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中國人的人情和關係是怎樣運作的

有人說人情和關係是流淌於中國傳統社會中的血液，這話自然是頗有些道理的：人情世故、人之常情、人情冷暖、人情練達、順水人情，乃至打通關節、禮尚往來……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人情的國度，中國的傳統社會則是一個關係的社會——人情和關係相互交融，既貫穿於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之中，又滲透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這兩個概念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均具有多重而複雜的涵義，甚至可以這麼說，不瞭解人情和關係，就很難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準和倫理規範，就很難了解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價值觀念，當然也就很難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實質。反過來說，只有瞭解人情和關係，才能真正瞭解中國的社會，瞭解中國人的處世哲學和行事方式，進而瞭解中國人。可見人情和關係之於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意義，不妨說它們既是認識中國社會的一扇視窗，也是認識中國人的一條直捷的途徑。

以血緣關係為中心點向外延伸的人際關係

《從前的中國》是日本歷史學者竹內康浩的代表作，這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個體與家族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普及性作品——個體與家族，構成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礎單位；個人與社會，則由個體與家族擴充套件開來，構成一個人基本的人際關係網路和處世方式。竹內康浩為本書設定的主題是“古代中國人以何為重？又為此過著怎樣的生活？”他關注的即是古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竹內康浩圍繞古代中國人的家與家族展開討論，認為古代中國人是以“氣”為媒介，促成了他們獨特的生命觀與身體觀，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們的生存方式，並最終由此上升到國家制度的層面。

《從前的中國》

［日］竹內康浩 著

宋 剛 譯

新星出版社出版

正像竹內康浩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古代的人際關係，原本是以血緣宗法為中心，由裡向外逐漸延伸開來的。就像是一個圓圈，中心點是直系的親戚關係，往外延伸則是旁系的親戚關係，然後推及整個社會：朋友、鄰里、同鄉、同學……共同居住的家人之間，固然能夠依靠強有力的血緣紐帶連為一體，即便沒有血緣關係，家人之外的人們依然能夠透過各自不同的需求，結合為一個個利益聯合體。在古代中國人看來，血緣關係乃是以“氣”為支撐的，所謂“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指的即是家人之間雖然有著不同的身體，卻有著相同的“氣”，將自己與家和家族貫穿於一體，蘊含著異體同心的意味。而“孝”則是貫穿天、地、人，乃至驗證自我價值的重要道德標準，“孝”的延伸是“忠”，由“私”世界上升至“公”世界，以此為脈絡，最終通往統籌著個人、家庭與社會的君主制。

由此可見，“孝”與“忠”所營造出的不僅僅是人倫的和諧，同時也營造出了社會的和諧。這種社會構造體現出一種尊卑有序、上下有別的秩序——家是家族關係的基礎，家族是社會關係的基礎，社會是君主制的基礎，最終形成的則是一個大一統的、和睦有序的、安全穩妥的世界——中國古代各式各樣的生活習慣、價值觀念、乃至法律制度，其實無不依賴這些“天地自然法則”為前提才得以成立。而竹內康浩也只是提供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故事，講述古代中國人普遍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卻並不輕易地肯定或否定歷史中的觀念。竹內康浩認為，這樣對於重新思考並討論人類存在的意義以及社會的理想狀態更有客觀的價值。

人情與關係是中國特殊社會結構和權力建構的一部分

同樣是研究中國人的人際關係與人情往來，華裔美籍學者楊美惠的《禮物、關係學與國家》一書，則將自己關注的重點聚焦在當代中國人身上，更多地是以局外人的眼光來描述當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的運作，並把關係學的倫理和邏輯系統放在更廣的歷史和社會經濟的背景和聯絡之中來觀察。

《禮物、關係學與國家》

［美］楊美惠 著

趙旭東 孫 珉 譯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楊美惠的語境中，“關係”一詞的涵義是指客體、權力和個人之間的“一種關係”，它不僅可以用於人際關係，同時也有“社會聯絡”的意思，這種雙向關係建立在潛在的互惠互利的基礎之上。“關係學”一詞則涉及禮品、贈品和宴請的交換，個人關係和相互依賴的網路的培養，以及義務和負債的產生。人情關係和關係學不是憑空出現在當代中國社會的，早在兩千年多前的漢朝，《禮記》中就已經有了“人情”這個詞彙，其中包涵著建立在父子關係、家屬和親屬關係，以及朋友關係之上的自然的人類感受和情感，而這些感情和感受經過人的思考，即成為“禮”的來源。現代以降，雖然從外部引入的現代化勢力摧毀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某些方面，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利用和強化了其他方面，表現在人際關係與人情往來上，我們依然不難嗅出其中有著熟悉的傳統味道。

