筆直的街道。加上拆遷阻力大，一直沒能形成長安城那樣的棋盤式格局，反倒是沿著汴河這條黃金水道周邊，會聚起大量的商業經營者，形成獨特的城市風景。

《清明上河圖》中所展示的河市，是圖中描繪最精彩的部分。河中船隻絡繹不絕，首尾相接，有的沿岸停泊緊張卸貨，有的逆流而上滿載貨物。船伕搖櫓撐篙，縴夫齊心拉縴；河邊商鋪林立，四方商賈、京城市民在此洽談宴飲作樂。

內城的業態就更豐富了。大街上有騎馬的，有領著駱駝隊出城的，兩邊有臨街做生意的。“香豐正店”是全畫裡最醒目的店面，酒店大門前面扎著縟麗的綵樓歡門，掛著綵球，這應該是當時城裡最豪華的酒店。

“民以食為天”是條亙古不變的真理。宋代筆記《東京夢華錄》裡提到，東京汴梁有100多家店鋪，其中酒店、飲食店佔了一半以上。高檔的酒店叫“正店”，有72家，“香豐正店”就是正店，擁有造酒和賣酒的資質。畫圖中還有眾多食品店。東京汴梁的食品店分北食、南食、川飯店三種，口味豐富。這些食品店裡有規模較大的，據《東京夢華錄》記載，得勝橋鄭家油餅店，“動二十餘爐”；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需要僱幾十名工人勞動。

不過，幹餐飲的還是小商小戶居多。在《清明上河圖》裡，除了“孫羊店”這樣有名有姓的大食品店，隨處可見的是那些沿街叫賣者。勤勞的他們，給生活在城裡的人提供了方便。

《清明上河圖》中的小攤

當時的人們廣告意識已經挺強。在圖畫中可以看到“王家紙馬店”“飲子”“香飲子”等各種市招。當然，多數業戶連市招都不需要，貨物往那一擺，就知道是賣弓箭、車具、木器、書畫、筆墨、水果的。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商業經營時間大大延長，興起了夜市與早市。《清明上河圖》中有多個店家使用了燈箱廣告，如“正店”“腳店”。燈箱類似於現在的霓虹燈，是店主人在夜間招徠顧客用的，遍佈的燈箱體現了北宋夜市的興盛。

宋徽宗年間，夜市尤盛。《東京夢華錄》記載：“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關於早市，《東京夢華錄》亦有描述：“諸門橋市井已開……酒店多點燈燭沽賣，每分不過二十文，並粥飯點心。亦間或有賣洗面水、煎點、湯、茶、藥者，直至天明。”

與現在一樣，滿街的商販，同樣考驗著北宋官府的城市管理智慧。

《清明上河圖》中所展示的豬肉攤

伴隨著臨街商鋪的產生，佔道經營的現象也日益突出，當時稱之為“侵街”。在圖畫中，各種違制侵街行為直接改變了街道面貌。沿街搭建的各種涼棚、擺放在街路上的桌椅等，把街道空間作為店鋪空間延伸，大大縮減了道路的寬度，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坊無廣巷，市不通騎”的現象，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

為此官府設立“街道司”，負責維護城市秩序，甚至會動用強制手段，拆除侵街的建築物。但是，在執法過程中，官府會考慮普通民眾的不易，柔性操作。

《清明上河圖》中所展示的正店和小攤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開封府申請強制拆除侵佔街道的民房，“上以勞擾不許”。元祐五年（1090年），範祖禹上書宋哲宗，建議對侵街的民房，“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

為規範攤販經營，宋政府還在街道兩旁測量距離，豎立“表木”，作為禁止“侵街”的紅線。紅線之內，允許設攤、開店，但不得侵出紅線之外。《清明上河圖》的虹橋兩頭，就樹立有四根“表木”，橋上兩邊，小商販開設的攤位，都在“表木”的連線之內，中間留出通行的過道。

這樣，既照顧了商販的生計，也不至於妨礙公共交通。

大眾報業·齊魯壹點記者張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