在當代中國，人情展現了關係學的另外一面。首先，它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人的社會關係和互動，實為感情所激發；其次，人情是相互的，它是一個人為人處世的適當方式；另外，人情建立在情感聯絡或者義務和感激觀念的基礎之上。所謂“欠人情”“託人情”“做人情”云云，其實均源於儒家對於“禮”或者“禮儀”的強調。“禮”的豐富性，既包含著社會禮儀，也有倫理和禮節之意，同時又表達出人際關係和社會交換的實際需要。當代中國的人情話語即是從古代中國的人情話語中轉化而來的，儘管它保留了傳統倫理的諸多原則，卻也呈現出許多新的變化，乃至滲透到政治和經濟的層面，成為一種將功利性的動機與根植於儒家傳統的倫理結合起來的複雜的文化現象。

要而言之，人情與關係在中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基，可以說是中國特殊社會結構和權力建構的一部分——人情表現為一種人際交往，得失與取捨可以透過不同的感情、義務和適當的社會紐帶來實現；關係學則以人情為基礎，擴大和重建了人情話語。以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兩個重要的概念，當人情與關係結合在一起時，它們就為本來具有工具性的人際交往增添了某種感情的色彩。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是人緣、人情和人倫的三位一體

如果說竹內康浩和楊美惠均是以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人的人際關係和人情往來，那麼，翟學偉教授則是以本土研究者的身份關注這一話題，而他的《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一書，既對如何認識中國人的關係與權力進行了深入獨到的探索，同時也在一些學理問題上同西方社會科學之間構成對話。

《人情、面子與權力的再生產》

翟學偉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開宗明義，翟教授首先指出，中國社會運作的核心概念就是“關係”，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人情、面子與權力運作等。“關係作為一個概念，不單是中外社會學家看到的研究中國社會的重要工具，還是普通中國人自己再明白不過的生活常識；同樣，關係也不是哪個社會學家的重大發現，而是每一箇中國人都心知肚明的行事原則。”翟教授同樣也是在歷史中尋找中國人情社會的根源，指出中國傳統的國家形態建立在血緣宗法的關係上，進而被建構成一個以父系血緣為原則、將同姓同氏的人們連結成一個受宗法原則絕對影響的共同體社會。宗法制雖然早在春秋時期已趨於解體，但作為一種思維模式和日常社會的構成方式，卻在儒家思想和話語的實踐中一直延續下來，而它的政治功能也逐漸轉化為社會功能，並經歷了一個由神聖化到世俗化的轉化過程。

中國傳統的家庭形態原本是建立在農耕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其特點是經濟上的自給自足、落後的生產工具和土地不能移動所導致的人們對人口、勞動力及和睦相助的重視，這種家庭形態恰是中國式人際關係濫觴的重要根源。而傳統中國人的關係圈則建立在天然的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之上，然後再延伸出其他的關係。翟學偉認為，中國人人際關係的模式是人緣、人情和人倫所構成的三位一體，其中，人情是核心，表現了傳統中國人以血緣為基本的心理和行為樣式；人倫是這一樣式的規範化和制度化；人緣是對這一樣式的解釋——正是它們，共同構築了一個集價值、心理和規範為一體的完整的人際關係網路。

翟學偉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面子——雖然它與“臉”的字面含義非常接近，但二者之間仍然有著微妙的區別：臉與個體的行為關係較大，它體現出的是人自身的形象或表現；面子則與社會互動的關係較大，它體現出的是互動雙方所處的關係狀況。人情和麵子的社會心理機制就在於維繫人際關係中的平衡模式，而其內在的緊張性則反映出儒家的價值文化與中國的現實文化之間的巨大反差，儒家價值文化的初衷是想塑造一種理想人格，但其實際效果卻往往造就了許多偽君子——正因為他們既不為臉的規範所囿，也沒有面子上的顧慮，反而最有可能選擇越軌行為來獲得面子上的成功。

作者：慧遠

編輯：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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